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启立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西宁 810007）

现代民族志的美学转向及其特征初探

于启立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西宁 810007）

概述了民族志的写作范式从“文化的记述”到“文化科学”再到“文化的解释”三次转向，认为这些变革并没能完全解决民族志写作中的所有疑问和矛盾，尤其是在民族志的真实性上存在的疑问。提出并初步论证民族志的美学转向有可能成为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新追求。

民族志;美学转向;真实;人生意味;直觉;召唤结构

一、从“文化的记述”到“文化的解释”

“民族学”从诞生开始，就与文化的记述密不可分。从最初的诗人、传教士、商人、探险家、记者以诗歌（如《荷马史诗》）、游记（如《马可·波罗游记》）和口述成书（如《大唐西域记》）等方式对异地文化、风俗和趣闻的记述开始，“文化的记述”成为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此时的记述，多数还只是简单资料的收集、记录，还存在着大量的回忆、想像和夸张的特征，但这些记述也为后人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由摩尔根对易洛魁人进行调查，到马林诺夫斯基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民族志写作范式的出现，人类学和民族学从最初简单的资料收集转向了文化整体观，从想像、夸张转向了客观真实。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建立了以“田野工作”“文化整体观”和“功能主义科学文化理论”为特征的“文化科学”民族志写作范式，流行一时。

但是，马氏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文化科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受到许多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