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春

三曹滑稽拾遗

赵立春

汉代滑稽盛行，三曹除以传统的形象示人外，他们还有鲜为人知的滑稽的一面。无论是曹操的“为人佻易无威重”、曹丕的“技能戏弄，不减若父”还是曹植的“启后世小说调侃法门”，都能让人饶有兴趣地看到汉末思想解放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

三曹;滑稽;思想解放

一 汉代滑稽盛行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设有《滑稽列传》，而“滑稽”二字，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崔浩语云“‘滑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又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1］《左传·襄公六年》“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杜预注曰:“优，调笑也。”［2］俳优娱乐的技能可以远溯古代的巫。冯沅君认为:“古优的远祖与师、瞽、医、史的先路者不是别种人，就是巫。”［3］他还认为“巫的种种技能由师、瞽、医、史以及倡优等人分别承担着，古巫用以娱神，古优用以娱人”。［3］俳优，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即是:俳，主要是指诙谐滑稽的表演;优，是指主要以诙谐的言辞和举止娱人的艺人，俳优的当行本色是滑稽调笑。

两汉社会俳优、滑稽、嘲戏等娱乐活动非常普及和普遍，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4］达官贵戚也盛行畜养俳优，《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记载宗室刘去“数置酒，令倡俳裸戏笑中，以为乐”。［4］《后汉书·五行志》中还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5］他还甚至非常推崇被正统文人蔡邕所讥讽为“连偶俗语，有累俳优”的鸿都门学。桓宽在《盐铁论》中说“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6］王符在《潜夫论》中也提到“今民……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敲诈”。［7］从目前出土的汉代文物来也能看出俳优的造型大多举止夸张、神态生动、谐谑戏笑、滑稽可爱。最著名的要数1957年在成都天回山崖墓出土过一件东汉后期的俳优俑，此俑头戴软小冠，并以长巾围绕一周，前额上打一花结，上身裸露，下身穿长裤，赤脚，额前布满皱纹，眯缝双眼，活泼诙谐憨厚之态。说唱俑左臂抱一扁鼓，翘起的右脚，扬起的握着鼓椎的右手，都刻意表现出一位神采飞扬的说唱人的滑稽形象。［8］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魏晋，刘师培说“汉之灵帝，破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9］《文心雕龙·谐隐》中也说道“魏晋滑稽，盛相驱扇”。［10］驱扇，即争相学习鼓动，这句话的意思即是到了魏晋时期，滑稽之风仍然盛行。如果仔细研读三曹，我们在他们身上可以略窥滑稽、戏谑的一面，当然，这其中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因素。

二 曹操的“为人佻易无威重”

曹操历来以雄武豪迈形象著称于世，然而从曹操的诗文中能看到其鲜为人知的滑稽一面。曹操虽饱读诗书，以“举孝廉”入仕途，行为上却“尚通脱”，不拘于礼，奔放不羁，他甚至常常戴着帢帽(一种便帽)接见宾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月丁卯，葬高陵”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中提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 ，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11］这完全是一个标准的魏晋风度的写照，试问古今王者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通脱不羁?另外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占有江夏，收降刘表水军后，虎视江东，然而与孙权水军战于濡须坞却大败而归。当他目睹孙权水军之整齐、战守之精练后，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11］此话妙就妙在“生子”二字上，曹操一方面在赞赏孙权才干的同时，从辈分上“凌驾于”孙权，暗示孙权与自己实际还不是在同一层次上，戏谑之意溢于言表，又同时暗喻他的下一代能向孙权这样守住家业就已足够了。

曹操在叙述与朋友的交往过程之中，有时也通过回忆与描写与朋友之间的戏谑来表达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在《祀故太尉桥玄》中说“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贻己疾，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归)［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12］曹操在纪念曾经对他有恩的桥玄时，重点回忆昔日二人的嬉笑之语，在悼念性的文章中，曹操通过与朋友之间的“戏笑之言”这一特殊情节，体现了他与桥玄之间真挚的友谊。当时的嬉笑之言，如今重温，更令人感喟万分!这也能更深层次地表达他对桥玄深情的怀念。

另外，曹操在《追称丁幼阳令》记载“昔吾同县有丁幼阳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学问材器，吾爱之。后以忧恚得狂疾，即差愈，往来故当共宿止。吾常遣［归］，谓之曰:昔狂病，傥发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辄遣不与共宿”，［12］这篇回忆朋友的文章在机智幽默的笔调中弥漫着深厚的友谊，当然，这其中也隐含着着曹操一贯的权诈。

在面临一些重大事件时曹操来还常常以戏谑幽默来四两拨千斤。《曹瞒传》说“公将过河，前队適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11］《魏略》中记载“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炉火上邪!’”［11］上述这些都是曹操性格谐易的具体体现。

三 曹丕的“技能戏弄，不减若父”

明代张溥曾评论曹丕说“曹子桓生长戎马之间，善骑马，左右射，又工击剑弹棋，技能戏弄，不减若父”，［13］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曾说“余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14］戏弄，也即是调笑，曹丕在《嘲刘桢书》中说“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14］曹丕以借取一个普普通通通的带子为理由，对刘桢加以善意地调侃。另外，孙权送来关羽首级，企图嫁祸于曹魏，被曹丕称之为“孙权之妩媚，执书唔噱，不能离手”，［14］用孙权比喻像女人一样献媚于魏来加以谑笑，对他这一众人皆知的计谋一笑了之。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还提到自己与奋展将军邓展比剑一事，曹丕赢了之后，邓展不服，要求再比。曹丕于是先假意说无法击其头部，使邓展放松警惕，后来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正中其头。赢了之后，又开始对邓展的剑术加以调侃，他说“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技，更受要道也”，［14］意思即为:你以前的剑术不能再要了，现在要向我学习新的剑术，于是“一坐尽欢”。另外，曹丕与王粲的关系十分要好，王粲死了以后，《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曹丕以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的好友，“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15］于是王粲坟前响起一片驴叫声。在曹丕这些谐趣幽默的言行之中都充分体现了他和幕僚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曹丕确实“不减若父”。

《文心雕龙·谐隐》中称“魏文因徘说以著笑书”，［10］此书虽不见于著录，但邯郸淳与魏文帝曹丕同时，所谓“笑书”估计类似于《笑林》一类的书，而《笑林》是邯郸淳所作。邯郸淳，汉末文学家、书法家，邺下文人之一。邯郸淳留名后世主要就是在于他不的闲逸文作——《笑林》和《艺经》。邯郸淳的《笑林》是在当世流传的一些谐戏性言辞(即“俳说”)的基础上而成的一部书，主要讲述当时的许多噱头、善喻、讥讽、幽默趣事以及当时流行的投壶、米夹、掷砖、马射、弹棋、棋局、食籁等诸般游艺项目，成为中国最早的笑话和杂耍专著。文中多以简略的笔调记载奇闻趣事，并寓示着一定的道理。如《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中记载“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这则故事写出了执竿人的蠢态，更讽刺那个自以为年纪大，阅历广，而自以为聪明的老者，寥寥几笔，引人哑然失笑，语言幽默生动、讽刺辛辣。曹操久闻邯郸淳的大名而召见他。当时，曹丕、曹植兄弟争宠，两人都想招揽邯郸淳做自己的僚属。邯郸淳应曹操之命去见曹植，两人促膝纵谈至暮，相互表达了敬慕之情。曹丕即位后，并未对邯郸淳加以打击、迫害，反而还官封博士、给事中，邯郸淳为报知遇之恩，也作了一篇具有娱乐性质的《投壶赋》，洋洋千余言，曹丕认为写得很好，并赏赐帛千匹以嘉奖。另外，曹丕本人也写了带有娱乐性非常强的赋，如《弹棋赋》、《玉玦赋》、《迷迭赋》、《玛瑙赋》等，可见，曹丕对娱乐类作品是非常感兴趣的。

四 曹植的“启后世小说调侃法门”

《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汉献帝之时，曹植初次接见当时的知名文士邯郸淳，“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即不着冠帽，袒身击拍)，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徘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11］可见，曹植见邯郸淳时所体现出来的滑稽，与其父兄不同，更多的是炫耀，这体现出他一贯的纵情、逸性的一面。

曹植还以诙谐幽默笔调所写带有一定寄寓意义的小赋，比如《酒赋》《蝙蝠赋》《蝉赋》《鹦鹉赋》《鹞雀赋》《神龟赋》等。这些赋多数属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的“杂赋”。而“杂赋”被有的学者认为源自汉代带有娱乐性质的“说话”［16］其特点是:一是取材相当广泛，朝着日常化、生活化方向拓展;二是小型化，一般只有几百字;三是抒情化。无论纪事或者咏物，曹植都摒弃了汉赋铺排堆砌的传统，而是渗透进强烈的个性色彩。其中《鹞雀赋》是曹植的自况自拟之作，这篇赋通过麻雀面对鹞鹰用机智幽默的语言逃过一劫，如雀自言“雀微贱，身体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啖，实不足饱”［17］等，在这篇赋中也同时表现了他被迫害被压抑，生命维艰的困苦境地。这篇赋因其谐谑成趣的表现力被钱钟书先生成为“启后世小说调侃法门”。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著名美学家的宗白华先生把这一时期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比较，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8］李泽厚先生在他的《美的历程》中也对此有论述，他说“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基本特征，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觉醒”。［19］无论是宗白华先生的“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还是李泽厚先生的“人的觉醒”，汉末思想解放对汉末和魏晋文人重要影响的表现是:一是文学的娱乐性的增加，当时士风崇尚通脱不羁、文人之间常互相嘲弄、谑笑为乐。二是文学家的个性日益凸显，或者是说对个体人格和自我意识开始有所追求。这样，曹操的“佻易无威重”、曹丕的“技能戏弄，不减若父”、曹植的‘邯郸生何如邪”就不纯粹是个人的即兴所致了。只不过就滑稽而言，曹操所体现的是他通脱、无所拘束的个性，曹丕展现的往往是与僚属之间亲密无间的友情，而曹植体现的，依然是他难以掩饰的逞才使性的气质。实际上，曹氏父子的这种喜好和阮籍的“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刘伶的“脱衣裸形”、王子猷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等一样，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至真的美，也是一种不可模拟和重复独特的个性美，至于后来者，像“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也只能说是东施效颦了!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03－3204.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946.

［3］冯沅君.古优解.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131，103.

［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06，2431.

［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272.

［6］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2:349.

［7］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3.

［8］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J］.考古学报.1958(1).

［9］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

［10］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3，133.

［1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4，1119，36，52，603.

［12］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2，94－95.

［13］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7.

［14］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02，274，271，302.

［15］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4:347－348.

［16］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文学遗产［J］.2002(6).

［17］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02－303.

［18］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1:208.

［19］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87.

Some Funny Stories About Mr.Caocao and his Sons

Zhao Lichun

Funny performance has prevailed in the Han Dynasty in China.Mr.Caocao and his two sons，on one hand ，acted as the traditional figures，but on the other hand，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unny unfamiliar to others.Whatever Mr.Caocao’s and his two sons have done something funny and amusing，their behaviors can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t that time.

Caocao and his sons;funny thing;ideological liberation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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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758(2012)05－0102－3

赵立春，硕士，讲师，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亳州。研究方向:魏晋文学。邮政编码:236800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0年度立项课题《三曹与魏晋休闲文化》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SJKY0908

Class No.:I206.2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