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军

（昭通学院外语系，云南昭通 657000）

诗歌叙事学的认知研究

罗 军

（昭通学院外语系，云南昭通 657000）

诗歌叙事学借助认知叙事学所建立的研究范式，将其研究的重心从对诗歌叙事文本的关注，转向对读者以及诗歌叙事文本与读者关系的关注，丰富和完善了诗歌叙事学的理论体系。

认知叙事学；研究范式；诗歌叙事学

认知叙事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深受西方学界的关注，形成了David Herman的“故事逻辑”、Monika Fludernik的“自然叙事学”、Manfred Jahn的“窗口聚焦”和“花园路”、Marie－Laure Ryan的“认知地图”、Marisa Bortolussi和Peter Dixon的“心理叙事”以及Ansgar Nünning的“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等六种主要研究范式。认知叙事学结合认知科学与叙事学，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认知叙事学的快速发展为诗歌叙事学在学科基础和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将对读者和作者的关注引入诗歌叙事学，为诗歌叙事学的认知转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国内认知叙事学研究尚处于介绍性或概述性的状态，没有条理化、体系化和理论化，因此，借助认知叙事学的主要研究范式来关注诗歌叙事文本读者以及读者和诗歌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诗歌叙事学的认知转向与途径

诗歌叙事学的认知转向，指诗歌叙事学将其研究的重心从对诗歌叙事文本的叙事结构、叙事语法和叙事模式的关注，转向对读者以及诗歌叙事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关注，透过诗歌叙事文本的线索，分析和阐释读者对诗歌叙事文本的认知过程。首先，借助认知叙事学的理论框架，把诗歌叙事学与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话语分析、心理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为诗歌叙事文本的叙事处理搭建一个广阔的认知平台；其次，从诗歌叙事文本的读者视角，借助认知叙事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将其研究的重心从对诗歌叙事文本的关注，转向对读者以及诗歌叙事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为诗歌叙事学的发展和认知叙事学的完善开拓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诗歌叙事学的认知转向，不是放弃对诗歌叙事文本结构的研究，而是对诗歌叙事学理论体系的继承、补充和完善。

认知叙事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为诗歌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它所提出的有关术语和理论框架，进一步丰富了诗歌叙事学的概念及范畴；反过来，认知叙事学的理论应用于诗歌叙事学，既拓展了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又加快了其与诗歌叙事学的合作。从本源上讲，诗歌叙事学是建立在诗歌叙事文本基础之上的，它无法回避读者对文本的认知和阐释；而认知叙事学所引入的话语处理、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理论，则是揭示读者认知过程及其与诗歌叙事文本关系的研究方法和阐释工具，既处于“文学系统的中心，又处于文学批评的中心”［1］。

认知叙事学与诗歌叙事学的合作，将诗歌叙事学与话语处理、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从认知叙事学的视角审视诗歌叙事学的基本问题，从诗歌叙事文本读者的心理和认知角度切入诗歌叙事学的研究，拓展了诗歌叙事学的边界，建构了一种新的诗歌叙事学研究范式，从而推进了诗歌叙事学研究的认知转向。

此外，认知叙事学还把从人工智能、认知语言学、话语处理等学科中引入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运用到诗歌叙事学中，为诗歌叙事学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手段和分析工具，因为诗歌叙事学是对诗歌叙事文本研究的成果，是从大量“经验研究”［2］（P29）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不仅开启了诗歌叙事学研究的新征程，而且还启发学者们深入思考诗歌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相结合的方法和路径，为诗歌叙事学的认知转向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二、诗歌叙事学的认知延伸

认知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对诗歌叙事文本的意义，以及诗歌读者即诗歌叙事文本的认知者与诗歌叙事文本的关系方面，延伸了诗歌叙事学的理论。

从故事逻辑来看，认知叙事学以诗歌叙事文本的主题阐释为己任，用David Herman的“故事逻辑”来区分读者对诗歌叙事文本的规约性意义阐释和主题性意义阐释。事实上，不具体分析和辨别读者对诗歌叙事文本的规约性意义阐释和主题性意义阐释，就可能模糊读者的“叙事认知”动态，从而阻碍诗歌叙事学的认知转向。

从Monika Fludernik的“自然叙事学”来看，在诗歌叙事的自然性视角下，认知叙事学和诗歌叙事学应结合起来，共同探讨一些带有地域特色和民族倾向的诗歌叙事文本。倘若诗歌叙事文本的叙事意象脱离其叙事规约，则读者的认知过程就可能局限在对这些诗歌叙事结构的理解和接受上。为此，读者还需将诗歌叙事文本“叙事化”或“自然化”。即便如此，读者对诗歌意象的认知也还会受到诗歌叙事结构的制约。因此，这个过程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诗歌叙事文本的叙述者是“权威叙述者”或者“可靠叙述者”［3］（P51）。

从读者方面来看，Marisa Bortolussi和Peter Dixon提出了“叙述话语的形式特征只有在接受语境中才会有意义”［4］（P2）的论断。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叙事文本的认知者就是其接受语境，诗歌叙事文本所承载的意义都会在这个接受语境中产生。另外，诗歌叙事学还要关注读者在理解诗歌叙事文本时所产生的认知效果，以及文本世界理论的阐释力及其阐释的灵活性，并对诗歌叙事文本“真实读者”［5］（P8）的认知动态做出经验性的描述。只有这样，诗歌叙事学才可在诗歌叙事文本读者的关照下，用Manfred Jahn的“窗口聚焦”和“花园路”以及文本世界理论，具体分析在现代派诗歌叙事文本和后现代派诗歌叙事文本中，叙述者因其异常的精神状态所引起的花园路叙事现象，及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和阐释力，并做出阐释，为诗歌叙事文本的认知者提供新的视角。

在读者对诗歌叙事文本的认知过程以及认知方法方面，诗歌叙事学要结合Marie－Laure Ryan的“认知地图”以及Marisa Bortolussi和Peter Dixon的“心理叙事”，来考察诗歌叙事文本中的认知地图和心理叙事现象，及其存在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特殊性。同时，还可用Ansgar Nünning的“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来考察诗歌叙事文本中诗人、文本和读者之间多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即文本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以及文本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总之，诗歌叙事学的认知转向不是对认知叙事学的刻意模仿，而是试图从不同研究视角，更深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诗歌的读者、读者对诗歌叙事文本的阐释和反应、读者的心理表征及其与诗歌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为诗歌叙事文本的意义生成搭建认知平台，为诗歌叙事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以及其阐释和分析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的认知叙事基础。

［1］Sternberg，M．Universals of Narrative and their Cognitivist Fortunes［J］．Poetics Today，2003（24）．

［2］Stockwell，P．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London：Routledge，2002．

［3］Scholes，Robert et al．The Nature of Narrativ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Marisa，Bortolussi ＆Peter，Dixon．Psycho－narrat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5］Gavins，Joanna ＆Steen，Gerard．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M］．London：Routledge，2003．

责任编辑 强 琛E－mail：qiangchen42＠163．com

I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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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2）08－0013－02

2012-06-02

罗军（1980－），男，云南镇雄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诗歌和西方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