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健

(淮海工学院国际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5)

一、翻译与翻译的政治

“翻译”在《辞海》和《牛津英语词典》中分别被解释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是在保留意义的情况下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1］我国翻译理论家张培基等编写的《英汉翻译教程》开篇给翻译下的定义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2］总之，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基本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理解翻译，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语言的表达形式上，认为翻译不过是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其表面的客观中立性往往也掩盖了翻译发起和接受的意识形态动机，人们多数时候只是从知识传递的角度去看待翻译，而没有看到翻译活动也寓含着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因而是政治议程的一部分。［3］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变革，许多激进的文化理论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都纷纷涉足翻译现象，关于翻译的政治论的文章和作品也蜂拥而至，如:美国学者韦尔纳·温特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玛西娅·尼特·多伦和玛里琳·嘉迪斯·罗斯的《翻译的经济和政治性》，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的《翻译理论中的性别》等等。这些文章都表明翻译与政治息息相关，甚至就是一项政治活动。正如女性主义翻译家哈伍德所说:“我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语言可以使我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翻译过程不是中立的，所以翻译主体或者说‘我’，也绝不是中立的。”［4］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弗米尔和莱斯也提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过程，而应该把翻译看成是将一种语言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交际符号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活动。因此，“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5］这个目的包括政治目的。他们的观点对翻译的客观中立性提出了质疑，并揭示了其所隐含的政治问题。翻译学界自此也开始重新审视翻译的概念，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始得到了新的挖掘。认为翻译来自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乃至利益的分配关系，来自知识精英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其实质在于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相关的操控策略。［6］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源语到译入语的过程中，译入语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其某些新的意义。翻译的政治性在此过程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尤其是翻译主体的选篇极易受到现实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及个人政治取向和公众意愿的制约。

二、翻译主体的选篇受现实政治经济语境的制约

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再现何种语言的异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需要向何种语言社会进行输出，其选择也就不可避免地有着政治性。或者说，对于译语语种的选择具有政治性。［7］俄苏文学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特别是“五四”以来，汉译的俄苏文学作品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刻，令人叹为观止。［8］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正生活在黑暗中，渴望寻求一条新生路的中国人来讲无异是空谷足音。俄国文学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文学工作者中译的目标。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开始有系统地把十月革命前后在俄国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引进中国。从俄罗斯文学中，发现了其他国家文学所无法替代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以影响中国文学乃至政治的、可以作为中国年轻一代指南的内容。正如一向认为文学的要义之一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批评国民思想意识中的弱点的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所说俄罗斯文学使中国人从文学中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9］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9—1927)》的《翻译总目》统计中，“五四”运动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作品共有180部，其中饿苏为65部，占总数的1/3。［10］在许多综合性集子中，俄文译作也占很重要位置。以1921年《小说月报》12卷外为例，仅在该期刊物上就译出了俄国25位作家的28部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介绍了苏俄进步文学，而且达到了促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目的，它们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时效性。

在众多俄译作品中，托尔斯泰、契科夫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最引人瞩目。托尔斯泰的作品有12部，契科夫的有10部，屠格涅夫的有9部，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数量。被列宁称赞为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复活》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深刻而全面的批判，很适合当时“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最一般的对劳动者的同情的良知。而屠格涅夫和契科夫小说对时代问题的敏锐注视也正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文学意识高涨和小说功利观所最需要的。基调乐观向上的高尔基的作品自然受到我国解放初期主流政治基调的最热烈的欢迎，其作品的中译也达到历史最高峰。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等在当时的中国几近家喻户晓。正如冯雪峰所讲，“中国许多作家把翻译和介绍高尔基的作品，以做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看做自己的战斗任务之一……”［11］他的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平民意识、所迸发出的正义的光芒和所洞察出的国民性给当时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震撼。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格调的《海燕》也大大鼓励了刚刚摆脱苦难的中国无产阶级者的革命热情。

因此，翻译在潮起潮落的政坛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把双刃剑，可以服务于统治阶级，也可以成为使之丧生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翻译可以超越语言而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所言:“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主体”［12］

三、翻译主体的选篇受个人政治取向和公众意愿的制约

翻译实际上让译者进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的“权力网络”，即一个广义的意识形态活动。［13］由于受自身所处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和社会主流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译者在沟通两种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政治偏见，而这种偏见会决定译者译事的选择。也就是说，译者在选篇时自然会考虑时下历史背景中所反映出来的复杂关系。他要预期译作要达到的现实目的，预期他的读者群及通过怎样的文化想像来激发他的读者等等。在笔者看来，林纾和瞿秋白的译著正是探讨翻译主体的选篇受个人政治取向的绝佳文本。

出生贫寒的林纾是清末著名的古文学家、画家，更是了不起的文学翻译家。他希冀以自己译作开启民智，让读者有爱国之心，拯救贫弱的祖国于危难。因此，林纾翻译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这也影响着其翻译材料和策略的选择。1897年，他与王寿昌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小说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和等级观念的罪恶，引起了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中国青年的强烈共鸣和同情。［14］1901年，“八国联军”血洗京城，同时，美国也正掀起排华运动，在美华人受着和黑奴同样的待遇。林纾和魏易两人满腔义愤，仅用两个月时间便译完政治小说《黑奴吁天录》。他在译本的《序》中再次强调了自己译书的政治目的:“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原书以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生其悲怀耳!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书足以儆醒者，宁云少哉!”［15］因痛恨中国政府以弱者的身份与西方列强交往，林译的小说常常通过描写欧美国家的方方面面，简要阐明西方强大的原因，呼吁国人爱国，倡导人人从事实业，强国富民才能自保。他以朴素的比较文学意识，通过他的翻译和序跋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外的桥梁。他在日本小说《不如归》的序言中写道:“余老矣，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16］。他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政治为灵魂，翻译为实业的翻译策略，彰显了所译作品的“政治性”，林纾译介的多数作品出于“儆醒人心，反帝救国”的政治目的。而视翻译、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为政治活动的重要部分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瞿秋白所选择的翻译作品也多具有思想性，与政治有关，是打击敌人和教育激励群众的有力武器。他翻译了第一部德国无产阶级作家马尔赫维斯察的作品《爱森的袭击》。他翻译的《国际歌》和高尔基的散文《海燕》极具有战斗性，被誉为我国翻译文学的精品。

他们的翻译实践都很好地证明了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观点:翻译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功能而不是语言功能，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17］

四、结 语

纵观我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绝大部分被打上译者主体性的深深印记。从起初的爱国主义到后来的马列主义文学，许多译者选译的作品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名著，总是在以学术翻译之手段，启迪明智，寻求富强。因此，译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及世界观、价值观对翻译主体所翻译对象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翻译的选择过程，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具有功利性，都能折射出译者的政治文化心态。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内部转换和语际转换的综合，它是一种跨语言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这种活动的输出与输入总是与政治经济息息相关。翻译行为不可能是真正客观和中立的，译者往往受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所处时代的主流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及大众读者对翻译的期望和接受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换言之，翻译主体的选篇需要为译者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所以是具有政治性的。

［1］ 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E．J．Brill，Leiden，Netherlands，1964．

［2］ 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3］ 何绍斌．语言、文化与翻译的政治［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P122．

［4］ Vida，l Maria del Carmen．frica．(Mis)Translating DegreeZero:Ideology and Conceptual Art［C］ aría CalzadaPérez．Apropos ofIdeology: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3．

［5］ 张南峰，陈德鸿．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6］ 许宝强．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 刘明东．翻译选择的政治思辨［J］．外语学刊，2010(1)．

［8］ 谢天，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115．

［9］［10］［11］［16］ 方华文．中国翻译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p178，p183，p448，p33．

［12］ 劳伦斯·韦努蒂．查正贤译．刘健芝校．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A］．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P358 －382．

［13］ Alvarez＆ Vida．l 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Alvarez＆ Vidal 2007:ix．

［14］ 朱耀先，张香宇．林纾的翻译:政治为灵魂，翻译为实业［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15］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P77．

［17］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1999．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