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

(大连民族学院中文系，辽宁大连116605)

都市空间与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建构

丁颖

(大连民族学院中文系，辽宁大连116605)

提出当城市和空间成为一种需要的时候，现代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逐渐在城市文化生活中显现着价值和意义。认为对于城市知识分子而言，空间选择与其文化选择呈现着彼此依存的“孪生”关系，一方面催生、体现着城市知识分子精神诉求的都市文本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在助推着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建构。

空间;城市;文化选择;文化身份

一、当空间和城市成为一种需要

“在任何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时代的忧虑就本质而言与空间有关，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甚于同时间的关系。也许在我们看来，时间仅仅是各种各样分布作用的其中一种，这些作用对展现于空间的诸种因素来说是可能的。”［1］28在这里，福柯对20世纪作为“空间时代”的崛起作出了精彩绝伦的前瞻性理解。对空间作为陈说中的“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进行了具有革新意义的“起死”。在传统的研究路径中，空间已被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贬值了好几代人的时间。而事实上，作为空间之一种，城市首先是以物质实存的形式，昭示着存在的客观性，同时，作为空间形式的城市会随着人的介入将其文化层面的意义一一敞开，传达着城市的气息、风度和情绪。对生命个体而言，时空范畴是以客观实存的形态相始终于生命的过程。生命的展开和终结作为两极状态使这一范畴绵密的延展性得以突显。空间不再是单面的存在，不仅仅表现为人们实际感觉中的物质空间，也反应在精神层面的空间内涵，空间甚至成为现代生活的本质。雷蒙·威廉姆斯(R.Willianms)评论《尤利西斯》时曾这样说道:“外部力量变成了内心的波动，仿佛那里不再存在城市，而只有一个正在穿过它的人。”［2］1945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提出了“空间形式”一说，初步建立了新的小说理论范型，进而将“沉缅于历史”的19世纪结束在以“并置”与“异位”为时空特征的20世纪，尽管“这一情形到19世纪末还未终结，尚未完全为思维和经验的空间化所取代。”［1］10但一个无需质疑的事实是，空间以及空间关系在地理学和文化学的意义，在与历史的交互作用下逐渐明朗起来。

中国人素有的空间时序理解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主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系辞上》)这本蕴涵着古老智慧的哲学经典已经把初民时代最为朴素的空间观念表达出来了。“位序”关系在这里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暗合于《中庸》中所提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传统文化语境下，更多表现为一定空间结构中的天地人关系，人行走于天地之间，在“天行健”和“地势坤”的地理、伦理格局中，难以有所超越。空间的既定性决定了人的无力和被动的状态。空间结构刻板、既定，不可更替，俨然有序。它既广袤无垠具有延展性，又无机可寻，具有统摄性。所以在很多的情形中，人们是将时间看作是人人面前均等的具有相同刻度的存在，它虽然难以把握和触及，但让人们比之空间表现出更为锐利的敏感和热情，在时间的流逝中体会并叩问着人生的有限性和命定性。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抒发着兀立于天地之间的士子文人千古如斯的旷世孤独，曹操的《短歌行》中英雄豪气干云、志在四方的肝胆批沥中，不自觉间挥洒的是朝露般倏忽而逝的人生况味。“不论是文化，还是民族和人，都是在其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脱离开特定的时空结构，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将是模糊的，游移的，不确定的。”［3］

二、生存危机与现代知识分子地理观念的变迁

进入近现代社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异族人将觊觎的目光投射到古老衰朽的封建帝国，在屡次的军事挫败面前，中国人由“种族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天朝心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失败比之成功，厚赐于人和民族的也许是一种更深沉、更持续、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力量——比如自省精神、批判精神以及更为勤苦执着的反抗精神、奋斗精神。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一个以乐感文化为特征的民族所缺失的。李怡先生在《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过相关的分析:“中国知识界在近代的一切思想的变迁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直接冲击就表现在地理空间观上的。”［4］31失败的境遇也催生了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阶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始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学习西方的历史过程，同时在这其中，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表现在地理学意义上的观念，比如“天朝”“四海”“天下”等旧有的对世界的模糊的单方面的理解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中国人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地理观念也在悄然中发生着变革——中国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对西方地理学的学习、介绍和翻译起到了触媒作用。如林则徐编译《四洲志》、谢清高撰《海录》、魏源著《海国图志》、姚莹写《康酋纪行》，这些知识分子纷纷征引《地球图说》《外国史略》和《瀛环志略》等历代史志，注重对西方地志、图志、志略的介绍，详述世界各国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等情况。据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的记载，20世纪初，中国的留日知识分子掀起了日书翻译的高潮，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占有显著的比重，《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书籍在中国知识界大受欢迎，广为流布［5］。其目的是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以“制夷”，同时也完成了地理上的“大发现”，在这个“千古之未有之变局”中，在巨大的不可抗拒的转型和裂变面前，重组和革新国人既定的对中国、对世界的空间理解和文化观念。同时，西方世界作为一种客体存在，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地理想象”和“文化想象”的对应物，他们纷纷远渡重洋，负笈海外，在世纪初形成了以英美、日本为代表的两支阵容强大、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留学生群体。通过他们的绍介和实际的生存感受，将停留在地理文化学想象层面的“西方”和“世界”变为言之有依、持论有据的现实，催生着多样化的艺术和多样化的历史反思。结合着实际的空间体验和现实的冷静思考，在中国早期的留学生群体中出现了对空间地理学深入探索的智慧之果，梁启超无疑是其中显出的“这一个”。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等重要论述，成为留日中国学界中最早系统阐述文化地理学思想，并以此展开中国文化地域性研究的第一人［4］40。对此王富仁先生有了进一步的阐释，以时空观念的差异来标识传统知识分子和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形成自己的时空观念的。不是时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空间观念的变化，而是空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时间观念的变化。我们知道，正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西方世界，发现了一个新的空间，他们的整个宇宙观才逐渐发生了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变化。”［3］这里言明的正是文化转型时代对思维意识的巨大冲击，空间对人们的意义重大，它绝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而是激发人们生存意识、生存价值的目的性存在。这与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生存危机所连带的空间危机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

三、都市空间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的引入，加强了对个人、社会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带来了他们之间阐释的平衡。五四以降，生存危机和精神困境随着中国社会历史形势的巨大变迁而愈发明显起来。这是一个充分调动人的自我意识的时代，也是一个完全意义上背叛过去、创造现代的时代，有凤凰涅磐式的欣悦和欢喜，也有“抉心自食”的惨烈与痛楚。属于人的自我的独有的体验和思考在这里一一得到呈现，属于人与周围的环境、世界的碰撞和交流纷纷登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斗转星移中，传统与现代不再仅仅是时间的上的简单分歧，在空间位置上也因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突变性格局而有了泾渭分明的区别:“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其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6］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巨大趋势下，现代知识分子将原有的关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生存危机具体落实为空间危机、文化危机。在现实人生的体验中，对空间的敏锐度会逐渐加强，并从乡土世界“铁板一块”的地理风貌中脱出，形成了都市空间与都市知识分子之间的共生关系。社会的繁复多重的内涵通过城市实现了对空间的投射。在都市空间里，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深度地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生活，在生存体验和理性思考中完成了对社会、对历史的双重书写和审视。为此，围绕着空间属性和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了截然分明的划分:“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7］这种以空间场域作为衡量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历史的外部景观，无疑将城市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突出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城市提供了观察时代的一个最迫近、最鲜明的视角，而城市形态本身也即构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内容。”［8］城市几乎成为现代生活的本质，是孕育现代知识分子巨大无比的孵化器。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则认为:“城市就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至于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艺术、政治、教育、商业，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戏剧更具有影响，精心设计的舞台能够尽可能地突出演员们的表演和演出效果。”［9］

四、城市文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事实上，现代知识分子大致生活在都市，他们的思想状态和价值理想是在城市的环境中稳定下来的，受到城市生活场域的辐射和影响而呈现出“在场”的特点。“在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家都主要生活和活动在文化中心城市中，文学出版机构的运作、文学活动的组织、文学潮流和时尚的发源，都与这一空间密切相关。”［10］城市为文学的产生提供着刺激和灵感，也为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提供着物质的基础。活跃在城市中的现代印刷工业、出版社、书局、报纸，还有巨大的读者群和市民阶层，使城市写作和生产成为可能。知识分子的聚集，是因为有吸引知识分子的“文化场域”。几乎世界各国文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陀斯托耶夫斯基笔下的卢森堡，几乎达到了人城共体的状态。苏格拉底曾经包含深情的这样说过:“乡村的旷野和树木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却做到了。”［11］作家浪漫的遐想和智慧的思考律动着城市的节奏和气息，城市也在作家的目光和笔下充分性格化了。对此我们不妨看看意大利小说家和文化学者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e Cities)中对卓地城(Z0beiide)的“建城神话”的描绘:

不同国家的男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梦。他们看到暗夜中一个女人在无名的城市里奔跑。他们看到她长发裸体的背影，梦想能追上她，在曲折多变的路上，所有男人都丢失了她的背影。梦醒之后，他们动身去寻找梦境中的城市，但除了发现彼此都在寻找以外，他们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决定按梦中的样子建造一座城市……这就是卓地城［12］。

在这里，城市本身已经被赋予了与情感、梦想、性格、女性和美相关的修辞，它成为了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目的和追求。“在大量有关上海的都市小说里，这座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环境，而是成为了一个主体。”［13］作为20世纪主要的文学形态和社区形态，都市上海的主体地位显然是确定无疑的，而这种主体性明显地遇合着都市文学者表达的欲望和言说的冲动。他们之间的相遇不仅催生着多元丰富的新文学形态，也为城市的发展、演变注入了神采和思想。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R·E·帕克曾经这样写道:“城市是人性的产物”“城市改造人性”，“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所培养的各种新型人格。”［14］同样，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人与城市、城市景观与文学及城市文化显然已构成了一种共生性的互文关系。城市一方面以空间性的范围和形式演绎着历史推演的过程，催生一种对应性的城市文本的出现;另一方面则以文化的形态诠释着城市本身的性格，叠加书写者自身的情感方式、生活形态和价值取向，完成一种规定与被规定、想象与被想象的言说。正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这样写到:“绝不是艺术家在寻找他的世界，艺术家也在被‘世界’这位“寻找作者的永恒人物所找。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15］事实上，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乡村的城市化、城市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的乡土社会为现代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显示社会生活进步与否和现代文明程度的过程”［16］。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翻天巨变，城市化和现代化必然趋势，由此也必然引起创作主体心灵的巨变，促成了创作文本的多元复杂。海派作家眼中的上海是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驱动下的上海，展现的是一个“欲望化”的上海，及时行乐的上海，更是充满着线性发展观不断进化着的上海。左翼作家心中的上海是革命的“飞地”，呈现着革命的进步的文化思潮，同构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上海书写”。京派作家笔下的上海是农耕文明辉照下的上海书写，充满着对现代文明、都市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在反现代性的文化思潮中，彰显着现代乡村文明的特有的道德规约和文化魅力。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拓展，对“文学城市”和都市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型塑成为理论界思考和探索的目的之一，现代性批评话语具体多元的能指功用相应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1］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M］.Lodon:chatto and windlls，1973:243.

［3］王富仁.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J］.鲁迅研究月刊，2000(1):4－7.

［4］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44.

［6］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2004(3):124.

［7］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

［8］林贤治:鲁迅:四城记［J］.书屋，2007(4):34.

［9］路易斯·芒福德:城市是什么［M］.张艳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91.

［10］张林杰.文化中心的迁移与30年代文学的都市生存空间［J］.北京大学学报，200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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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Newyouk:Harcourt Brace Jovanorich，1972:19.

［13］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M］.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98.

［14］R·E·帕克，E·N·伯吉斯.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3.

［15］赵园.北京:城与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0.

［16］隗瀛涛.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J］.天津社会科学，1992(1):81.

(责任编辑 王莉)

City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DING Ying
(Chinese Department，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

The paper presents the view that modern intellectuals a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have gradually shown their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city when city and space become a kind of requirement.It’s argued that spatial selection and cultural selection reveal a“twin”relationship of mutual interdependence for intellectuals in cities.It does not only spur and embody the 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text form about the city intellectuals’spiritual pursuit but als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space;city;culture choice;cultural identity

book=4,ebook=83

I206.6

A

1009－315X(2012)04－0386－04

2012－04－05;最后

2012－05－0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C110401);大连民族学院人才启动基金资助项目(20106407)。

丁颖(1975－)，女，辽宁大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