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其林,赵树勤

(1.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澳门 3001 3.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文化影响与生态对话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的西方生态文化因素及其本土转化

龙其林1,2,赵树勤3

(1.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澳门 3001 3.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化的关系即是如此。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既直接受益于西方生态文化的启迪,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因而表现出不同文化交互杂处的共生状态。中国生态作家接受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启迪,也存在着误读,更多地体现的则是自身的精神特质,使作品呈现出广阔的可能性与多样性,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许多根本性差异。

文化影响;中国生态文学;西方生态文化;本土转化

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生态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生态文化的刺激与催化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生态思想萌芽,如万物平等、节用爱物等观点也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可以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得益于中西文化的双重滋润,才结出了一批富于生态气息的自然之果。中国生态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化因素的吸收与借鉴,形成了一场中西生态文化的精彩对话,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翻译与传播:中国生态文学的思想激活

应该看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吸收并不是对等的,而是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相互激荡的过程。审视西方生态文化与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关系时可以发现,中西生态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初期主要是以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生态文化、文学对于中国作家的辐射为直接表现形式。从《瓦尔登湖》、《断头台》,《寂静的森林》等西方生态文学作品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出,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或曰中国文学向西方寻找生态精神资源,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中西生态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正是这种一定阶段的单向度作用,表现出中国生态文学、文化对于西方生态文化、文学的强烈认可和趋同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新的、更大范围的‘同’与‘通’的历史。中国人在文学中再一次发现了‘同’——这个‘同’是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相交接,相交流,同呼吸,共命运的‘同’,同时又是在多样性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和发扬自己特色的‘通’——的意义”[1]2,其中的“通”是中西生态文学“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答。”[1]3

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关于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译介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在20世纪80年代,梭罗的《瓦尔登湖》、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舒马赫的《小的就是美好的》、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断头台》,惠特曼的《草叶集》以及池田大作、贝恰的《21世纪的警钟》、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劳伦斯诗选》等纷纷被国内的出版社出版。1989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由国家环保总局外事办公室翻译出版,更是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文献。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多的西方的生态理论与文学著作被翻译进来,极大地促进了生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与影响。这一时期,爱默生的《自然沉思录》、辛格的《动物的解放》、劳伦斯的《影朦胧——劳伦斯诗选》、巴赞的《绿色教会》、阿特伍德的《假象》、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随笔选》、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阿斯塔菲耶夫的《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选》、罗曼·加里的《天根》、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莫厄特的《与狼共度》、《鹿之民》、《被捕杀的困鲸》,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拉斯普京的《别马焦拉》等作品大大拓展了国内读者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深度,生态学逐渐升温。新世纪之后,西方生态文学与理论著作以空前的力量被译介进中国,一些经典著作也得到了不断的再版。米沃什的《切·米沃什诗选》、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华兹华斯、科尔律治诗选》、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哲学走向荒野》,莫斯科维奇的《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等纷纷翻译出版;另一方面则是经典生态文学作品的重新再版,如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梭罗的《瓦尔登湖》可以作为代表。正是这种集束性的介绍、翻译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持续努力,使生态文化氛围迅速在国内得到普及和发扬,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转向于生态文学创作。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内容由社会向自然的转变揭示,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长期译介在其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许多西方生态文学、文化作品,因契合了处在转型期中国作家的精神需求,因而激发和促进了许多中国作家的生态意识的觉醒、自然观念的形成。“早在《瓦尔登湖》里,梭罗就以其亲身经历用简洁的笔墨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景象,把‘生态文学’的观念深深地烙刻在读者心中。”[2]例如,生态散文作家苇岸就认为:“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导致这种写作文体转变的,看起来是偶然的——由于读到了一本书,实际蕴含了一种必然: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3]中国当代的不少生态散文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这部作品的影响,并从中汲取思想和艺术的养料,如张炜、韩少功等。

西方的生态理论与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而中国的自然传统文化观念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和思考,一个基于生态立场、相互理解、不断交流的文化场不断形成。表现在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接受、传播上,便是中国生态作家们对于西方经典著作的熟稔与认同。这种认同不再局限于哲学观念、思想内涵以及形式技巧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了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等精神层面,从而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实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由于西方生态文化与理论的烛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逐渐被激活,重新进入到中国当代作家的视线,给予他们以艺术和思想的滋补;同时,他们吸收传统生态文化之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与西方生态文化、文学作品进行双向考察,在此基础上获得一种全新的思想认识与艺术启迪。

二、接受与对话:中国生态作家的心理状态

巴赫金说:“话语总是作为一方的现实的对语而产生于对话之中,形成于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产生对话性相互作用之中。”[4]作为对话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是同等价值的存在,否则对话与交流便无法进行。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固然是重要的影响之源,但文化输入的需求、民族接受的基础、理论与艺术转换的方式以及作家个体的审美创造等都是文化传播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在西方生态文学的母题叙述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同一西方生态文学母题的不同变体一方面固定地保持其内容与精神旨趣的基本相似,显示出生态文学母题的强韧生命力,但另一方面西方生态文学母题在传播、接受过程中往往与作为接受者的中国作家的文化习俗、民族精神进行了新的整合,从而生发出一系列新质。如果说文学母题是一个永恒的圆心的话,那么母题的变体则是围绕圆心进行圆周运动,显示出大致相似的生命运动形态和轨迹。出现这种变化具有多重因素,其中最根本的乃在于母题的源头与接受方的文化差异。由于文学母题的接受者和创作者是凭借各自民族精神和个体风格进行书写的,因此生活于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作家必然表现出对于文学母题的不同理解,从而使文学母题的变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观察视角、表现方法和精神旨趣。同时,“作为书写对象的母题,本身不是凝固而是自由的一种象征,面对‘万物’而开放,‘染乎’世情而多变,不可能固定于一种模式,一个基调。换言之,母题并不守恒。它一旦从‘一’中产生出来,就自然地溶解于‘多’之中,从而扩大、丰富甚至转化着它的意义与美感,艺术叙说与抒情也不断有新的生长点。于是,同一文化母题可以有不同的文本变奏”[5]。在中西小说的狼叙事中,可以发现同一文化母题在不同作家笔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形,从而使作品的表现形式稍有差异:在《断头台》中,由于牧民巴扎尔拜的贪婪导致了母狼阿克巴拉第三窝狼崽的覆灭,而被误导的母狼则对牧人波士顿的农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并叼走其小儿欲进行哺育。到了《大漠狼孩》中,则是因为村长胡喇嘛、猎人金宝等人的残杀狼崽,导致了公狼和母狼的仇恨,并间接导致了“我”弟弟小龙被母狼叼走抚养。在《断头台》中,母狼阿克巴拉欲带走波士顿幼子进行哺育,最终一起丧命于波士顿的枪下。在《大漠狼孩》中这一情节得到了拓展和铺写,母狼不仅成功地叼走了小龙,而且和小龙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最终一起魂归荒野,这可以视为《断头台》中母狼与人子之间故事的延续;同样地,这些小说都写到了人掏狼窝并导致痛失狼崽的母狼的疯狂报复:《断头台》中是阿克巴拉和塔什柴纳尔对于无辜牧人波士顿的报复;《猪肚井里的狼祸》中母狼灰儿和瘸狼、豁耳朵对于猪肚井村民的牛羊和鹞子的妻儿进行残酷的报复,《大漠狼孩》中母狼对于毒杀公狼和狼崽的村庄伺机报复;《狼图腾》则更为惨烈,军代表派遣众多劳力进山掏狼崽、使母狼痛失后代,于是丧崽哭嚎的母狼加入狼群,在对于军马群的血腥屠杀中发泄自己的愤怒。由于生态文学母题在中国作家的笔下获得了创造性的继承和改写,因而呈现出日渐丰厚的文化魅力。

同时,中国当代生态作家虽然也积极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经典生态作家作品的养分,但他们并不拘泥于单一作家的成果,而是对古今中外的经典生态作品有着广泛的吸收,这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生态作家创作面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是生态诗人的切·米沃什和沈河,他们的创作之间具有很多的共同性,如怜悯视角与生态批判的融合、宁静心怀与融入自然的状态以及生态感悟的言说方式等。虽然沈河与米沃什的诗歌创作风格颇多相似,但是他们之间的诗歌观念、艺术手法等都有一定的差别。在诗歌经验方面,“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家乡维尔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米沃什诗歌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因素”[6];而沈河的诗歌经验则主要来自他对故乡山水、草木的珍爱,缺乏米沃什身上的意识形态因素,因而显得更为单纯、更为生态。在诗歌观念方面,米沃什追求的是容量丰富、能够包容复杂思想的混合风格,因而其诗歌有时不免显得晦涩与多义;而沈河的诗歌创作则追求沉静、简练而又生动、富有张力的诗歌语言。在诗歌渊源方面,米沃什固然是沈河诗歌风格与思想形成的契机,但是沈河生态诗歌理念的形成还有其他诗人及作品的因素。在沈河看来,“外国诗歌的言说还是国内诗歌的言说,在我的诗中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7]230事实确实如此,在沈河诗歌理念和特色的形成过程中,《诗经》、王维以及加里·斯奈德的诗歌都对他的创作具有程度不一的影响。诗人毫不讳言自己的诗歌创作精神来源,“有很多诗人值得我学习的,对我的诗歌创作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7]227,其中《诗经》让沈河“受益多多,尤其学到‘兴’的使用,使意象获得了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7]227;“喜欢王维,是因为他在诗歌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融合的努力,造就我的诗所选取了自然性语言,远离市声,与大自然靠近并进入它们的内部,倾听它们的话语”[7]227;而加里·斯奈德则“在诗中把禅与道、儒相结合,道提供了对自然界的尊崇,而儒家强调社会组织对保证人与天协调所负的责任。让我知道除了个人顿悟和爱惜一草一木之外,让我的诗歌使利益至上的社会现出人性,寻找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免导致生态毁灭”[7]227-228。基于对中西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的熟稔,沈河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并以此来看待古今中外的生态文本,从中汲取不同的精神营养,进而锻造一种富于个性特征的写作方式。

中国生态作家在接受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影响时,并不是呈现单一的接受状态,而是还受到其他一些热衷表现自然的作家的影响以及对于地域文化、民族精神的吸收,这对作家们的思想形成也具有潜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不时流露出与西方生态文化精神与文学气息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从碰撞到新质:中西生态文学的交融

以西方生态文化为观照,我们审视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西方生态文化因素的吸收,并揭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的碰撞、对话、融合的不同形态。中西生态文化的碰撞与生态文学的对话,实质上是中国文化整合的又一例证。在吴定宇先生看来,文化整合的过程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文化交流时所经历的一个协调、融合的过程,其中包括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选择、调整、吸收、创新和融合,从而最终使弱势文化熔铸成强势文化的一部分[8]。依照吴定宇先生关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阐释,可以发现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规模渗透,是以中国文化固有连续性的被打破而出现契机的。换言之,西方生态文化和文学之所以能够切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器物乃至精神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关于生态文化氛围的薄弱与稀缺。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断裂表象下却仍然潜藏着巨大的反拨力量。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文化整合,都是以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华文化为主体,兼容并蓄地吸纳异质文化。而到了近现代,虽然中国文化又一次走进整合的磁场,但这一次却是以弱势身份、后发地位进行整合,作家们的心理态度尤其耐人寻味。陈平原先生在谈到20世纪初期中国作家对于西洋小说的态度时,认为经历了以中拒西、以中化西到以西化中、融贯中西几个阶段。事实上,面对西方生态文化的强势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由顽拒、试探、西化而后趋于理性、主张中西合璧的运行轨迹。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当代生态作家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抵触、逃避、改写乃至拒绝的态度。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大量渗透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强势文化的优越感,这种情形决定了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当代生态作家既不可能完全放弃,也不可能在感情上完全地接受。这就导致了一些作家(如沈河、张炜、韩少功等)在创作中既对西方经典生态作家作品有着较大的认同,但同时也不免抱有一种对于异质文化犹疑,因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尽可能地转化、改写,以消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焦虑;同时,从中国生态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吸收来看,他们常常经历过了年轻时对于西方文化的热衷到中年之后的传统转向,例如生态诗人华海就在中年后由对西方文化的热情转向于中国古典文学。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影响的衰退、隐忍、转译以及与本土文化的融合都将在此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既表现出对于西方生态文化大度吸收的开放心态,又从精神世界的本能出发对其抱有犹疑的心态,是中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激动和整合过程中的基本情形。

美国生态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作家有着重要的影响,苇岸、张炜和韩少功的散文均属于此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这些作家与梭罗的《瓦尔登湖》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这些差异既是作家们不同时代、思想的因素造成的,更主要地还在于中国作家在吸收异质文化影响时进行了有意识地创作改写和本土转化。

2006年韩少功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出版,这部作品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在内容、思想还是细节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相似,有人甚至将《山南水北》称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但是韩少功本人对此并不十分认同:“就我个人的看法,《瓦尔登湖》所反应的心态比较孤寂,而我这本书是开放的,向社会和文化的纵深领域开放。”[9]也就是说,韩少功对于《瓦尔登湖》的接受并不是完全的、被动的,他既从中汲取生态意义的启迪,也对索罗隐居时的孤寂心态和离群索居的实践有着深刻印象。传统文化中老庄思想的浸润和古老的巫楚文化的影响,使韩少功“形成了崇尚自然、敬仰生命、推崇自然本性和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与自然家园的现代生态意识”[10],这构成了他生态散文中的内在气韵,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魅惑之美。巫楚文化、湖湘文化与生态文化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韩少功散文中的生态意识和魅惑之美。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生态文化营养的汲取,它们在生态理念、文学样式、创作手法上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有着诸多的启发。应该承认,无数优秀的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翻译、出版,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生态文化理念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1]。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没有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浸润,就很可能没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蔚为大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任何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都必须经历过与中国本土文化、文学的碰撞、交锋、融合等阶段,结果一方面使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则使接受者在受外来文化影响时,必然会存在一个与原有文化资源的相互筛选、融会的过程,从而形成中西共存、互相制约的格局。因此,在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文化渊源与精神资源时,既要抱着开放的眼光,依据事实,勇敢地承认作家们对于西方生态文化的吸收,又要避免陷入唯西方是从的虚无主义境地,从中领悟和分析本土文化的强盛生命力和文化养料,从而创造出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

[1]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李楠.回归伊甸园: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的《秘密花园》[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1):78-81.

[3]苇岸.太阳升起以后[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20.

[4]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59.

[5]杨匡汉.同一母题的文本变奏[J].广东社会科学,2009(3):143.

[6]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M].西川,北塔,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

[7]沈河.相遇[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8]吴定宇.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上海文化,1993(1):11-12.

[9]王亦晴.韩少功:我从未离开:韩少功与他的《山南水北》[N].南国都市报,2006-11-23(7).

[10]彭文忠.论韩少功《山南水北》的生态意识[J].云梦学刊,2008(5):98-101.

[11]张晓琴,沈玲.生态文学: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源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4):75-77.

I206.7

A

1671-4970(2012)01-0076-04

2011-08-12

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ZS11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W056)

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博士,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博士后,从事中西生态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