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雷，赵宾宾，贺 炎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竭动力

王 雷，赵宾宾，贺 炎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理论特质，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客观上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转化。实践证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特质，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客观上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文试图按着这个思路，探讨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与中国实践历史结合的理论特质

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1］同样，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也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尤其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实践性、发展性，具有与中国实践历史结合的理论特质。

1.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内容及其丰富，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是坚持马克思的每句话、每个字和个别论断，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最普遍规律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科学理论指南。

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普遍科学性。它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广大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理论威力。

2.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的学说，它在实践中产生，以实践为发展动力，着力解决实践中现实的问题。实践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列宁指出:“理论正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2］。这就表明，实践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所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解决本国实践中的新任务和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但它必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根植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发挥其理论的指导作用，彰显其生命活力。

3.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

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性。根植于西方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理论指导力，关键在于它时刻与发展着的中国实践结合，努力解决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体系，其深刻内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反复实践中，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着力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进性。

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合

1.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早期实践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是最早提出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践中的领导人，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实践者。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毛泽东对于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针对当时党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时刻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践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的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的环境中去，才能发挥它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原则”［4］611。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的历史经验时又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408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号召全党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尽可能好地结合起来。

由此可见，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方针。同时又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问题，力求在革命和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寻找一条胜利的出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理论指导力，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

尽管毛泽东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走向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毛泽东没有完成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邓小平身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吸取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教训，在思想领域拨乱反正，打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主要归结为“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5］143;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5］114。“实事求是”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正是基于此，邓小平总是强调，我们所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63。他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312。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3.新时期，要继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一思想，在新时期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新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7］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努力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8］他号召全党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也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说:“要坚持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做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他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更加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因素。”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成果转化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思考和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和两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成功结合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这一结合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科学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胜利完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成功结合，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主要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革命和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革命转变理论的中国化创新，那么邓小平理论则始终站在时期前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又以其博大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新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实践的又一次结合。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阶段，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纵观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即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土壤之中，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情、时代特征的结合点，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之迸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指导作用。

［1］列宁.列宁全集:第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36.

［2］列宁.列宁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8.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2－21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5.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1.

Integration of Politics and Theory and Practice:an inexhaustible force in propelling the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WANG Lei，ZHAO Bin －bin，HE Ya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117，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PC，the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which are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Marxism has its specific theoretical traits;Marxism is objectively needed in Chines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practice in China helps produce new theories which hav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Experience prov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an inexhaustible force in propelling the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Marxism;Chinalization;force

A8

A

1009－315X(2012)04－0362－03

2011－12－02;最后

2012－04－11

王雷(1981－)，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