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宏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伊莉莎白·盖斯凯尔(1810－1865)与其女前辈简·奥斯汀不同，她没有把目光局限于狭窄的起居室、舞会、茶会和社交圈子，而是更多地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时代的剧烈变化，把目光投注到历史和社会激流之中。她创作的工业小说《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描绘了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阶级冲突问题，曾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不过，在很长时期内，她却被视为二流作家。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评论的兴起，有人开始聚焦盖氏作品中所包含的女性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内容，“然而在雷蒙·威廉姆斯等批评家眼中，她被说成是在拼凑问题，并采取了一种个人的、浪漫主义的态度来解决她所面对的种种问题。”［1］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盖氏作品的大量重版及多卷本盖氏书信集的问世，出现了盖氏研究热潮。珍妮·乌格罗(Jenny Uglow)为盖氏撰写了一部极有价值的传记，简·斯宾塞(Jane Spencer)和凯特·弗林特(Kate Flint)先后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盖氏研究专著。2007年，《剑桥文学导读·盖斯凯尔卷》出版，其主编希瑟·格伦(Heather Glen)认为，盖氏的工业小说在今天读来已呈现出许多过去被忽略的新意。近年来，我国的盖氏研究也开始有所突破，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观来解读盖氏作品，而开始重视其社会理论、女性意识、宗教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但研究成果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盖氏笔下人物形象，探讨盖氏对女性与慈善关系的认识，为解读盖氏小说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一、19世纪英国女性与慈善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催生了机器生产和现代工厂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社会明显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直接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上。本来，自人类进入文明之后，贫和富的差别就一直存在。但贫富悬殊从来不象工业化开始后那么鲜明;工业革命产生难以置信的财富，同时却造成更大的贫困。”［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赈济穷人，缓解无产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就会导致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因此，慈善事业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慈善话题开始充斥维多利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的小说、慈善团体报告、议会文件、报纸、宣传册、儿童杂志、访问指南、书信日志、传记、布道辞等，都有关于访贫问穷的情景描述。

根据英国的传统，妇女是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者。早在中世纪，贵族妇女就有探视、赈济庄园和教区内的穷人，以及为贫苦孩子当监护人等义务，被称为“慈善贵妇”(Lady Bountiful)。后来，由于模仿贵族妇女符合英国社会向上看齐的风气，中等阶级妇女也纷纷参加慈善活动，并以此为荣。是否参加这项活动，一时间甚至成为衡量她的身份地位的标准。人们普遍认为，妇女较为适合从事慈善工作，因为她们天生富有同情心，能理解待救助者的需要。同时，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倡导“女人的位置在家庭”，女性是“房间里的天使”，照顾他人是女性的主要职责，女性的慈善工作一般被视为她们对家庭义务的自然延伸。

19世纪女性的慈善活动主要包括探访穷人，分发救济物品，给他们阅读圣经，指导和劝告他们皈依宗教，动员他们的孩子上主日学校，组织母亲会议和缝纫俱乐部等。此外，女慈善家们还经常到监狱参观，向女犯人提供衣物和宗教书籍。有时，她们还组织募捐和义卖活动，把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作为义卖品。一些热心的女士甚至把她们写小册子、诗歌和小说等获得的稿酬捐助给慈善机构。在公众的支持下，女性慈善团体迅速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参加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的中等阶级妇女人数，无法作出精确统计，因为她们不拿报酬，所以开支记录本上没有她们的名字。现在看到的一些数字都是粗略和局部的。但即使如此，数量还是相当大的。1835年，伦敦的‘公理会基督教导会’派了两千名女志愿人员，每月两次去探访四万多户穷人。伦敦主教于1843年帮助创办的‘首都探视和救济协会’，一年之内就吸收了一千名女探视者，到1873年，人数已增至二千二百多名。L·M·哈伯德(L．M．Hubbard)在1893年估计，中等阶级女志愿工作人员有八万四千名之多……中等阶级妇女的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3］

事实上，慈善事业是19世纪英国中上阶层妇女所被允许从事的唯一“职业”。通过参加慈善活动，中等阶级妇女将自己的寄生生活部分地变为有益于社会的服务，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理财能力，增进了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产生了参与政治的兴趣和自信心。在救助穷人的过程中，她们开始努力纠正社会弊病，把政府机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司法体系、贫民教育、贫困问题、社会公益、医疗卫生等五花八门的问题，都纳入到她们考虑的范围之中，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例如，她们所提出的有关改善济贫院管理模式和改革监狱制度等的若干意见都得到了政府的采纳。慈善活动就像一把钥匙，为中等阶级妇女打开了迄今为止对她们紧闭的公共领域的大门。在为数众多的女慈善者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出现了第一位女济贫委员。

以慈善的名义，不少中等阶级女性提起了手中的笔，书写劝人为善的故事，并把她们的稿酬捐助给慈善机构。于是，慈善实践又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造就了一批女作家，使她们和自己的作品一起走进公共领域，产生一定的社会政治影响。伊莉莎白·盖斯凯尔就是其中之一。她把慈善事业与写作事业相结合，旨在推动社会改革。而一项事业的成功往往可以把人引向另一项事业的成功。女性可以为了关注慈善事业而写作，也可以在写作获得成功后，利用她们的社会声望在慈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号召力。当然，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女性观念受到挑战。

二、盖氏小说中的女性与慈善

在其创作的工业小说《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中，盖斯凯尔尤为突出地表现了女性与慈善的重要关系。她不断宣扬女性的无私、宽容和博爱，以阶级冲突为背景，赋予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极其重要的阶级调和作用。

在《玛丽·巴顿》中，亨特夫人虽然只是个很不起眼的人物，但盖氏却把她作为一个没有慈善之心的中等阶级女性代表，来说明约翰·巴顿和其他工人阶级对雇主抱有怨恨的原因。当约翰·巴顿生病的儿子吃不到一口有营养的东西而奄奄一息时，身无分文的巴顿徘徊在繁华的大街上:

“他站在一个陈列着许多丰盛的食品的橱窗前面，——一块块的鹿脯，一盘盘的果子冻，还有各种著名的干奶酪，——叫一般过路人看了都馋涎欲滴。亨特太太正从这家店里走出来!她穿过街头，伙计捧着她为了宴会买的一包包食物跟在后面，把她送上马车。车门很快地关上，车子便疾驰而去。巴顿心中满怀着怨愤回到家里，他的儿子却早巳断了气。”［4］

这里，饿死的孩子与店铺橱窗里丰盛的食品以及亨特夫人的奢侈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工厂主的妻子，亨特夫人享有工人所没有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她的奢华和对穷人的漠不关心造成的结果是，约翰深信他的儿子并非因为社会上食品短缺，而是因为亨特夫人之类的人只顾寻欢作乐，不管穷邻居的死活。于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卡尔逊夫人也与亨特夫人一样，成为道德和良心缺失的典型。她原本是一位工厂女工，后来由于她那雄心勃勃的丈夫突然暴富，她才摇身一变，成为“无所事事的女士”，成为家里的主要摆设和消费者，彻底摆脱了在工厂劳作的命运。不过，她从前的经历却并未使她对工人阶级抱以更多的同情。她住在郊外的别墅里，拥有豪华的房屋、家具和众多的仆人，整日锦衣玉食。她只知道抱怨鲑鱼的价格上涨，却不关心工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根本没有意识到中等阶级妇女应该承担的慈善义务。

与亨特夫人和卡尔逊夫人相对照的是小说中的下层女性人物。她们虽然贫穷，却能在危难时刻，主动对身边的人伸手相助。例如，爱丽思·威尔逊总是牺牲自己，尽力照顾患病的邻居;玛丽多次看望绝境中的戴文保一家，并与爱丽思轮流照看威尔逊太太。虽然自己饥肠辘辘，玛丽却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食物给了街上可怜的小乞丐;玛格丽脱·李把自己辛苦卖唱的钱借给玛丽，帮她为心上人杰姆打官司洗刷罪名;戴文保太太也主动陪伴和安慰丧夫的威尔逊太太;船夫史笃吉司的妻子把病倒在路边的素不相识的玛丽带回家，精心照顾……这些妇女，连同守护在垂死的戴文保身边的威尔逊和巴顿，都表现出对他人的怜悯和关爱，难怪一提起富人约翰·巴顿就咬牙切齿道:

“要是我生了病，他们会来服侍我吗?要是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就象我们可怜的汤姆，苍白的嘴唇瑟瑟地抖，只因我没法给他好一些的东西吃)，财主们会带了药酒、肉汁，来救他的小性命吗?要是工厂生意不好，我一连几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冬天来了，冻着寒霜，刮着大风，火炉里没有煤块，床上没有铺盖，几件破衣服包不住一把瘦骨头，如果他们的宗教不是骗人，财主们不应当把他们堆积在那里的东西分一些给我吗?要是我立刻就要断气，玛丽(上帝保佑她!)焦急得走投无路，我知道她一准是那样……会不会有一位财主太太走来，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去暂且住下，等她精神恢复以后，再出去找事做，寻饭吃呢?不会的。我告诉你，穷人，只有穷人，才会帮穷人的忙。”［4］

约翰所要求的似乎只是让富人送点汤、煤和衣物等基本生活必需品，说点安慰的话，照顾贫病无助的妇女和儿童，这些都是19世纪女性慈善者常做的事情。虽然他恨资本家对他的剥削，但如果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能对他行点善，他也会减少几分怨气。可是，亨特夫人和卡尔逊夫人竟完全不理会这些。小说中富于同情心的中等阶级妇女的缺场后来就成为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被为富不仁者激怒的约翰最终用谋杀方式对富人实施了报复。由此可见，小说作者强调的是，中等阶级女性的慈善行为是缓解和消除穷人痛苦和敌意的良方。

与《玛丽·巴顿》不同，《南方与北方》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中等阶级女性慈善者——玛格丽特·黑尔。她是位生长于英国南部乡村的牧师之女，根据乡村传统的封建家长庇护制，她把乐善好施和访病问穷看作自己应尽的职责。在随父母迁居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后，虽然她家的经济情况日益窘迫，她却仍然坚持帮助穷人。她在结识了年青的工厂主桑顿的同时，也结识了桑顿工厂里的女工贝西·希金斯及其父亲尼古拉斯·希金斯，还有他们的邻居约翰·鲍彻。贝西因为在棉纺厂恶劣的劳动环境下，吸入大量的棉絮粉尘，与很多工友一样，得了严重的肺病。玛格丽特经常去她家看望她，听她倾诉不平，为她读《圣经》，保证在她死后照顾她妹妹玛丽并阻止她父亲酗酒，为贝西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帮助。她还与其父尼古拉斯对话，竭力劝说已经成为工会领袖的尼古拉斯放弃与工厂主的强硬对抗，转向和平谈判。在工人罢工后，听说鲍彻羸弱的妻子和6个幼子饥饿难耐，她悄悄对贝西说:“让我把我可以省下的钱全拿来给你，——让我还拿点吃食来交给你，给那个可怜人的孩子吃。别让他们知道是从什么别人那儿来的，就说是你父亲给的。因为东西也不会很多。”［5］随后，她就把自己钱包里所有的一点钱交给了贝西，后来又送去了一篮子食物。贝西死后，她遵照自己的诺言，把悲痛欲绝的尼古拉斯带回家照顾，为玛丽找了份当女佣的差事。鲍彻自杀后，玛格丽特则又去帮助照顾鲍彻垂死的妻子。

“不过，玛格丽特并不是个简单的城市‘慈善贵妇’。她在与希金斯一家人的交往中，很快发现，对于城市工人阶级而言，封建家长庇护制度既不恰当也没有效果。作为一个访问者，她不能简单地分发救济品并使对方顺从，而必须促进彼此的理解，甚至调解‘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积怨以阻止双方的暴力行为，而这些都是南方乡村生活中所无法想象的事情。作为乡下牧师的女儿，她对穷人总是抱有同情和关心，因此她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展开了与其在北方工业城市面对的新型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慈善活动。通过学做一个模范的女性访问者，玛格丽特终于设法在以金钱关系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发挥了传统上‘慈善贵妇’所扮演的社会调解角色。”［6］玛格丽特一方面通过访问工人阶级家庭，了解工人的疾苦，用自己的慈善言行去缓解他们的愤怒情绪;另一方面，她又不断向工厂主桑顿传达工人的意见，要求他与工人以诚相见，互相沟通，以达成共识。在工人骚动时，她对桑顿说:“把你的工人看作人那样对他们讲话。对他们亲切地讲。不要让兵士们前来干预，把逼得发疯的可怜人砍倒。”［5］接着，她和桑顿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试图说服工人不要采取暴力行动。最后，她还挺身挡住了扔向桑顿的石头。在她的感召下，桑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甚至与尼古拉斯化干戈为玉帛，结为朋友，共同抚养鲍彻留下的孤儿，并在工厂办起了工人食堂，与工人一起进餐。玛格丽特实际充当了劳资之间的“传声筒”，架起了沟通劳资双方的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玛格丽特的行为都是出于她自己的主张。她访问希金斯一家时，并没有像“慈善贵妇”那样，以土地贵族或教会使者的身份出现，或像当时盛行的那样以某些慈善社团使者的身份出现。“虽然一些19世纪中等阶级妇女确实和玛格丽特一样，出于自己的主张去访问穷人，但是盖氏让玛格丽特这么做有着极其重要的含义，即宣布妇女在社会领域的独立参与活动。妇女并非只能辅助职业男性开展社会活动，而是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代替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6］事实上，玛格丽特在不经意之间已经走出了私人的家庭领域，进入了公共的社会领域，干预起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特别是她最后意外获得一大笔财产的继承权之后，她没有采取常见的方式把自己的钱用于慈善事业，比如给工人分发食品等，而是决定，把自己闲置的资金投入到濒临破产的桑顿家工厂。这样，她不仅可以挽救困境中的工厂主和险遭失业的工人，还可以获得工厂的利润分红。她由此变成了一个资本家，但她这个资本家却特别仁慈，简直是世上少有的工业天使。她将与桑顿携手，力图以新的管理模式证明，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矛盾，个人的慈善思想可以与资本主义经营实践及伦理相平衡。小说作者似乎要告诉读者，男女应该联合起来采取行动，把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相结合，推进工业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

三、盖氏与慈善

伊莉莎白·盖斯凯尔1810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等阶级唯一神教家庭，自幼丧母，由姨妈和舅舅们帮助抚养长大。由于亲戚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为医生、律师、银行家和商人，经济条件较好，她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1832年，她与曼切斯特的唯一神教牧师威廉·盖斯凯尔结为夫妻，离开了她生长的柴郡乡村小镇纳茨福德，来到了工业城市曼切斯特定居。在那里，她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以及宪章运动的发展过程。

作为牧师的妻子，她参加了很多慈善活动。根据她的书信记载可以得知，她曾为贫民学校义务教学，为挽救堕落女性奔跑，为救济穷人募集救助基金和物品，还常常去穷人家探视慰问，分发食品和衣物，甚至在家门口施粥给排队乞讨者。她在1848年首版的《玛丽·巴顿》序言中写道:“我素来对那些焦心积虑的人们，感到一种深厚的同情:他们好象命中注定要一生一世在生活中挣扎，时而就业，时而失业;受尽环境的颠簸，比另外一些人显然经历着更大的痛苦。由于我有时向他们表示出一些同情心，有时对我所熟识的那些劳动人民所吐露的感慨又花了些工夫去倾听，他们之中有一两个比较有思想的便把他们心底里的话完全向我诉说，我于是知道了他们对—般富豪们是如何的怨愤气恼:富豪们似乎在欢度着的那种安定的生活，好象使劳动人民那种因打彩票式的命运而产生的苦痛更显得尖锐了。他们激烈指责那些有钱人——尤其是一班靠他们发了财的大老板们——对他们漠不关心。”［4］

据说，盖氏是在访问过一个贫民小屋之后，才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写下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巴顿》。她在小说序言中写道:“我越是想，越是深切感到:这些有苦说不出的人们所身受的阵阵痛苦，他们历尽颠沛可是得不到那些享乐者同情的痛苦，哪怕完全出于误会，我也一定要让他们倾吐一下才是。这些象潮水一般去去复来的苦难，摧残着我们工业城市中工人们的心灵，可是除了受难者自己外，却丝毫得不到别人的注意。怎么说，这也得是一种错误，因为它所造成的后果使各方面都接受痛苦，因此，一切的公家法令、私人善举，甚至一点一滴的捐献，都应当迅速付诸实施，使那些工人们可以赶快解除这不幸的误会。”［4］显然，盖氏是抱着慈善目的而写作的。她试图作为工人的辩护者，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劳苦大众代言，向她的中上阶级读者呈现他们的痛苦，希望中上阶层读者能受到触动，能对穷人多做善举，进而推进社会改革。她在1848年写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不禁要想象，我的故事要旨将会在当前劳动大众正在为获取他们认为的正当权利而斗争的形势下，引起怎样的关注。”［7］如同那些变成了社会改革者的女慈善家一样，盖氏把自己的创作当作了女性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激发人们关注并革除社会弊病。

如果说《玛丽·巴顿》是盖氏完全为穷人发出的呐喊，那么《南方与北方》则更多地从劳资双方的立场出发，试图寻求和解与共同发展的道路。实际上，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前者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由于当时英国政府实施了保护土地贵族的《谷物法》，引起谷物价格腾贵，工人不得不要求提高工资。同时，英国工业品在国外的进口税上涨，工厂利润缩水。因此，资本家便决定减产、裁员、降薪，导致大批工人失业，无法维持生计。宪章运动随之兴起，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后者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英国已经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举办使人们对工业革命持乐观态度，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相对改善和提高，阶级矛盾渐趋缓和。盖氏听说一些地方，如萨利斯·舒瓦特先生在曼切斯特郊外的工厂，为工人提供了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1853年6月，她本人还在伦敦一家工厂内看到雇主和雇工一起祈祷、就餐和远足的情景。［8］所以，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一定排斥人道主义，劳资双方或许能化敌为友，和谐共处，携手建设工业社会。而无论在《玛丽·巴顿》还是在《南方与北方》中，盖氏始终把中等阶级女性的慈善行为当作医治英国工业化社会贫富分化弊病的一剂良药。对此，朱虹曾在《玛丽·巴顿》的译序中批评道:“盖斯凯尔夫人作为牧师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主观上真诚地实践自己的说教，并努力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关心周围的穷苦工人。然而她的信仰越真诚，她的主观认识越不能超出基督教说教的思想框框，因此就会愈加热衷于用无所不包的爱来调和一切矛盾，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正是19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是造成《玛丽·巴顿》中矛盾与局限性的总根源。”［4］

其实，盖氏对自己开出的良方也将信将疑:尽管玛格丽特竭尽全力，贝西最后还是死了，罢工还是发生了。她和母亲送给在罢工中饱受饥饿折磨的鲍彻一家一篮子食物，却又不得不担心这样做是否会等于在支持罢工。或许鲍彻的孩子可以美餐一顿，但鲍彻家的经济状况却无法根本改变。她们送去的食物只是杯水车薪。可怜的鲍彻走投无路自杀了。个人的慈善在很大程度上与事无补。因此，盖氏在小说结尾，让玛格丽特成为桑顿工厂的投资人，试图通过工厂制度的改革，创造一种新型的劳资和谐的社会关系，使所有人都能分享工业繁荣的果实。虽然盖氏的这种构想过于空幻，却代表了她对中等阶级女性从事慈善活动，乃至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期望。

美国学者卡罗尔·吉利根在其著作《不同的声音》中探讨了男女两性在公共和个人生活问题上的不同思考方式，她在该书1993年版致读者中指出:“妇女对冲突的探讨经常带有深刻的启发性，因为这种坚定的目光紧紧地盯在关系秩序和联系上面。注重关系使得妇女的声音在一个专注于分离，执迷于建立和维系人们之间边界的世界……听起来是‘不同的’。”［9］(正文前)17在男性价值观占主导的维多利亚时代，身为女性的盖氏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这样一种“不同的”声音。她不像男人那样只关注社会地位，她更关注人际关系。她不断强调劳资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试图引导人们打破阶级对立的僵局，建立对话与沟通的渠道，达成互相谅解。她通过塑造玛格丽特这一人物，倡导中上层妇女学习传统上的“慈善贵妇”，在新兴工业城市里建立一种既非以乡村封建家长制为基础，也非以工业城市的金钱关系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模式，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妇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们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盖氏作为女性作家的道德说教可能收效甚微，她所宣扬的女性的阶级调和作用可能非常有限，但她已经意识到女性的慈善活动可以使女性进入到长期对她们禁锢的社会公共领域，并以自己的慈善和创作实践印证了这一点。

［1］ 宁．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的“复活”［J］．外国文学评论．2007(01):154－155．

［2］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 冯缨．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4］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玛丽·巴顿［M］．荀枚，佘贵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5］ 盖斯凯尔夫人．南方与北方［M］．主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 Borice Williams Elliott，The Female Visitor and the Marriage of Classes in Gaskell’s North and South．［J］ Nineteenth － Century Literature．1994(Vol．49，No．1):21 －49．

［7］ Elizabelth Gaskell．The Letters of Mrs．Gaskell．［M］ J．A．V．Chapple ＆ Arthur Pollard ed．Cambridge:Havard UP，1967．

［8］ Jenny Uglow，Elizabelth Gaskell:A Habit of St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Faber and Faber，1999．

［9］ 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M］．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