刘欣欣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93)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杜威民主思想的现实建构

刘欣欣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93)

杜威所提倡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使政治民主扩展至广大的生活领域，民主的旨趣在于源于生活，又为了生活，使普通民众拥有参与民主的意识和实践，使日常生活充满民主的气息。通过理智能力和合作能力为民主的旨趣构筑了可能性的基础，并依靠属于经验、通过经验、为了经验的新式民主教育为这种旨趣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

杜威;民主思想;生活方式;民主教育

杜威的民主思想富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和实践色彩，这也是他的民主思想不同于当代其他哲学家思想的特色所在。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并不是仅仅囿于政治领域的表面性民主，它拓展了民主的适用领域，使民主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将民主根植于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渗透于公众的生活习惯之中。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民主，蕴涵着参与性和流动性的特质。这两种特质使得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不断适应生活的变化，并以更民主更美好的生活为旨归。

一、民主的一个中心旨趣:源于生活，为了生活

作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杜威的政治哲学尤其是民主思想带有鲜明的生活色彩和实践意涵。在杜威看来，民主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专用术语，也不是国家政府的政治机密。它就存在于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渗透于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之中。它不高高在上，难以企及，也不玄妙深奥，无法理解。它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在每个人的参与行动中，在每个人的信仰中。这一点，从杜威对传统民主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和释义上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一)源于政治，为了政治的民主

民主一直以来都作为强势的政治话语出现，各种政治主张和政府组织形式都纷纷贴上“民主”的标签，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种源于政治，为了政治的民主，在杜威看来，可以冠之以“表面性的民主”。表面性的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一种管理政府的方法，以及通过普选和被选出的职员来立法和处理政府行政的方法。通过普选组建的民主政府以公众的利益为旨归，废除了为一己、一家庭、一地区谋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想法，使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必须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征询每人的意见，使每人本身成为权威过程和社会支配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每人的需要与欲望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使其在社会政策的决定上起着作用。”［1］15－16民主政府根据民意制定政策、行使职权。这种政治民主较之于独裁统治、集权专制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政治民主为避免历史上依靠暴力或依靠世袭等特权来取得统治权的做法提供了一种规避途径;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努力避免少数人利用政治权力以攫取私利的做法，从而使公众的利益和福祉成为可能。

但是，杜威认为“一个奠定在普遍选举权基础上的民主政府，除非选举并遵从政府之人都受过教育，否则这种政府是不能成功的”。也就是说，如果民众没有民主的信仰，没有政治参与意识，没有参与政治的素质和能力，那么这种所谓的“民主”就是虚假的民主，通过这种民主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随时都有可能偏离真正民主的轨道，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剥削和压制人民的工具。所以，这种表面性的民主如果不加以有效的培育和规范，则民主的本意就会荡然无存，甚至会沦为专制和暴政的保护伞。而且，尽管作为政治形式的民主形成了一整套蕴涵着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因素的政府运作模式，是“我们所曾发现的实现以民主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目的的有效手段”［1］37。为提高政治生活的民主程度和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源于政治、为了政治的民主只是调节社会生活的手段，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和最后的价值。这种民主只是囿于政治的范围之内，而真正民主的最后目的则应在人类关系与人格发展的广大领域之中。

(二)源于生活，为了生活的民主

杜威立足于对美国民主的现实性批判和反思，追根于传统民主的理论成果和观点，对民主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剖析。杜威认为，“民主较之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一种管理政府的方法，以及通过普选和被选出的职员来立法和处理政府行政的方法要宽广得多”［1］37。民主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统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源于生活、为了生活的内在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更为深刻性的民主“即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和分享经验的方式”［2］80。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强调每个社会成员的参与，要求社会成员应自由自觉地参与社会生活，为形成和确定人们的共同生活的价值作出贡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可以称为参与性民主。如果社会成员不能充分自由参与社会生活，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自己的建议，公共利益就会被少数人占取，对于其他多数人来说，其个人价值将无法得到实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关键，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这样表达出来:在形成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每一个成熟的人的参与，从一般的社会福利的观点看来和个人的充分发展的观点看来，这都是必要的。”［1］37之所以强调这种参与，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不管一个人怎样愚蠢，有一件事他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就是鞋子在什么地方夹痛自己的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这种参与不仅是对社会价值的贡献，更是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和满足。

参与并不需要特定的资格，也不需要复杂的形式和程序，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民主也无须囿于特定的领域，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邻居们可以在街头巷尾自由谈论当天的那些未经审查的新闻，以及亲朋好友聚于一堂，彼此能自由的相互交谈。”在杜威看来，这种普通但又自由的生活就是民主的核心和最终保证。民主渗透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人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行为习惯就折射着民主的精神。通过这种民主参与，个体间互相尊重、互相宽容、授受关系和总结经验等，群策群力、共同构筑美好的生活，这是积极参与的硕果，也是源于生活，为了生活的民主的题中之义。

这种源于生活，为了生活的民主不仅是参与性民主，也是流动性民主。之所以具有流动性，是因为民主不是现成的遗产可以直接继承，“关于民主主义的观念，我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民主主义看成某种固定的东西，看成在观念上和外部表现上都是固定的东西”［1］36。历史在不断演化，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更新，人们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民主也处于流动变化状态，随时随地随人而有不同的内涵，正如杜威所说“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1］26。可见，杜威以发展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认识到民主的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的践行不是一劳永逸的。杜威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既是对传统民主的发展，也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行为证明了这种流动性的民主。

参与性和流动性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的两种特质，彰显和诠释了民主的中心旨趣，使民主不再囿于固定的领域，不再限于特定的形式，民主源于自由包容的生活，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由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铸就，由每个人的自由表达展现，使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也正是在这种自由、友爱和受尊重的社会环境中，民主的实质和价值得以彰显，人们的生活也得以陶冶和升华。

二、民主的两种能力:理智能力，合作能力

民主之所以能够源于生活，源于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因为人们有塑造这种民主生活的能力。“民主的基础是信仰人性所具有的才能，信仰人类的理智和信仰合伙和合作的力量”［1］38，或者可以说，正是人类具有理智能力和合作能力，才为民主旨趣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理智能力是人们进行独立思考和理性选择的基础，而合作能力是人们进行摈除偏私和集中智慧的前提，这两个能力使个体的价值得到尊重，也使社会价值得以实现，达到了个体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

(一)民主的理智基础——理智能力

在专制和独裁的社会里，统治者们认为治理社会的才智只有统治集团才有，因此他们天生适合控制他人，替他人拟定原则和规程，并主导着实施这些原则规程的方式。比如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辩护的理由就是，奴隶生来就比常人低劣，而且他们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性质:他们没有理性，他们不能统治自己而必须由他们的主人来统治。他们是工具，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罢了。按照这种等级观念，普通的大众便被认为是愚蠢的至少是不够睿智的，并不具有为自己做正确决定的能力，而需要具有才智的统治者来为他们做决定，对于社会事务，他们只需要被动接受，不必主动参与。但在杜威看来，即使普通民众并不具有超凡的才华，但在关于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心声。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需要，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别人的切身感受，如果忽视对人类理智能力的普遍信仰，即使存在民主参与，也只不过是机械性动作罢了。况且，每个成员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的环境中，社会事务中所需要的各种原则和规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所以每个正常的成员都有自己作判断和选择的权利。

承认每个人都具有理智能力且能够在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智水平。杜威也表示“我们所谓理智的东西在数量上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是民主的信念是:这种理智是足够普遍的，因而每个人都是有所贡献的，至于其价值的大小则只有在它参与了为所有人的贡献所构成的最后的理智总汇之中时才能估计得出来”［1］40。理智能力只有量上的区别，而没有地位上的不同。理智能力不是由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职业分工决定的，而是依靠实际贡献的大小衡量的。既然每个人都具有理智能力，在与自身有关的事情上，他们也最有发言权，所以说，每个人不论其智商高低、能力大小，都有权利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有权利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社会条件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他的境况和命运。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正确地发挥自己的理智潜能，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参与与选择、自由交流和讨论的时候，民主才有了最为牢固的基础和保障，才可能真正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3］。唯有尊重每个人的判断和选择，才能彰显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之本义，也才能实现人类关系和人格发展这一最终目的。

(二)民主的集体保障——合作能力

相信每个人都具有参与社会事务的理智能力，都能对社会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因此，每个人的建议和观点都应该得到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判断和选择都是正确的，都应该被满足和采用。一方面，纯粹从个人的角度，由于每个人在能力、利益和社会身份等方面的限制，看问题可能有失偏颇。另一方面，真正的个人并非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其身处的特殊的社会与文化相互影响，与其他的社会个人相互关联。“个人不是独立于其他事物的，自我封闭的，而是以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同其他行为方式相互关联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任何个人都是一种联合。……当我们倾向于把人看做独特的个人时，他实际上是由同他人的关系所左右、所规定的;他所做的、他的行为结果，以及他的经验构成都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下被描述和被理解。”［4］也就是说，个体并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联合行为、集体生活乃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个人”本身就是由各种团体性的因素内在塑造而成，在考虑社会事务时，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理智判断，还可以依靠他人的经验选择，依靠集体的共同智慧。如果每个人都不仅重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也重视社会中其他成员的看法和感受，考虑问题时不仅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也从他所在团体的集体利益出发，那么，依照公意而作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种基于对他人和集体利益考虑的合作能力，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提供了集体的保障，也为每个人的理智思考能够汇聚成更大的集体智慧，从而为增进个人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在杜威看来，人类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不一定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的生活。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共同生活应该是社会成员互相交往、彼此沟通、互相合作的。只有当社会成员珍视集体的共同经验、依靠集体智慧解决问题、分担责任和共享成果，自觉地形成一些共同的理想目标和价值标准时，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因此，杜威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理想，不仅强调对个人理智、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的依赖，也强调对集体的合作性经验、对集体智慧的信赖。

三、民主的最重要工具:新式的民主教育

人类对理智能力和合作能力的信仰只是为实现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提供了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正如杜威所说:“(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在多条战线上进行着:政治的、经济的、国际的、教育的、科学与文艺的、宗教的战线。”［5］但是，在诸条战线中，杜威认为最主要的战线是教育战线。教育是纠正社会弊病和改善现实问题最有效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方式，它能克服政治、宗教等方法难以克服的社会阻力。“民主主义和教育有相互的关系，因为不但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教育的原则，而且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位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珍视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1］17“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民主社会则拥有许多渠道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传递出去，因而必须注重其社会成员的教育问题，强调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2］81教育是实现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最重要的工具，是挖掘理智能力与培养合作能力最首要的手段。

杜威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关于儿童的教育，之所以将儿童视为最重要的教育对象，是因为儿童处于一种未成熟状态，在具有依赖性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是一种获得习惯或发展一定倾向的能力，是一种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教育作为培育和发展这些能力的手段，对于儿童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将决定未来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儿童不仅决定他们自身的未来，也决定着社会自己的未来。“因此，那个未来时代的社会的性质，基本上将取决于之前的儿童活动以及对这种活动的指导。”［2］59教育作为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工具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传统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来自上面和外部的灌输。它向正缓慢成长、趋向成熟的儿童灌输成年人世界的规范、教材和方法。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以至于这些教材、方法和规范完全超出了儿童现有的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验。因此，传统学校需要对儿童进行灌输。即使有些教师设法掩盖这种强迫性，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学校的灌输性质。”［2］277－278传统教育将儿童视为被动的客体，忽视了儿童本身的特点、意愿和选择，这种教育不能为积极公民和参与性民主提供裨益，只能训练出暴君和顺民。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所需要的教育，“反对自上而下的灌输，主张保护和发展个性;反对外在训育，主张自由活动;反对从课本和教师学习，主张从经验学习;反对通过训练获得孤立技能和技术，主张运用这些技能、技术来作为达到所积极追求的目的的手段;反对或多或少地为遥远的未来作准备，主张教育要指向现在、改善现在;反对静止的目的和教材，主张面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2］278。可见，儿童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主体，他们有自己的需要、特点和性格，作为教育者，应该根据儿童的天性和特点展开教育，通过儿童自身的自由活动和成长经历，细心加以引导和教育。通过自由民主气息的不断熏染，不断强化民主的意识和增强参与能力，最终使民主的行为方式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习惯。为未来社会培养积极公民和实现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奠定了坚实基石。

杜威所提倡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使民主不仅仅是一个强势的政治话语，而且也是一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表现。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承认和依靠公众所具有的理智能力和合作能力，个体不仅可以独自作出判断和选择，也拥有联合和集群的倾向，依靠集体的智慧，依据公意安排社会事务，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而这种理智能力和合作能力，又通过新式民主教育这一最重要的工具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当然要使杜威所倡导的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转化为现实，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长时间的奋斗，杜威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做了巨大贡献。虽然现实与这种美好的构想距离还很遥远，但对于我们领略民主别样的蕴涵，加深对民主精神的理解，革新传统的落后教育方式，提高自身的民主意识，培育具有参与精神的积极公民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杜威.经验·民主·教育［M］.彭正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郑国玉.民主思想家——杜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8.

［4］Jone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The Later Works.Vol.2.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1988:352－353.

［5］杜威.自由与文化［M］.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1.

［责任编辑:那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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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0

刘欣欣(1987－)，女，山东临沂人，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