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彬

从《正义者》看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

于彬

加缪的戏剧作品《正义者》向人们展现了:尊重生命、热爱生活、追求真爱的人道主义良知。认为要在被非正义所毒害的社会实现清白的正义，也必然要求正义者以自己的生命代价做为救赎的条件。加缪通过“正义者”对非正义世界的重铸，传达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理想。

《正义者》;人道主义;生命;生活;爱

阿尔伯特·加缪 (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重要的剧作家和小说家，20世纪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将获得者，存在主义大师。柳鸣九先生将其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并指出“要发射出这样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精神传统——人道主义”。［1］尤其在加缪生活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混乱时期——他的这份饱含爱与温情的人道主义显得格外耀眼。正如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和崇拜，普鲁斯特唤起的是尊重和敬仰，但除加缪以外，我能想到的当代作家中没有一个唤起爱。”［2］

《正义者》是加缪于1950年完成的一部五幕剧，这个剧本取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革命党人一次真实的刺杀事件为蓝本，加缪为表达对这些反抗者的敬佩，甚至保留了这个事件主人公的真实姓名。在这部戏剧中加缪把暗杀的情节推到幕后，仅作为一个社会背景来处理，而着重表现的是革命党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剧中富有诗人气质的主人公卡利亚耶夫，因为意外发现刺杀大公的马车里还有两个孩子，而产生了动摇，放弃了革命小组的原定计划，导致刺杀行动的流产。卡利亚耶夫的行为在党小组内部激起了尖锐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到革命的限度，斗争中的道德准则，正义的清白以及对爱的对象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由刺杀事件失败而引起的不同立场的争论中，加缪给出了自己的主张，即正义者的选择——革命者不应该是杀人的凶手，单方面的恐怖手段不是伸张正义的行为，真正的正义包含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爱的追求。

一 尊重生命:“绝不侮辱任何人”

革命是否可以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党小组内的斯切潘认为，要把人类从自身的奴役状态中拯救出来，那么革命也是可以强加给人类的，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忽视个别无辜生命的分量。然而目的的合理性并不能保证手段的合理性，虽然革命都奉行自由的原则，但是不可否认其终究伴随着暴力，无原则的暴力革命其结果往往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主人，而让以前的主人沦为奴隶。在此加缪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仅为了确信更大意义的未来，是否就可以否认当下人的幸福?就如同认为“100年的痛苦对那些宣称第101年建立城市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加缪的观点恰恰是:“100年后的幸福是可以不计的，重要的是减轻当下的100年的痛苦。”［3］在剧本中，加缪借男女主人公卡利亚耶夫和多拉代言，彻底否定了斯切潘的观点，反对以革命的名义来行使暴力的强权法则，认为革命必须以尊重生命为前提。“绝不污辱任何人!”绝不统治任何生命!反抗的最大意义是对人、人性和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反抗本身绝对不能泯灭人性。既反对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亦反对以多数的名义迫害少数!“人不仅仅靠正义活着”，应该靠“正义和清白”活着，而肆意践踏生命的“正义”其实是何等的厚颜无耻，哪怕这份“正义”偏执地与对多数人的爱捆绑在一起。

这种对生命的看重，亦是作者对正义的态度。加缪自己在解释《正义者》的创作意图时，曾说:“我只是想指出(正义者)行动本身是有限制的。合理正确的行动是承认这些限制的行动、如果必须超过这些限制，行动者至少也要接受死亡。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展示了一付面目可恶的面孔，因为创造这个世界的人承认有权力超越这些限制，首先是杀别人，而且从来不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4］在加缪看来对任何人生命的剥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正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正义者》的剧本中，卡利亚耶夫最终在第二次暗杀行动中出色地完成任务，却不幸被捕。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卡利亚耶夫无畏地拒绝了敌人的赦免，主动选择死亡，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通过自我牺牲，来赎回暗杀的耻辱。加缪刻意刻画了卡利亚耶夫和多拉这对男女主人公在毁灭生命和珍视生命这两者之间的内心折磨 ，并以此表现出对他们的敬佩之情。如果正义就是不顾后果、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那么加缪宁愿不要这种恐怖主义的“正义”。正义应该忠实于它的反抗起源，建立在适度、节制、博爱的人道主义基础上，把个体生命的毁灭降低到最小程度，而且不应该以国家、法律、民族的名义杀人和搞恐怖活动。

二 热爱生活:“人生越没有意义越值得过”

人生并不具备某种先验的意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荒诞的人。荒诞的人并不回避荒诞，而是把荒诞看作是生存的永恒状态，把荒诞从感觉上升到了概念层面。存在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接受“西绪福斯式的幸福”——对自己荒诞的生存环境进行挑战和反抗。柳鸣九先生认为在《正义者》这个剧本中“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就是充满了奴役、追捕、压迫的暴政。”［5］比较加缪之前的创作，本剧中的荒诞变得更加具体。剧中的主人公们对荒诞的认识是清楚的，对荒诞的反抗斗争也是坚决的，但是他们对于生活态度的立场却是不同的。卡利亚耶夫是因为热爱生活，才反抗生活，才投身革命。斯切潘却更愿意去追求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正义。革命固然是为了获得正义，而正义和生活实际上是统一的，没有正义的生活是黑暗的，而没有生活的正义是冷酷的。所以如若斯切潘式的革命取得成功，那也必然注定了温情的缺失，人性的覆灭，而这离另一轮新的专制也距离不远。显然，“革命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给生活增添希望啊”，只有热爱生活的反抗才能追求到真正的幸福。

作为地中海阳光的儿子，加缪曾在一张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6］这些词也喻示出了人类生活的某种意味:尽管世界有痛苦、沙漠和苦难，但人类也有大地、母亲、荣誉、夏日和大海。虽然人生的荒诞性是永恒的和无法改变的，但自然和人性仍然指引给人光明和希望，使人渴望美好的生活。所以加缪认为人要直面荒谬，人生越没有意义——荒谬——越值得过。试想一个连自己生活都放弃的人，又如何能够鼓起反抗命运的勇气，又如何能够去爱他人?“热爱生活的人总会得益于生活”，［7］热爱生活是反抗荒谬的力量源泉。凡是真正的正义者，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对当下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幸福的憧憬才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们追求正义的依据，建立在这种意义之上的正义才值得信赖。由此可见，偏离生活的反抗注定与作者的意愿相违，热爱生活才是作品传达给我们的启示。

三 追求真爱:“这是绝对的爱，纯洁而孤独的快乐”

在《正义者》中，加缪毫不吝惜对爱的颂扬，开篇就特意用英文引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第四幕第五场的一段台词“我的爱情啊!我的生命啊!不，你不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死亡中的爱情!”虽然作者将这句话写于剧本的开篇，但是这其实更像是剧本结尾，是多拉面对卡利亚耶夫的牺牲，所进行的呐喊。可以说《正义者》的全剧都贯穿着爱的主题，真正的正义者离不开爱，爱是人性最闪耀的部分。

剧本中的爱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

1.沟通、理解之爱。剧中的几位革命者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走到一起，他们彼此以兄弟相称、相敬，正如党小组的领导人安南科夫对斯切潘所说:“这里所有的人都爱你，尊敬你。”即使在尖锐的争论中，卡利亚耶夫也表示:“大家各尽其力，效命于正义。应当接受我们的差异。我们应当相爱，如果可能的话。”这里的相爱实际上是指彼此的沟通与理解。不愿理解对方的斯切潘使卡利亚耶夫感到伤心，隔阂带来的无疑只有冷漠与伤害，人应该生活在理解与信任中。

2.两性之爱。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彼此深深相爱，然而这个被非正义所毒化的世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有自觉理想的正义者产生爱的结果的。所以卡利亚耶夫说:“我的心向我诉说的不仅仅是你。”而且他也无法面对苦难和被囚禁的人民，超越被非正义毒化的世界去呼唤对多拉的爱。多拉也承认“肮脏的非正义像胶一样粘住我们。”如果只作为普通人，那多拉“宁要爱而不要正义!”然而既然选择了做正义者，那么“我们命里注定要比自身伟大。”因而又必须前进，为了理想而无法成全对彼此的爱，在此正义者们的形象无疑高大了许多，他们具有某种圣徒的品质，为了历史和社会的责任，自觉克制个人的情欲。

3.绝对的爱。绝对的爱是大爱——对人类的爱，对人民的爱。剧本中对这种爱有两种不同的诠释。一方面，斯切潘宣称自己“深深地爱着全人类”，但他的爱其实很遥远，他口中的人类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他爱的是目标，而不是人。也就是说，斯切潘认为为了目标是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禁止。”这种爱其实何等残忍，如果全人类抛弃革命，那么也要打击全国人民，“要一直干到是他们明白为止。”可惜“爱不是这副面孔”，因为这已经是新的暴力和专制了。另一方面，卡利亚耶夫和多拉也说“我们爱人民”，卡利亚耶夫将这种爱理解为“全部奉献，全部牺牲，不图回报。”但这种爱却脱离人民，并不被人民理解。正如多拉的反问“再说人民呢，他们爱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吗?人民都沉默不语。多么寂静，多么寂静……”甚至更具讽刺的是，正是被卡利亚耶夫深深爱着，不图回报地爱着的人民最终将绞索套在了他的头上，因为一个叫弗卡的犯人为了减掉刑期，而承担起了绞死犯人的活。这绝对的爱，既使是无比纯洁，却依然孤独地让人不寒而栗。卡利亚耶夫在寒风中的自我牺牲是否真的能激起他所爱的人民内心的波澜，唤起人民的觉醒?而事实上卡利亚耶夫的牺牲，对这个世界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这里加缪的“正义者”与鲁迅的《药》中的革命者的的结局都透出了相似的悲凉。通过剧本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不仅写出了正义者的正义，更写出了正义者的悲哀、盲目和局限。

人道主义大师雨果坚信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加缪虽然没有这么说，但他无疑也是坚信世界应该存在着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理想的，而且这一理想伴随了加缪一生。加缪并没有将人道主义高举过头顶，而是将其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与思想中。即便是描绘革命、行刺这样的文学主题，也“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至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如此描述加缪“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加缪辞世后，阿尔及利亚的友人在蒂巴萨为加缪树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着加缪的一句话 :“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1］陈为人.审判与忏悔——加缪作品中彰显的作家人格［J］.名作欣赏，2010，16.

［2］苏珊·桑塔格.加缪的“札记”［J］.外国文艺，1998(1).

［3］黄卓越，叶廷芳.二十世纪西方艺术精神［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柳鸣九.论加缪的创作［J］.学术月刊，2003(1).

［5］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戏剧卷［M］.李玉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4.

［6］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M］.加缪生平和创作年表，罗新璋，编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51.

［7］周国平.诗人哲学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On Humanitarian Spirit Manifested in the Righteous by Camus

Yu Bin

Camus＇s Drama the Righteous showed us the respect for life，the love for life and the pursuit of true love and the humanitarian care.If we want to make the community which has been polluted by the injustice to be justice，the righteous are also bound to sacrifice their own lives as the cost of conditions of redemption The humanitarian ideal has been revealed by righteous though 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justice world.

the Righteous;humanitarian;lives;life;love

I565.073

A

1672－6758(2012)05－0115－2

于彬，在读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天津。邮政编码:300000

Class No.:I565.073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