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诗洋，陈启明

（1.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2.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520）

□语言文字学研究

《红楼梦》两英译本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研究

冉诗洋1，陈启明2

（1.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2.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520）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由于其深刻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各国亦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在众多的英译本中，霍译本和杨译本为其代表性全译本，对其英译的研究也不少，但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文本分析研究，没有从宏观角度去探讨该两种译本产生的深刻原因。这里从权力关系角度，对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英译《红楼梦》过程中的文本选择、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进行分析，发现 《红楼梦》的英译过程受到了宏观和微观权力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译本。

《红楼梦》；权力关系；文本选择；翻译原则；翻译方法

1 引言

由于具有深刻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世界各国对 《红楼梦》也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有将近20种文字近60个译本，其中全译本有12种[1]。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出现了9种英译本[2]。国内有不少研究者对上述译文过程进行过描述和译本对比分析，其中最受关注的有杨氏夫妇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3]。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论文讨论过上述两部译著，但主要集中在微观方面，没有从权力关系视角对其进行宏观分析。本文结合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分析 《红楼梦》英译过程中的所反映的权力问题，包括文本选择、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中的权力关系。

2 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阐释

语言学视角翻译研究，主要谈论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在多大程度上的等值，没有涉及翻译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研究模式都预设了原语与译入语之间、原文与译文之间和原文与译者之间是平等的，但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 “中立的”，它被附加上了一整套涵盖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所以 “翻译乃一种政治行为”[4]。政治行为指的就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力运作，即把翻译置于权力结构中来审视，从而探索翻译过程中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制约和操纵整个翻译行为。

权力关系，指在社会组织系统意义上或政治制度意义上处于上下不同的职位、地位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5]。后来由于福柯知识/话语权力理论的兴起，话语权力逐渐成为权力关系研究的中心，实际上翻译既有话语又有非话语层面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文化和心理概念，属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文化概念。权力关系是一种控制与从属的关系，一种上下层次关系，一种不平等关系。因此，本文的权力关系概念指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表示一种强势弱势地位和不平等关系。任何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的权力关系，翻译行为实际上体现了多种权力关系：源语与译语的权力关系，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权力关系，译者与原文本和译本的权力关系，翻译方法中的权力关系、翻译规范中的权力关系。在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中，Susan Bassnett“回顾并挑战翻译与创作、译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在许多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6]，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译者创造性改写文本和改造世界的权力。翻译至少涉及两种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平等性，意味着翻译中至少涉及一种不稳定的权力平衡问题，而权力的不平衡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输出或输入文化的相对势力，即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权力关系概念具有复杂性，既可以指微观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宏观的不平等关系，本文为研究方便，将权力关系限定在不平等关系这一宏观范畴内，探索 《红楼梦》英译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

3 选译 《红楼梦》背后的权力关系

“就翻译而言，权力可以决定译什么和不译什么， 甚至包括怎样译”[7]。“决定翻译什么， 怎样译”即是为什么选择翻译某个文本，翻译中采用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因此选择翻译某个文本也是受权力关系制约的。基于此，本文首先探讨霍克斯和杨氏夫妇选译 《红楼梦》的真实原因和意图，从而探讨翻译过程中决定文本选择的权力关系。

3.1 霍克斯选择翻译 《红楼梦》背后的权力关系

20世纪70年代，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着手翻译《红楼梦》。他认为，“所有翻译 《红楼梦》的人都是首先被它的魅力所感染，然后才着手翻译它的，祈望能把他们所感受到的小说的魅力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①参见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 （2005版）序后《翻译家戴维·霍克斯先生的来信》一文。闵福德肯定：“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②参见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 （2005版）序后《翻译家闵福德先生的来信》一文。张南峰也认为：“霍克思翻译 《红楼梦》，是自己的选择，所以他身兼翻译任务的委托人。他为了翻译此书，辞去了牛津大学教授的职位，所以他的翻译动机应该比较 ‘单纯’，主要是满足个人爱好，而没有追求事业发展之类的考虑。他在英国的汉学界享有权威地位，出版社等 ‘赞助人’对他不大可能有很大的掣肘。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翻译策略的因素主要是译者本人所认同的各种规范。”[8]因此，霍克斯翻译 《红楼梦》只是因为喜爱 《红楼梦》，而由于这种喜爱，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向英语读者介绍，让英语读者也认识到该小说的 “伟大”和 “魅力”之所在。霍克斯自身对 《红楼梦》的喜爱和认可是其翻译行为的出发点，没有其它赞助者方面的压力和影响，即没有来自赞助者方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仅仅是原文与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译者拥有决定选择翻译什么文本的权力，但是译者肯定需要根据相关原文文本进行翻译，因此原文与译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霍克斯的译文大体上根据程乙本，主要参考中国学者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和赵冈的著作，偶尔也根据其他版本，有时则根据自己的臆测，其理由是 “程乙本为最完整的现成本子。当然要译一百二十回，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何况其他抄本不易买到，逐字逐句校核又太费时间”[9]。霍克斯本人在其译序中曾提到：“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拘泥于某一个版本。第一回我主要是根据高鹗本，因为它比其他版本更有连贯性，虽然趣味较少。但在以后的各回中，我却常常根据手抄本，而在极少数的地方，我自己做了小小的校订。”[10]因此霍克斯对文本的选择没有根据固定的某个完整的版本，而是根据多个原文版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即对原文本具有较强的变通和 “操纵”能力，这一点体现了译者对原文本选择所具有的权力，即翻译文本选择背后的权力关系。对于处于弱势权力关系的译者来说，对原文的崇高地位比较认可，从而在对原文本的选择方面，没有太大的选择自由，往往会选择权威版本，而对于像霍克斯这样来自强势权力关系语境的译者，他们会具有更加自由的文本选择权。

3.2 杨宪益夫妇选择翻译 《红楼梦》背后的权力关系

在70年代后期杨宪益夫妇开始翻译 《红楼梦》，杨宪益曾写道：“这一回他们决定让我翻译的是在中国尽人皆知的清代长篇小说 《红楼梦》。我就开始了这项翻译工作，到1964年，我已完成约一百回的草稿，但上面又让我停下来。1972年我出狱以后才重新翻译下去，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书。”[11]这里杨先生提到了是 “他们决定” “让我翻译”，而不是译者自己的选择。杨还提到 “他（吴世昌）帮助我俩参照了该书多种手抄本和印刷本， 择善而从”[12]， “不幸的是， 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选中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当时的审美取向，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但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 ‘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13]杨宪益 “本来并不想做一个翻译匠”[14]，他们并不喜爱该作品，杨宪益甚至说他 “看不下去”，他对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宴请、食谱等细节感到不耐烦。戴乃迭则对贾宝玉的行为逻辑不理解：既然他那么爱林妹妹，为什么他不带着她逃跑去寻找幸福呢？杨宪益说 “《红楼梦》太像我们的老家，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讨厌”①参见腾讯访谈录《夫妻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09-11/16/content_3245374.htm。。当时他们翻译这部古典名著完全是 “服从组织的安排”，作为“任务”来完成的。[15]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外文局工作，受政府委托 （以出版社的名义）从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在起始规范的选择上不如自由翻译家那么自由，受到官方的评价和诠释的制约。杨译附有一篇无署名的“出版说明”，里面提到 《红楼梦》“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邪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16]，可见这是出版社的立场，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观点。因此，对于杨宪益夫妇来说，选择翻译 《红楼梦》并不是出于对原著的热爱和崇拜，相反受到当时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其赞助者——外文出版社的要求，而且其译文在出版时出版社有权对其中部分进行修改或者删除，可以说整个翻译行为完全是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权力关系的影响。

4 《红楼梦》英译原则中的权力关系

所谓原则，指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则。翻译原则，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的一个总体趋势，是趋向于原文，还是趋向于译文读者。如果趋向于原文，即较大程度上忠实于原著或原文，属于以 “原文为中心”或者 “原文为导向”的翻译原则。若趋向于译文读者，即在翻译时重点考察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等方面，译文就会较大程度上偏离原文而靠近读者，即 “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在英译 《红楼梦》的过程中，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原则，而这些原则由相应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制约。

4.1 霍译原则中的权力关系

霍克斯在其译序中曾写道：“如果我可以将这部小说所给予我的满足质感传达读者以万一，那我就不虚此生了。”[17]霍克斯自己曾 “祈望能把他们所感受到的小说的魅力传达一些给别人。”“他明知抄本较近原作，可是为了满足读者势不能只译未完成的八十回，而不得不将一百二十回全部译出，所以在文字的取舍之间，免不了顾此失彼，有时显得矛盾。”[18]由于译者霍克斯希望其他读者能感受到小说 《红楼梦》的 “伟大”和 “魅力”，其翻译必然需要考虑 “读者会不会喜欢”“读者能不能接受”等问题，读者对译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另外，霍译本由影响力颇大的英文出版社 “企鹅”出版，可见他的读者主要是英语世界的文学爱好者，而且企鹅出版社向读者介绍 《红楼梦》为 “中国文学中一部了不起的社会风俗小说”[19]，因此在翻译时译者着重译文的艺术性、戏剧性、娱乐性，重点照顾英语世界读者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甚至不惜添加解释性表达。因而霍克斯翻译 《红楼梦》的总体原则是以 “读者为导向”，重点顾及译文在英语母语读者中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其译文较大程度地偏离了原文。

霍克斯的翻译行为是将外语文本翻译成本民族语言，翻译的目的是将中文名著转译给英语读者，因此读者对译文的要求决定了读者在翻译中所采用“译文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由于英美文化长时期处于优势地位，在翻译时要求流畅的译文，这样的翻译趋于 “归化”，强调流畅通顺和 “译者的隐身”[20]。然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翻译肩负着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富国强兵之法的重要责任，译文首要要求的就是 “信”和忠实。该翻译思想长时间影响着中国的翻译实践，如 《尤利西斯》的汉译，两个版本都非常忠实于原文，加入了大量注释，其目的是让中国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西方文化；而英语译者在将其它文本译入英语时，却没有如此强调忠实和 “信”，如托马斯·科利瑞翻译的 《论语》就与原文相去甚远。这种翻译行为 “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21]，体现了其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和民族文化优越心理，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和文化优越性即为霍克斯翻译 《红楼梦》时翻译原则背后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4.2 杨译原则中的权力关系

外文出版社早期在行政上隶属出版总署，业务方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专门翻译中国领导人著作、中国重要文献以及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情况的书籍，如实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建设，实现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功能。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就是基于该前提和目的的。杨氏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翻译 《红楼梦》时，《红楼梦》被诠释为政治小说，因此杨氏译本的前言主要强调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体现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戴乃迭曾说：“我们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译文相当追求直译， 有些平淡。”[22]

原文文本地位越高，译者就越倾向于使译文规范化。出于对原文文本文化地位的尊重，译文会使用解释性的注释来确保读者 “正确”地理解原文[23]。由于身处中国文化语境中， 《红楼梦》是 “尽人皆知”的小说，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高，毛泽东曾赞扬过该小说，因此杨氏夫妇在翻译时，为了忠实地将 《红楼梦》及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化转译给英语世界读者，最重要的是忠实于原文，尽量完整地传递原文信息和文化，即采取 “原文为中心”的翻译原则。杨宪益认为，“在做翻译时，译者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把意思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使意义尽可能靠近原文”。他认为译者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在翻译时为原文角色加入太多的语言和太多的描述，完全是对原文的背叛，译文不再是翻译了[24]。

在杨氏夫妇翻译 《红楼梦》的时代，中国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学、文化都得从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思考，翻译活动也必须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因此杨氏夫妇的翻译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体现其中的阶级斗争思想，其政治权力关系是杨氏夫妇翻译 《红楼梦》时翻译原则背后的权力关系。另外，由于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文化和当时社会中的影响和权威性地位，作为中国文化语境影响下的译者，为了达到传达中国文化的目的，杨氏夫妇采用忠实译法，也受到了原文本与译者之间以及翻译目的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戴乃迭说，她觉得她和杨宪益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译得太直，太缺乏想象力，而他们所钦佩的霍克思就有丰富得多的创造性[25]。这就是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所制约的结果。

5 《红楼梦》英译方法中的权力关系

翻译方法，属于微观范畴，涉及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如增译、减译、换译、分译、合译、改译等微观翻译手段。翻译方法是根据相应的翻译原则指导下的操作，因此翻译方法与上述翻译原则紧密相关，往往受到相应的权力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5.1 霍克斯翻译 《红楼梦》的翻译方法中体现的权力关系

由于霍克斯采用的是 “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译文的可理解性和可读性即为首要考虑目标，因此在翻译时较大程度偏离了原文。霍克斯曾说： “我有时只能对原文作一点解释性翻译，以便使这些地方易于理解。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做法，是在相应的地方作脚注。脚注果然巧妙，但在我看来，阅读一部做满脚注的小说，无异于带着镣铐打网球。但是，我偏离原文的做法，不仅仅包括这些偶然性的小小的解释性翻译……一个当代的翻译工作者如果根据现存的任何一个版本进行翻译，有时就必然要偏离原文。”[26]所以霍克斯的第一个翻译方法就是文内解释性翻译，而不是加脚注的形式，“把所有一切——甚至双关语——都译出来”。如“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 《石头记》为 《情僧录》。”霍克斯将其译为 “As a consequence of all this， Vanitas,starting off in the Void (which is Truth)，came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Form(which is Illusion);and from Form engendered Passion;and by communicating Passion,entered again Into Form;and from Form awoke to the Void(which is Truth).He therefore changed his name from Vanitas to Brother Amor,or the Passionate Monk，（because he had approached Truth by way of Passion),and changed the title of the book from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o The Tale of Brother Amor.”此译文比原文多了一倍的单词，主要由于西方读者对佛教术语 “色”、“空”不太了解，译者在文内直接加注加以说明解释方能使西方读者了解该文化内容。第十九回元春省亲结束后大家休息，唯有宝玉无聊， “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霍克斯译为 “After her departure Bao-yu played‘Racing Go’with the other maids. This was a game in which you moved your Go-piece across the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ow of dice, the object being to reach the opposite side before everyone else and pocket all the stakes.”这种围棋游戏失传多年，读者不了解，所以霍克斯用了大量的文中注释进行说明。

其次，霍译本为了方便英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对译文中一些为英语读者不容易理解或者产生矛盾的地方进行了意译、改译甚至减译。如原文中由于中国人对 “红”的偏爱，使用了大量与红有关的词汇和表达，但是由于在中英文中 “红色”的联想意义相差甚远，译者不得不加以改变，把 “怡红院”译为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霍译本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和其他中国特有文化表达进行了归化处理，将前者转换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基督教文化表达，而将具有典型中国人文特色的人名等采用意译处理。如第六回中：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

霍译本直接将具有典型的佛教文化的 “阿弥陀佛” 译为 “bless you”。 第六十八回的一句话：“我便是个韩信张良，也把智谋下回去了。”霍译本为 “Even if I’d been a forensic genius,which I’m not,hearing them say that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shut me up.”中文读者很清楚韩信张良所表达的意思，而对于不懂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根本无法产生相同的文化联想，因此霍克斯在翻译时用 “a forensic genius”（辩论天才）代替，从而将“把智谋下回去了”变化为 “…shut me up” （使我哑口无言），完全远离了原文文化表达的含义。

上述翻译方法与相应的翻译原则紧密相关，因此影响翻译原则的权力关系直接影响到相应的翻译方法。西方文学传统和翻译传统要求小说和小说翻译不要因为脚注的影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否则“阅读一部做满脚注的小说，无异于带着镣铐打网球”。改译和减译等翻译方法，缘于西方读者对佛教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不够了解，考虑到读者的可接受性，译者对 《红楼梦》中儒释道文化表达进行了归化处理，而不像张谷若翻译 《德伯家的苔丝》那样加上大量的脚注来促进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这种意译和文中直接注释的翻译方法，完全是从读者的阅读过程来考虑的，并不是要清楚明白传达出原文的深层文化含义和言外之意，这也是译者本身的 “读者为中心”的原则及其文化优越性心理的体现，其背后隐藏着相应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5.2 杨氏夫妇翻译 《红楼梦》的翻译方法中体现的权力关系

杨氏夫妇在翻译 《红楼梦》时，根据其翻译原则，在翻译时尽量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和原文化内涵。由于身处原语文化系统，为了达到赞助人 （出版社）要求的传递中国文化的目的，在翻译时必然会对原语文化进行全面细致地翻译，因此杨译在处理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在具有深层次文化特色的表达时，往往倾向于保留原文的意义和表达，并通过加脚注的形式将不容易理解的表达阐述清楚，比如杨译对甑士隐这一名字的处理：Zhen Shi-yin (homophone for“true facts concealed”)。在对 “红”色词的处理上，也是完整地表述了中国文化对红色的偏爱和其中所包含的深层次文化特点。

从中国的传统道德看，中国人在性的方面比较保守，在翻译中删去或淡化与性有关的内容是翻译中一贯的做法，直到20世纪末依然如此。谈到翻译 《红楼梦》的过程时，戴乃迭承认：“我们还没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恢复过来。”[27]这里所谓的“以前的事情”即是她们在 “文革”中的遭遇。杨译很可能受到官方评价和诠释的制约，《红楼梦》在 “五四”时期被主流文学界视为自然主义的爱情小说，1949年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被评为反封建的政治历史小说。杨译本的 “出版说明”提到 《红楼梦》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邪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可见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之重。张南峰分析 “外文出版社是非常官方的，其出版物有一定的权威性，是官方的译本。各政府部门的英语文件，如要引用 《红楼梦》，一般情况下大概都必须引用该社的译本。因此译者不能有太多发挥的余地，通常只能对原文亦步亦趋。虽然外文出版社负有弘扬中华文化的任务，但该社的产品其实很难进入真正的英语文学市场，读者还是以华人为多，所以其翻译出版工作的实际效果，是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多于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 《红楼梦》，是由来原系统发起的，主要是给来源文化中的读者看的。所以，译文没有很大必要遵守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却很有必要遵守来源系统的各种规范”[28]。 如：

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得袭人掩面伏身而笑。 （第一回）

杨译本将 “云雨之情”直译为 “sport of cloud and rain”，而霍克斯则将其直接意译为 “made love”。

第一回：“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污秽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杨译本将“风月”译为 “the breeze-and-moonlight”，而霍克斯则意译为 “erotic novel”。从杨氏夫妇的处理可以看出，杨译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中国人对性和与性有关的表述，还是有些忌讳的，因此在翻译中必然受到了相关文化权力的影响，在处理与性有关的语言和表达时比较谨慎和保守，所以传统文化产生的权力关系决定了杨译对这类表述所采取的翻译方法。

对于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的表述的处理，霍克斯的译本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认知，往往采取省略或者意译的方式；杨氏夫妇则采用了直译加注，让英语读者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化表述，体现其对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心理优势，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把中国优美的文化尽量表现出来，而不是原语文化的隐身。如第5回 “应惭西子，实愧王嫱”中，“西子、王嫱”为广大汉语读者所熟知了解，而且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特色，而对于英语读者来说非常陌生，所以霍克斯直接采取省略中国文化的方式， 译为 “The beauties of days gone by by her beauty are all abashed.”[29]杨氏夫妇则通过直译加注保留了汉语文化表达：“She would put His Shih to shame and make Wang Chiang blush.”[30]注： “A famous beauty in the Han Dynasty.”根据杨氏夫妇译文，西方读者可以理解到汉语中形容人非常美可以说 “to put His Shih to shame and make Wang Chiang blush.”这就是文化传译，也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博弈。

6 结论

翻译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体现，每一个翻译行为都受权力的制约，翻译行为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也会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霍克斯翻译 《红楼梦》时，由于译者本身处于英语语言文化优势地位，其目的主要是将 《红楼梦》的 “伟大”和 “魅力”充分展示给英语读者，同时赞助人对其翻译行为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霍译翻译过程从选择翻译该小说、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方面都受到了英语接受语文化和读者两方面的权力关系的制约，从而采取目标语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采用了意译翻译方法。杨译则从选择翻译该小说、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和所采用的方法都受到赞助人、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上述权力关系制约下，其翻译遵循原文为中心的翻译原则，采用直译翻译方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红楼梦》的英译过程，不管是哪个译本，从翻译文本选择、翻译原则和方法方面都受到了相关权力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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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e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loumeng

RAN Shi-yang1，2；LI De-feng1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Hongloumeng is of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ith its profound literary and cultural value.For its greatness,there are many English transl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in which David Hawkes’ version and Yang Xianyi and Glady Yang’s version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omplete translated versions.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m from micro comparative text analysis,but few of them discuss the deep reasons behind the two versions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ir choices to translate the great novel,thei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heir methods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relations.It then concludes that their translation processes are restricted and influenced by power relations,and therefore there occu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Hongloumeng;power relation;choice of text;translation principles;translation methods

I046

A

1674-3652（2012）05-0089-06

2012-03-19

长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红楼梦》英译中的权力关系研究”（09jky003）。

冉诗洋，男，重庆酉阳人，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责任编辑：雪 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