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彦丰，李红雨

昆德拉的反“斯大林主义”情绪
——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小狗起名为例

郝彦丰，李红雨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一只“杂种狗崽”曾准备被起名为“托尔斯泰”。作品中人物的声音就是作家思想的流露，基于此可以看出昆德拉的真实情感。事实上，作家并非讨厌托尔斯泰，而是憎恨托尔斯泰的国家，这是其反“斯大林主义”情绪的另一种表达。结合作家以前的生活经历则可进一步确证这个结论。虽然昆德拉一再声称自己的小说与政治无关，但事实上，那是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之后的一种痛苦辩白与绝望表述。

昆德拉；小狗；托尔斯泰；反“斯大林主义”；捷克

在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下简称《轻》）中，有一只名叫“卡列宁”的小狗。对于它的出生与来历，小说第一部第11节有着详尽的介绍。

它本是托马斯一个同事家的一窝小狗崽之一，但因出生“混血”狗种，长相有别，所以“没有人要这样的小杂种”。托马斯为了减轻特蕾莎的痛苦（即发现丈夫的不忠），就抱养了这只小狗，并准备给它起个像样的名字。他首先建议起名为“托尔斯泰”，因为他想起特蕾莎最初来到布拉格时，腋下夹着托尔斯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宁娜》（以下简称《安娜》）。但特蕾莎觉得小狗是个母的，“是个小丫头”，应该叫做品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安娜·卡列宁娜”。最后，托马斯将小狗起名为“卡列宁”，即安娜丈夫的名字，理由是“一个女人的嘴，根本不会长得这么滑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只“杂种狗崽”的起名是围绕着托尔斯泰及其作品进行的，特别是托马斯首先想到的竟是给这只“杂种狗崽”起名为“托尔斯泰”。昆德拉为什么要将一位伟大的作家用来当作一条狗的名字呢？这到底是作者的无意之笔还是有意所为？

一

昆德拉在该著中说：“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第五部第15节）根据此意，这个名叫“卡列宁”的小狗（也算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人物”），显然也是有隐喻的。通读全文，我们就会发现，狗的命运其实隐喻着人的命运，首先是它的主人特蕾莎的命运，其次是他们夫妇的命运。同样，对于小狗的起名，笔者认为也有隐喻之意，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的所思所想也就是创作主体（昆德拉）的所思所想，作品中的人物只不过是作家的“思想传声筒”而已。

我们不妨试做如下分析。把一个人的名字等同于一只狗的名字，这显然含有极大的不敬之意；更为不敬的是这个人是男的而被相提并论的那只狗却是母的，并且还不是什么好母狗：“身体模样像狼狗，可头很像那只圣伯尔纳纯种母狗”，可以说是“女头男身，不男不女”；还有，虽然它是个“小丫头”，但是“一个女人的嘴，根本不会长得这么滑稽”，所以“没有人要这样一窝小杂种”。特别是作者在描写小狗给特蕾莎尿了一裙子时，竟用“这畜生”来指代。可见，作者对这只“杂种狗崽”并没有多少喜爱之情。据此，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推断出作者对于与这只“杂种狗崽”相提并论的托尔斯泰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吧。但是，托尔斯泰与他无冤无仇，两人既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也没有所处同一国度，他干嘛要和人家过不去呢？笔者认为，昆德拉在创作这部小说前，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作品《安娜》，而不是作者托尔斯泰。因为《安娜》与《轻》在人物设置、故事安排等方面有很多相类似、相贴近之处。例如：在《安娜》中，妻子安娜在外面偷情，丈夫卡列宁“戴了绿帽子”后为了顾及面子而左右为难；在《轻》中，丈夫托马斯在外面风流，妻子特蕾莎发现后在家痛苦不堪。可以说，这两部小说中都涉及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一方对婚姻的不忠而导致了另一方生存的尴尬。昆德拉若将《安娜》作为一个道具或者一条线索在《轻》中出现，显然十分有利于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展开。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那么多，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而昆德拉偏偏要拿俄国作家说事儿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杰出的作品那么多，如更胜者《战争与和平》，而昆德拉独独选择了《安娜》作为小说道具或线索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狗后面没有被起名为 “托尔斯泰”而被改名为“安娜·卡列宁娜”和“卡列宁”的原因。

当昆德拉选取《安娜》作为道具或线索在自己的小说中出现后，他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该书的作者托尔斯泰。而一旦联想到托尔斯泰是俄国人（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昆德拉的反感、厌恶情绪就会不请自来，甚至是止不住地往外溢。事实上，昆德拉并非讨厌托尔斯泰（相反若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他还可能很欣赏这个人），而是讨厌托尔斯泰的国家。确切地说，他是对“斯大林主义”政策尤其是俄国1968年出兵捷克的憎恶。因为他觉得自己国家曾经一切的弊病以及自己后来所有的不幸都与托尔斯泰的国家有关，甚至是这个国家直接造成的。于是，昆德拉对托翁的国家的怨愤便殃及了托翁，他明明知道小狗最终的名字不可能叫作“托尔斯泰”，但他还是不忘借此来戏谑一番托翁——这个被俄国人引以为豪的伟大的文学家。当然，这也就殃及了那只不幸的小狗。在小说的开头，它一再被丑化（作者在后文中对小狗再也没有“不敬”的描写）。从此角度来看，托尔斯泰是无辜的，小狗更是无辜的，他们（托翁与小狗）都是昆德拉随带之笔的“受害者”。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昆德拉在小说的开头极尽丑化小狗的真正意图是想丑化托尔斯泰的国家。这其实是他反“斯大林主义”情绪的另一种表达。

二

我们还可以再结合昆德拉曾所生活过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来进一步佐证这一结论。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出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他从小就在音乐家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弹钢琴，且热爱读书。1945年，捷克在苏联的帮助下打败侵略者法西斯德国，获得全境解放，这使昆德拉对共产党产生好感。于是1947年，18岁的中学生昆德拉“被共产主义抒情般的幻想所触动”［1］，加入了捷克共产党。1948年，昆德拉来到首都布拉格上大学，期间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由于他天性喜欢独立自由、不愿受约束而被当局视为“标新立异、突出自我的诗人，不守本分的党员”［2］，在党的意识形态部门里注了册。

1950年，捷克全国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凡与这一创作原则相悖的文学流派及作家均受到批判。昆德拉也由于“时常有反官方言行和反党思想”［3］，于这一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学。之后，他索性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音乐学习和文学创作中。1953年，昆德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其中部分诗作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因此，诗集一经问世，批评的声浪就接踵而至。

1955年，昆德拉担任《五月》杂志编委。该刊因宣称要创作“日常生活中的诗歌”，反对廉价吹捧的“欢乐的今天”的“歌德派”［4］295，所以不符合当局的文艺政策，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就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的批判，且于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被取缔。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批判斯大林的政策。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捷克的社会环境有所松动，文坛也出现了较宽松的局面。于是，昆德拉主动恢复了党籍，“他一面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率一批作家向党要求创作自由；另一方面则通过他的创作向‘斯大林主义’发起进攻”［1］。 1967 年，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问世，并引起巨大反响，连出三版，后又被拍成电影。而昆德拉本人也几乎一夜间成了捷克最走红的作家。“人们认为，小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实。 ”［5］蒋承俊先生在《捷克文学史》中也认为，《玩笑》与捷克另一位重要作家瓦楚利克的 《斧头》（1966）表现了相同的主题——反“斯大林主义”［4］332。这年夏天，在捷克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身为作协理事、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率先发表了一通言辞激烈的演说，竭力批判捷克的现实，并将捷克文明衰落的原因归结为纳粹占领和“斯大林主义”。这次会议最后在作家与当局的激烈冲突中闭幕。昆德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曾担任过主编的《文学报》被划归文化部接管，原编辑部也被解散。1968年1月，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上任后公开向“苏联模式”挑战，大胆进行改革。在此背景下，昆德拉的《玩笑》因其尖锐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锋芒而获得捷克作家协会的大奖。8月，苏联出兵干涉，“布拉格之春”改革失败。而昆德拉依旧不断发表文章，鼓励全国人民不要放弃。社会危机后，捷共开始党内外大清洗。被当局视为作代会上的带头闹事者、“布拉格之春”的积极参与者、反“斯大林主义”的急先锋、“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4］288的昆德拉，不但被再次开除党籍，还被开除了公职，甚至他所有的著作都被从图书馆清除出去，也不能在官方刊物发表任何文章，并不时受到当局的传讯。昆德拉说：“俄国入侵以后，我被迫过隐居的生活。”［6］而且，一过就是7年。1975年，昆德拉和夫人被迫流亡法国。1979年，昆德拉被剥夺了捷克国籍。两年后，他加入了法国国籍。

这就是昆德拉曾所生活过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捷克时他的创作似乎总是与当局的文艺政策大相径庭，格格不入，因此他走上了一条反“斯大林主义”的艰辛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昆德拉不仅是反“斯大林主义”的一员勇猛干将，而且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急先锋。即使流亡法国后，他的这种情绪也时常会在文章中有所流露（但已没有先前在国内那么强烈）。例如，昆德拉于1986年出版的一部重要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中就有很多对“斯大林主义”下苏俄的政治、社会、文艺等方方面面的强烈不满与无尽嘲讽，特别是在《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这种“火药味”最足。

由此可见，昆德拉在流亡法国后创作的《轻》中借给小狗起名的“时机”，一以贯之地再次嘲讽苏俄，再次表达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不满。

三

昆德拉却不喜欢读者将他的作品与政治挂钩，也不愿意承认他的小说中有所谓的反 “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他一再解释说：“我的小说不以批评社会为主题。”［7］例如，对于那部曾给他带来极大荣耀也给他带来沉重灾难的 《玩笑》，昆德拉就坚决否认其中含有“政治性”。上世纪80年代，在法国一次昆德拉作品电视讨论会上，当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时，昆德拉十分反感，立即插话道：“请别用你的斯大林主义来让我难堪了。《玩笑》只是个爱情故事。”［5］他生怕别人还会产生误解，又特此将1982年《玩笑》英文版的“作者序”直接命题为《<玩笑>是个爱情故事》。而同样对另外一部被读者素来“误解”的“政治小说”，昆德拉也做出了“更正”：“《生活在别处》写的是1948年，疯狂的斯大林主义时期。但我的抱负并非批评政体！”

昆德拉不仅否认自己的作品中有反 “斯大林主义”倾向，而且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反“斯大林主义”的人。1995年，昆德拉在获得捷克功勋奖章后接受了“故国”《人民报》记者的采访，当谈及1967年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带头闹事”的那段特殊经历时，他如是说：“当我回想我怎样把代表大会当作一个讲坛发表那篇长长的演讲时，我仿佛觉得回忆的是另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自己不认识自己了。那次大会不久之后，我便意识到，我除了是个小说家外，什么也不是，我不应当插手其他事情，从此，我便永远退到了一旁。”［8］

这个曾经反“斯大林主义”的急先锋、“布拉格之春”的积极参与者突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我自己不认识自己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原因何在呢？

如果我们认真梳理一下昆德拉的否认与辩白，就会明显地发现他的这些观点与言论多是他流亡法国后所说。在捷克时，他却没有这样说起过。特别是对《玩笑》性质的定位，就很能说明问题。这部作品曾因反“斯大林主义”而使作者声名雀跃，又因反“斯大林主义”而使作者惹祸上身；昆德拉身居捷克时默认它为 “政治小说”，而流亡法国后却申诉它是 “爱情小说”。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吗？

事实上，昆德拉正是这样一位思想矛盾、感情痛苦之人，也曾走过一条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他本是一个想有所作为、对祖国满怀赤忱之爱的人，也是一位有强烈社会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作家，这从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又主动恢复就可以看出。但忽然有一天，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了祖国在“斯大林主义”下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这样持续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于是，他怒不可遏地疾呼呐喊，敢作敢为，离经叛道，一心渴望这种现实得到改变。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利益，所以自己付出多大牺牲也在所不惜。但捷共意识形态部门不仅没有“感激”与“赞赏”，反而还将昆德拉开除党籍与国籍。这是何等的尴尬与耻辱！所以，最终当铁铮铮的现实与事实呈现在眼前时，他才意识到没有再可挽回的丝毫机会了，他才开始变得灰心丧气，才决定彻底放弃。所以，昆德拉对其作品中的政治性的否决与辩白事实上是其梦想彻底破灭之后的一种彻底绝望。他为自己曾经狂热付出过但最终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带来噩运的青春梦想而愤慨不已，从此永不愿言及（即自己曾为捷克美好的明天而反“斯大林主义”）。

昆德拉对捷克的感情，又好比痴情郎对负心女的恋情，终究是“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的结局，而“我”却不愿意以牙还牙地再去伤害“她”。毕竟，“我”曾对“她”爱得那么炽热，那么深沉。“我”现在唯一可做之事，就是慢慢地将“她”忘记，从此永不言及。

[1]蒋承俊.捷克和斯洛伐克战后小说概述[J].东欧，1995(4).

[2]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

[3]高兴.米兰·昆德拉[J].新一代，2007(3).

[4]蒋承俊.捷克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高兴.昆德拉成名后的尴尬[J].出版参考，2006(5).

[6]杨乐云译.米兰·昆德拉为1991年版《玩笑》所作的序[J].外国文学动态，1997(6).

[7]杨乐云译.作者的话：1996年阿特兰蒂斯出版社《不朽》代序[J].外国文学动态，1997(4).

[8]杨乐云.一切对我来说唯有惊讶：米兰·昆德拉与捷克《人民报》的谈话[J].外国文学动态,1997(4).

I109.5

A

1673-1999（2012）08-0123-03

郝彦丰（1984-），男，陕西绥德人，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 710062)文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李红雨（1984-），女，陕西绥德人，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文史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201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