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与超越:域外群体诉讼加入制之管窥
2012-08-15周一颜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3期
周一颜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19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性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涉案利益集团化、扩散化”[1]为特征的“现代型纠纷”[2]悄然遍布各国。现有制度性调控方式的缺位激发了各国在传统司法途径或诉讼程序之上进行救济方式经济性和集约化的探索和努力,形成了美国集团诉讼(class action)、德国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日本选定当事人制度、英国集体诉讼(group litigation)等多元化群体性诉讼制度并立共存的新格局。然而,任何制度的构建均非一劳永逸。伴随着社会发展与变迁所带来的种种新问题、新困难,涵盖美国在内的各法域均不同程度地萌动着群体诉讼的改革潮。其中,集团成员确认机制首当其冲成为争论的焦点。诚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律改革委员会1982年在《集团诉讼报告》中所评论的那样,集团成员确认机制,即谁将受集团诉讼判决的约束,无疑是设计集团诉讼制度时最关键,可能也最富有争议的问题[3]。
在各国现行群体诉讼的制度框架下,依群体诉讼集团成员选择方法之差异,可分为选择加入制(opt-in,以下简称“加入制”)、选择退出制(opt-out,以下简称“退出制”)以及禁止退出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均关联着“可否在未经一个人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就强制其参加诉讼并对其法律权利进行司法判定,除考虑诉讼标的的因素之外,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政策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问题”[4]。具体而言,加入制基于保留个人处分权利的自由,将具有共同或同类事实或法律问题的当事人通过登记、合并等明确肯定的方式予以确认,群体诉讼的判决结果对所有加入集团的成员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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