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海

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就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指导方针。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干部的作风使它纯洁。

一、思想上的纯洁性

党的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政党优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品质的纯洁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党，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同盟章程规定各级支部必须对党员的入党条件和思想品质负责，“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这是马克思对党的纯洁性的最早的规定，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建设指明了方向。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时与孟什维克划清了思想界线，从而使布尔什维克政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革命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强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世界上只有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不单纯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是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在同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中，他曾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2］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党员成分多样化对党的纯洁性构成的挑战。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阵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有很大市场。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政治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通过开展自我批评和整风运动，努力消除各种思想隐患，从而使党风建设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1927年，针对党的成员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情况，为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著名论断，把“思想建设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建党思想，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的组织现状：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他对红四军中存在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批评，并对症下药，逐一提出纠正的方法。“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3］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建设，他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及时归还，损坏东西要照价赔偿，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具有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个政党能不能在政治上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直接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坚守自己的思想阵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乘虚而入。党的纯洁性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党的思想纯洁的本质要求是，要有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操守和党性原则。具体表现为：政治信念坚定、道德操守纯洁、理想追求高尚，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坚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毛泽东指出，党内思想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共产党如果没有化解思想矛盾的勇气，就会使革命事业停滞不前。他提出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关照，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加以改造提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一部党的建设史，就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4］802正是通过一次次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党员队伍的素质更加纯洁和提高了。

二、组织上的纯洁性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组织的纯洁性教育。他指出，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容易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产生资本主义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他告诫广大党员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毛泽东在讲到干部审查问题时指出：“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5］266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党的纯洁性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要求发展党员要严格标准，注重质量，严把入口，“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5］385发展党员必须经过组织讨论，详细审查入党动机，严格掌握入党流程，积极探索发展党员工作中的预审公示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要求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搞以权谋私和钱权交易，对于有损党的事业和形象的害群之马则要毫不手软坚决清除出党。

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毛泽东认为，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保证共产党组织上的纯洁性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办学校，这是“共产党的大事”。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要建设的不是一个松散的“乌合之众”的政党，而是一个组织独立、有强大战斗力的政党。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提出，“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6］620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将近30余所各类干部学校；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加强开展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从1942年起，陆续抽调了一批高中级干部集中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问题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党的组织关系不够成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而是必须使之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在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主张：“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叫做党性不完全。”［7］800他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标准的党。”［5］2611942年在领导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反对宗派主义，清除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党外的影响作为全党整风的重点内容之一。他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7］825，它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其基本特征是自私性和狭隘性，以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为了满足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认为，党的纯洁性不是搞山头主义、关门主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要搞五湖四海，使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士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成为具有坚定党性的无产阶级战士。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意志，以思想纯洁、作风纯洁带动组织纯洁。延安整风中采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以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保持党的纯洁性找到了一种好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多的成绩。”［5］261通过长达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全党清除了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使“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路线最终牢固地确立起来，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组织上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三、作风上的纯洁性

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纯洁性的具体体现，保持党的纯洁性就要狠抓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他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他希望干部理论学习蔚然成风，密切联系群众成为自觉行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各级组织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认为，党委要管好“一班人”，书记必须发挥“班长”的带头作用，领导班子要善于调查研究和虚心学习。他提倡干部要放下架子“不耻下问”，要眼睛向下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先搞调查，再作决策。党的作风纯洁性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贯彻党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奢靡腐化等不正之风。从1945年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党员由120万人发展到270万人。党员人数的增加也使一些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混进了党内，在党内滋生了强迫命令和歪曲党的政策的不良作风。尤其是有的地主、富农、流氓分子混进基层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使土地改革不能顺利进行，这就给党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迫切任务。毛泽东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4］989为此，从1947年开始，各解放区先后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整党的方法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露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表现，同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征求他们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分析的态度，坚持教育挽救的办法；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则坚决清除出党。经过整党，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保证了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隆重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同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艰苦奋斗作风，大力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拒斥贪图享乐的不良作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8］毛泽东之所以未雨绸缪地在党内敲响防腐拒变的警钟，是因为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胜利在望，少数党员干部逐渐滋生出一些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不良风气，如果任由这些不良风气四处蔓延，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甚至功亏一篑。

如何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两个务必”所体现出的“赶考”意识，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永恒借鉴。建国伊始，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贪腐现象的出现，中国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对腐败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毛泽东认为，只有杀一儆百，绝不姑息养贪，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他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清正廉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或者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他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这种廉洁自律精神是党的纯洁性的核心要求和本质体现。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4.

[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9.

[3]毛泽东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4.

[4]赵云献.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下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