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辽宁大连116605)

日本人的“ 村八分”心理及成因探析

季红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辽宁大连116605)

在对江户时代日本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村八分”制裁措施及其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心理表现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村八分”的心理及其形成原因。指出“村八分”思想的形成与日本的自然环境、稻作文化和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儒家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对“村八分”心理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认为，虽然作为一种制裁措施“村八分”已被禁止，但其思想却深深地扎根于日本人的心中。在耻感文化的作用下，日本人自然会保持“村八分”心理。

村八分;岛国;集团意识;耻感文化

一、何谓“村八分”

顾名思义，“村八分”一词中的“村”是指“村庄”“村落”而言，“八分”亦确如“腹八分”中的“八分”有“十中之八”“八成”之意。那么，现代日语中“村八分”一词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村庄的百分之八十”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江户时代，日本乡村中存在着一种对于扰乱村规和秩序的人进行制裁的惯例，即除作为地域生活十大事件中的灭火和葬礼之外，村民要断绝与其家里人的来往。因为火灾如果置之不理的话会持续燃烧，尸体放置的话会有尸臭甚至引发传染病。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被制裁人家中而村民不予援助，会造成全村的灾难。而剩下的成人礼、结婚、生产、照顾病人、房屋改建、水灾施救、祭拜法事、旅行等八件村中大事则完全不予交流及协助。就是说，村中十分之八的大事拒绝其参与亦不予帮助。可见，此处的“八分”是指交往的百分之八十。

当需要对破坏村规的人进行惩治时，一般要召开村民集会作出表决。在会上，决定给其戴红帽子或令其离开村庄。这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习俗。当然，如果村里有权势的人出面斡旋，当事人提供酒菜并向村民道歉，亦可得到原谅。但是，以后此人对于村中事情几乎再无发言权，在村民面前永远抬不起头。由此可见，“村八分”一词的语源应该是“弾く、省く”，即“除去”“排斥、摒开”之意。

二、“村八分”心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任何一项乡规民约的形成和维持均离不开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村八分”心理的成因亦不能不考察江户时代日本乡村社会的生存状态、组织结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等。“村八分”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乡村惯例，并非成文的法规制度。其执行需要全体村民高度一致的自觉和共同的意识。这种自觉和意识的形成源自全体成员长期的共同地域生活。在严密的幕藩体制之下，江户时代的普通村民是被严格地固定在其居住地的，没有藩国藩主的许可不得擅自离开。这从客观上为“村八分”制裁惯例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此，本文不做深入探讨，而是试图从日本人的文化意识上探究“村八分”意识的成因。

1.岛国意识与稻作文化的影响

日本是个岛国，四面环海。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将日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隔离开来，使日本人产生一种彻底的孤立感。加之国土面积狭窄，地震、海啸、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频仍，在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意识。因此，与大陆游牧民族相比，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内聚力和归属感。人与人之间互相认同，具有少见的一体感意识。共同分享喜悦、共同面对灾难的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社会之中。

另外，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气候特征，使得日本列岛雨量丰沛，四季分明。这有利于水稻的种植和栽培。水稻种植和栽培，从插秧、灌溉到收获均需要团队协作的精神，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这使日本人从古代起就以村落为单位结成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在同一个集体中，人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因为，个人在服从集体利益的同时自身的利益也得以保障。为维持生存的需要，日本人习惯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那种有悖于集体利益的行为自然会受到集体的制裁。这便为“村八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适合的温床。

2.“和”思想的影响

自古以来“和”思想就是贯穿于日本社会的基本理念。公元539年，圣德太子执政时为了控制贵族间的权势纷争，保障国家安定统一，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法律《十七条宪法》。其开宗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此后历代君主都以不同形式贯彻了《十七条宪法》的宗旨。“和”意识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调，逐渐成为日本文化中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和的思想。对此，日本学者间宏有过如下论述:“‘和’并非是单纯意义上的‘合作’与‘协调’。正如‘互相妥协’‘互相让步’这两个词涵盖的意义那样，同一团体的成员将各自的主张与个人利害融合于集体之中，全员拧成一股绳，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齐心协力。”［1］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的自发合作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特别注意在各个方面都与他人保持一致，与整个群体保持协调一致，甚至可以不讲是非，不讲原则。对此，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在著述中也有过这样的评价:日本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静观社会的潮流，只要顺着大家去的方向就很安全。说穿了，日本就像鱼和候鸟一样，是一个随群性很强的国家。”［2］因此那种不顾集体利益，只想满足个人欲望的人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排斥。

由此可知，日本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中的“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更是在日本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在日本文化中，“和”的意识似乎已经突破了儒家思想中“团结”“和谐”“和睦”的亲亲伦理范畴，而更多地强调集体中个体间的“调和”与“协调”，为了集体的“和”甚至可以放弃是非和伦理观念。其主要含义是将不同的东西综合为一，把对立的东西放在一起，配合适中，以达到和谐与统一。即便是同族之人，如果某家有人触犯了村规民约，那么亦会将之孤立起来，施以“村八分”制裁，而不会因此背上有违伦理道德的思想负担。

3.耻感文化的影响

羞耻感在日本人的伦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决定日本人思维与行动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对日本国民性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属于耻感文化。并将其特征归纳如下:一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这可以使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二是他律性的道德观。耻感文化下的道德观不是自主性的、自律性的，而是他律性的。日本人的道德不是靠“内心良知”的约束，而是靠“外部”的强制来加以保障的。三是名誉感。虽然罪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个人并非不具备名誉感，但是耻感文化下的个人趋于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3］。

基于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特征的定义，可以说“村八分”心理至少有两点符合耻感文化的特征。首先，是非观念淡漠，道德界限不明确。无论个人行为是否正确、合乎道理，只要是有悖于集团的利益就被人们视为“耻辱”，加以排斥和惩戒。只有与集团利益保持一致的行为，才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接受，才称得上是符合道德规范。其二，道德评判的标准具有他律性而非自律。一个人如果过分强调其个人利益，尽管其行为本身有时可能并无过错亦无自觉，但是因为他的行为已凌驾于集团利益之上，集体的其他成员就会视其为异类，并对其加以约束和制裁。受到制裁之后，当事人才会意识到自己已脱离了集体，自己的行为已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并由此产生耻辱感，进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以求和大家保持一致，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村八分”意识之于现代日本

前已述及，“村八分”制裁手段主要存在于江户时代的日本农村。但是，“村八分”心理有着极其深刻和久远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根源和基础。毫无疑问，这种文化心理约束着日本人的行为规范，同时也体现出日本文化的一些特征——耻感文化、集团意识、岛国根性等。这对于认识现代日本社会的一些问题仍有启示意义。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村八分”这种制裁制度，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应该叫做“集体绝交”，是侵害人权的违法行为，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胁迫罪。事实上，随着村落共同体限制力量的不断减弱，“村八分”这一制裁措施已名存实亡。但是，“村八分”的意识却并没有从日本人的思想中剔除。例如，2004年在新泻县关川村举行的盂兰盆大会上，有一部分村民认为准备和善后比较麻烦，拒绝参加。于是，村中的当权者就对其实施了“村八分”制裁，禁止他们上山采山菜和使用垃圾箱。最后村民将之诉诸法律，法庭判定村中当权者的行为违法，要求其停止侵权并勒令作出22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村民的权益才得到保护。但是，这反映出“村八分”意识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如今这种习俗已经演变成在工作单位、学校、地区等共同体中，将不守规矩和秩序的人排斥于外的不成文的规定。放弃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自愿做街头流浪汉者有之;拒绝与人接触、长期自闭于家中甚至不与朝夕相处的家人说话者有之;在学校里成为集体欺负和排斥的对象者有之。

诸如此类的现象，尽管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但是不能不说这是“村八分”意识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一种体现。充分了解和认识日本人的“村八分”心理有助于正确把握日本文化的特征，更好地认识日本社会。

［1］间宏.集团主义与个人主义［M］.东京:至文堂，1987:98.

［2］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71.

［3］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102.

(责任编辑 王莉)

Mentality and Causes of Japanese“Murahatibu”

JI 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

Murahatibu，the punitive measures formed in the countryside of Japan in the Post－Edo era，is particularly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in terms of mentality，causes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the modern Japanese society.The formation of Murahatibu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Japanese natural environment，rice cultivation culture and Confucius culture.Besides，the“Peace is the best option”ideology in the Confucius culture really plays a great part in the formation of Murahatibu.Nowadays in the society，the Murahatibu ideology is still deeply rooted in the Japanese mentality，though banned as punitive measures.Owing to this shame culture，Japanese people tend to keep their Murahatibu mentality spontaneously up till now.

Murahatibu;island country;group consciousness;shame culture

book=4,ebook=44

K313

A

1009－315X(2012)04－0394－03

2011－11－16;最后

2012－01－06

季红(1967－)，女，辽宁沈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语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