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劲松,张晓刚,王珍仁

(1.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2.大连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22; 3.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041)

日本殖民时期大连城市发展状况初探

王劲松1,张晓刚2,王珍仁3

(1.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2.大连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22; 3.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041)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独占了在中国大连地区的利益,对大连暨"关东州"实施了有计划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在沙俄所建"达里尼"(大连)的基础之上,对大连市重新进行了行政区划划分和城市规划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人口显著增加,经济亦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满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看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大连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根本原因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源,倾销日本商品,以及旨在为侵略中国全境和发动大东亚战争等目的分不开的.

大连;日本殖民统治;行政区划;城市规划;经济建设

一、日本殖民时期大连的行政区划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皇俄国后,独占了在大连的各项利益.日本辽东守备军司令部发布第3号令,确定自1905年2月11日起,将该地的中国名称"青泥洼",俄国名称"达里尼"改名为"大连".1905年6月,日本为加强对大连地区的行政管理,将大连地区统称为"关东州",决定成立"关东州民政署".9月26日,日本又制定了关东总督府勤务令,在辽阳设"关东总督府".1906年5月,总督府由辽阳迁至旅顺.日本政府为缓和矛盾于9月1日,以采取所谓文官制度为名,将"关东总督府"废除,更名为"关东都督府".在都督府内设官房(相当于办公厅)、陆军部和民政部.从而,将军事事务和民政事务分开.在都督之下设民政长官,统管和处理地方上的一般行政事务.实际上由"总督"改为"都督",只是一次文字游戏而已,根本上是换汤不换药.施行的仍是军政和民政合一的政治体制.

日本占领者在俄国制订的大连市区规划的基础上,划分出军事区,中国人居住区、日本人居住区等三个比较严格的区间.军事区,位于今大连铁路东站,中山广场,延安路三点连线以东的地区;日本人居住区,大致是在原俄国统治时期的欧罗巴区的大部分区间加上行政区组成;中国人区,则基本上还是原来的居住范围.日本当局的这种划分的本意,在于避免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杂居,达到维护日本人一切权宜之目的.下令将已居住在日本人区的中国人,一律强行迁移到规定的中国人居住区内.到了11月份时,被迁移的中国人达到14000人之多.仅从这一点上,就凸显出,大连这座殖民城市在日本殖民当局种族隔离政策指导下的独具特色.

1908年11月,关东都督府调整了辖区的行政区划,设置大连、旅顺两个行政区,组建旅顺、大连两个民政署.191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颁布敕令,撤销关东都督府,公布实行"关东厅官制".将原先隶属于关东都督府的陆军部分离出来,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由此,日本政府对南满和"关东州"实行了完全的军政分立制.即地方政权改称为"关东厅",军事机关则为"关东军司令部".从行政和军事上实行新的殖民统治.关东厅与关东军司令部的地址均设在旅顺.1930年10月,为加强殖民统治的需要,当局又在关东州内划分了5个行政区,即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由关东厅民政部直接监督和指导各行政区的地方行政工作. 1934年12月,日本政府发布348号敕令,规定:在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设关东局,大使及关东局长官由关东军司令兼任.在"关东州"设"关东州厅".关东州厅长官则在关东局最高首长的指挥下掌管关东州内的行政事务.1937年5月,关东州厅从旅顺迁至大连.12月,大连民政署被撤销,大连市成为独立的地方行政机构.除大连市外,其余的4个民政署被保留.

在"关东州"制统治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分别对大连、旅顺实行市制行政组合.早期,大连市的施政区域为大连市街、小岗子(今西岗区)及寺沟一带. 1921年,大连民政署将市政行政区域划分为31个町区,后来又增加到33个町区.1924年,又将沙河口一带的河东屯,台山屯及西山屯和岭前一带并入到大连市区.1928年4月,又将黑石礁的一部分和老虎滩并入到大连市区.旅顺市的施政区域涵盖了整个旅顺.早年,殖民当局在这里划设了14个町区,到了1937年时,整个市区已出现到76个町区.

二、日本殖民时期大连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城市规划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1905～1919年,既日本占领初期至关东厅成立;中期1919～1931年,既关东厅成立至九一八事变;晚期1931～1945年,既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

1907年4月,控制中国东北南部铁路的垄断性大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大连正式落地运营.在关东都督府顾问、"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操纵下,关东都督府土木课的松室重光和"满铁"地方部建筑课长小野木孝治一起,将1906年的大连市的建设规划,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新的城市规划,针对在1905年后日本人移居大连的数量必然会有急剧增加的现实,充分的认识到原来所设定的大连专管地区,已经不能适应城市未来的发展需要,从而将大连地区划分为大连中心区和旅顺行政区两大部分,既后来人们所言的"子母型"的城市格局.其中,旅顺城区的规划建设,主要是围绕着关东都督府的行政办公区和以龙河为界所划分出的两大区加以策划.大连中心区,则是以未来城市功能特点和人群种族划分出为海港、工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生活和旅游城区.其中民居生活区主要为南山、沙河口和今劳动公园以东地区约123.75万平方米,混合区在今劳动公园以西至今裕景商务区以西,转而向南衔接,约365.65万平方米,工业区主要位于今沙河口和马栏河东岸一带,约89.74万平方米,商业区位于今中山广场,友好广场和天津街一带,约435.6万平方米[1].

1919年,关东厅成立后,城市规划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吸收了1916年后在纽约兴起的"地域用途制"理论,依据市区地域的不同,从城市功能作用出发,制定了限制建筑物的高度、形态、建筑密度、建筑控制红线以及方格网加对角线的道路系统,使城市布局更加适合于汽车时代交通运输的发展需要和满足街面行人空间观赏上的视觉要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功能主义的城市色彩.日本殖民当局用了大约10个年头的时间来推行1919年时的城市市街规划方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各项规划指标基本上得到落实.今天劳动公园北部和天津街一带成为商业区,今中山路以南和南山住宅区的地带成为商业和住宅的混合区,今沙河口至西岗子,岭前等地被编入市区建设区域中.1930年3月,殖民当局根据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殖民者在加快占领东北全境后,更进一步地肯定了大连这一城市功能主义的规划方法.重新确立大连城市的范围是以常盘桥(今青泥洼桥)为中心,面积为415.96平方公里. 1935年以后,殖民当局决定在继续扩大空间范围的同时,对沙河口、寺儿沟一带的老城区实施改造,以期使大连城市空间全部演化为近代化的特质.

在殖民当局的城市规划设计中,与俄国人统治时期的城市规划在道路的设计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日本殖民当局对道路的设计由广场与放射形道路的组合,变成了方格形的道路组合.尤其是在西部新扩张的城市街道的设计上,大量采用方格网加对角线的干道组合.这一变化使大连市东部和西部的街区道路,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若在空中或从地图中看,效果更为明显.东部是以广场为核心的放射形主干道与街区支线道路的环环相接,形似一个个蜘蛛网状的区域交通网络,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西部则是整齐的棋盘式主干道构成的大方格,支线街区道路则被分割成若干排列有序的小方格.日本殖民当局的第一项道路工程是在1906年开工的山县通(今中山路东段和人民路).当时这条路被定为特级道路来建设,它连接"大广场"(原沙俄时期的尼古拉耶夫广场)等3个圆形广场.强化了这条道路延伸方向的自然美景.1907年以后,其它干线和支线道路的建设陆续铺开.到1914年,老城区的主干道路基本上全部建成.从1915年开始,当局着手致力于西岗地区的道路建设,到了20年代中期,西岗地区的干线道路网基本形成.与老城区不同,西岗地区的许多支线道路都是大连民族工商业者自发建设的.由于民族工商业者的自身实力较弱,所以这一地区的许多街道相对老城区来说要窄了许多.

日本占领大连以后,即对沙俄时期的"街"、"路"名称做了修改,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和文化习俗对市街道路予以新的命名.1920年7月,大连市民政署署长中野有光确定了新的市街街名,地区编号规划的基本方针:将朝向铁道线的路街以及斜向街道称作"通",将与铁道线并行的路街称为"町".在较长的"通"或"町"内,附设"町目".从市街地图上看,"通"是线状的道路名称,相当于现在的路;"町"是片状道路的概念,是一些矩形状的几何图形[2].为了扩大大连城市的功能作用,殖民当局还修建了大连市内通向其外围地带的道路.如从1921年始,历时三年,耗资135万日元建成了沿海岸线相向而行的大连至旅顺(南线)的道路,该路用沥青铺设路面,是辽宁省内第一条柏油公路.除此之外,当局还修建了大连至金州貔子窝,金州至城子坦等支线道路.在筑路的同时,日本当局还大力发展运输产业.在大连市内行驶的第一台汽车,出现于1910年.到1923年,大连地区已拥有汽车229辆[3]168.此外,1909年,由码头到青泥洼间的2.45公里长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投入运营.第二年中,又将该线路延伸到沙河口.1911年,又开通了北河口至今星海公园间的有轨电车.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以有轨电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大连早期公共交通系统.

为了把大连建设成为能够炫耀日本侵略"成就"的标杆和样本,殖民当局开始注重投入巨资,建设公用标志性的建筑.从大连地区的建筑规模和布局上看,我们大致上是可以将这种建设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城市建筑建设的初期阶段,既从1906年至1930年;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建筑建设的后期阶段,既从1931年至1945年.此时,在日本的"脱亚入欧"的思潮,进入到兴盛时期.日本在城市建筑文化方面更是崇尚欧美.日本侵占大连以后,国内一批接受过西方建筑学理论和艺术思想教育的人士陆续来到这里.他们把日本国内盛行一时的建筑思潮和创作理念带到了大连,使大连成为日本本土建筑在海外发展的延长线和试验区.在初期阶段,动工最早的就是今天中山广场周边的建筑群.他们将西方建筑形式和东亚的传统建筑风格融为一体,设计了形态各异、和谐统一的折衷主义建筑群.从而使广场形成了一个在纵向节奏和横向层次上均有严格限定的桶状立体建筑空间,确定了城市建筑艺术的主旋律.人们一般习惯称其为广场周边的"8大建筑".在这8座建筑物中,第一个是1909年完工的大连民政署办公楼,这是一座带有浓郁哥特复兴风格的建筑.1910年,建成了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的建筑(今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它的建筑风格为文艺复兴式与拜占庭式的混合体.同年还完工的还有大清银行(今中信实业银行大连中山广场支行),它的建筑风格为19世纪风靡一时的拆衷主义式.1913年,大连重要物产取引所(今辽宁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办公楼)建成.1914年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竣工,旅馆的建筑风格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的建筑.这座建筑是当时东北地区第一个最具现代化标准的豪华西式旅馆.1919年,大连市役所(今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分行)落成,它的建筑风格为和风欧式折衷主义.与其同期落成的还有朝鲜银行(今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广场支行),朝鲜银行的建筑风格为文艺复兴式.稍晚些时候竣工的是大连递信局(今大连邮政局办公楼),大连递信局的建筑风格为和风欧式折衷主义.由于在中山广场周围出现的这些建筑物体具有鲜明的特色,代表了20世纪初整个东北地区建筑设计和建造工艺上的最高水平.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已经被国家文物部门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群).

继中山广场之后,殖民当局还将部分重点建筑分别置于今中山广场以东的人民路,世纪街,鲁迅路两侧.这一时出现的典型的标志性建筑有1907年建成的满洲日日新闻大楼,1910年竣工的"满铁"总部大楼,1913年建成的大连重要物产取引所, 1911年竣工的"满铁"图书馆,1916年建成的大连博爱医院,1917年建成的神明女子高等学校,1917年建成的满铁中央试验室和旅顺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20年建成的大连埠头事务所等.这些20年代以前文艺复兴式柔以和风的折衷主义标志性建筑物的出现,使大连的城市结构风貌在一段时间内极具欧洲古典主义的风韵特征.

20年代以后,在新的思潮影响下,大连城市建筑风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一时独领风骚.在这一时期中,带有标志性的建筑物有:1920年建成的大连海关长官官邸(位于今南山路大连市政协)、1922年建成的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今一二九街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大连商业学校(今大连一中),1926年完工的南满铁路医院(今大连大学附属医学院)、1929年落成的大连邮便局新楼(今大连胜利桥邮政局大楼)、,建于1930年的辽东旅馆(位于今上海路的大连饭店)、关东州地方法院(今位于人民广场大连中级人民法院)、1935年竣工的东洋拓殖会社(位于今中山广场交通银行大连支行)、大连赤十字病院大楼(位于今长春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937年完工的关东州厅厅舍(位于今人民广场大连市人民政府)等.在这些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满铁路医院和大连火车站及关东州厅厅舍.有人指出,现代主义建筑的大量出现,使20年代以后的大连在空间景观上形成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化交相辉映的画面[3]173.

在殖民统治时期,当局还加大了对公用园林和体育等文化场所的建设.早在俄国统治大连时期,就已陆续修建了西公园(今劳动公园)、北公园(今北海公园)和旅顺公园.日本殖民当局将西公园改名为中央公园.1909年,"满铁"投资修建了滨海公园--星个浦(今星海公园).1920年,修建了南山公园(今大连植物园).1929年,修建了旅顺动物园.另外,还开辟了老虎滩、夏家河子、傅家庄、旅顺黄金山等海水浴场.在大连至旅顺(南线)的公路两侧还设立了8个景点标记(黑石礁、小平岛、龙王塘、白银山等)作为开发建设中的旅大八景.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公园,除了满足旅居于此的日本人生活需要和增加旅游观光功效以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公园来树立那些积极推行日本殖民统治政策或在侵华战争中效命的日本死亡者纪念碑,以"彰显其功绩".从而使这些园林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宣扬殖民主义政治的场所.

日本殖民当局出于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十分重视社会体育活动.大连的体育设施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一直居于东北各城市的首位.日本殖民当局建立的第一个体育设施是1907年建成的武道馆.1912年以后,日本在大连市中心及沙河口相继修建了剑道场、柔道场、棒球场、网球场等场地.1914年,在星海公园附近修建了东北第一个高尔夫球场.1923年,修建了周水子赛马场. 1925年,殖民当局在旅顺太阳沟修建了一处综合体育场.1926年,"满铁"出资在大连谭家屯(今大连人民体育场)修建综合运动场.1933年,当局投资改扩建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增设有射箭场、硬式网球场、棒球场、相扑场.到1945年,大连的现代大型公共体育设施至少超过60个.

三、日本殖民时期大连的经济发展

1905年9月,《朴茨茅斯合约》的签署,使日本从俄国的手中获得了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在1906年8月10日,"南满洲铁道设立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8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章程》.1907年3月,"满铁"总部由东京迁往大连.4月1日,"满铁"正式在大连营业."满铁"作为一个貌似经济运营的实体,它一方面是一个赢利为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负有向中国东北和其它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殖民侵略机构.对南满铁路的经营便成为日本政府实现对中国东北进一步加强掠夺的重要步骤."满铁"在对铁路进行经营的同时,还对农业、林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海上运输、城市运输、建筑、科技、文教、新闻、服务等行业进行经营."满铁"所经营业务范围之广,源于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施政方针,因为,当时在后藤的眼里,"满铁"的主要任务就是"第一为经营铁路;第二为开发煤矿;第三为移民;第四为进行畜牧等业设施".为落实上述四项任务,"满铁"初期实行了"大连中心主义"的经营政策."满铁"加紧了对大连港的建设和经营,使大连港口的职能作用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日本侵占和建设大连港有着极其明显的战略目的:其一是为了掠夺东北物产和资源."是将大连港作为大豆,进而广之是特产品的输出港".并"努力向海外市场扩大满洲农产品的销路"[4].其二是为了倾销日本商品.面积广阔的中国东北就成了日本政府首选的商品倾销市场.其三是为了垄断东北地区的经济和贸易.由于"满铁"实行路港经济权益一体化方针,而建设大连港就可使港口与南满铁路,中东铁路连为一体,以便捷、快速的运输形式,吸引和垄断东北地区的经济以对外贸易.其四,大连港的建设可以成为日本国内对外扩张发展的中轴港.其五,大连港的建设对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

在运营中,又由于"满铁"实行"海港到货,发货选定运费制".即铁岭以北的铁路各站到营口、大连两港的货物运费等价,这种有利于大连港不等距离等价运费的政策,对削弱临近港口的竞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满铁"以巨资进行大规模的以出口为主的港口建设,并围绕港口把大连的银行、交易所、仓库等商业设施完善起来.使大连港的货物吞吐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到1910年大连港便压倒了自1861年开港以来一直是东北地区主要贸易港的营口,成为东北第一大港.大连港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根本原因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旨在掠夺中国东北原料倾销日本商品而奉行的大连自由港制度分不开的.到1934年,大连港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达1073万吨.进出口贸易额,也由1912年的1亿日元上升到1938年14亿多日元[5].随着大连港货物吞吐量的增加,其殖民地特色也越加明显.因大连港货物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服务的.大连港出口货物的50%以上流入到日本,而流入日本的又大都是日本急需的各种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表现出殖民地特色.

有材料统计表明,自"满铁"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17.8亿日元,其中运输业为30%,农村和矿产为16%,工业为9.2%,商业为6.7%,金融为11.6%,其它为26.3%.日本对东北的投资为各国对东北投资总额的72%.正如前面所言,"满铁"除经营铁路、港口、矿山、钢铁、炼油等重要的基础工业外,还插手其它行业,将东北各产业部门中的60多个公司划归自己管辖之下,对东北的投资占据了垄断地位,成为东北经济的中枢.满铁在其创建的40年中,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利润更是惊人.1907年,满铁的利润为201万余日元,1917年增值为1792万余日元,到1927年更上升为3627万余日元,这已是1907年的18倍还多. 1943年就达到了9296万余日元,此时的利润已是建立初期的46倍.因此,满铁的高额利润是日本国库的一项重要财源,同时也为日本政府的对华军事侵略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证[6].日本加快了大连殖民工业的发展进程.1908年至1912年间,大连的工厂由77家增到204家,资本总额增加到2242万日元,增幅达到19%,生产总额增加到1899万日元,增幅达到14.2%.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厂的数量又增加到294家,资本总额增加到近6500万日元,生产总额达到1.26亿日元.在这些工业资本中,日本的工业资本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有材料统计,1916年时,日本的工业资本占到当地工业资本的92%.1939年,关东州地区日本的工业资本已达到96%,1941年时,竟占到工业资本总额的95%.在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所拥有的工厂一般规模都较大,在所有的工业生产部门中都占绝对垄断地位.其中铁路机车车辆,船舶制造,特殊钢以及瓦斯与电气的制造与生产完全为日本资本一手把持.

从工业数量的种类布局上看,当时占第一位的是机械器具制造业,其次为化学工业;再次为金属工业,最后为纺织工业,随着日本侵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升级,在"战争第一"的喧嚣下,金属、机械、钢铁,特别是化学工业部门等迅速地转入到军事工业轨道.在军需急剧增长的刺激下,这些用以装备战争机器的重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膨胀着.殖民工业直接为日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服务,成为支撑战争机器的物质基础.油坊工业的发展,构成了大连前期主要的工业形态.大豆,是东北的农业特产,也是东北的主要出口物资."1910年为4900万海关两,占出口总额的62%, 1920年为9300万海关两,占出口总额的52%;1928年为2.44亿海关两,占到出口总额的60.8%"[7],同时,以大豆为主要原料的榨油工业也就成了东北的传统工业之一.日本统治大连后,利用哈尔滨与大连间的铁路和大连港的运输条件,东北地区的大豆被大量地运到大连.东北的油坊业的中心也遂之转移到了大连.截止到1923年,在大连地区的油坊工场达到87家.促使大连油坊业迅速发展的其它因素还有就是日本农业的发展需要.这是因为日本的农业土壤中大量缺少氮的成分,而豆饼就是最好的氮肥,且又比其它肥料价格低廉,所以日本国内对豆饼的需求量很大,以致出现了"豆饼销日本,豆油销欧洲"风靡一时的口号.1931年时,日本在大连的油坊业中拥有三泰油坊、日清制油厂、三菱商事油坊、第二工厂、大信油坊、半年制油厂共6家.到"七七事变"时,三泰油坊几乎垄断当时中国东北的整个榨油工业,每年获利竟达亿元.日俄战争后,大连油坊业短短几年即超过营口,成为大连华商的重要工业,并成为东北油坊集中之地.1930年后,大连的油坊业便进入到衰落时期.

随着工业的发展,大连的商业贸易也活跃起来.为了适应日本工商业发展的需求,日本殖民当局还将繁华的老城区(今中山区一带)划定为日本人的居住区与日本商业营业区域,迫使中小华商迁至小岗子一带居住和从事商贩活动.随着大连城市建设和商业的发展,所谓有名的"五大市场"也应时而起."五大市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既经营副食品,又兼营日用百货".这"五大市场"分别是:"信浓町市场"建于1905年(后又称常盘桥市场,今大连商场前身);"山县通市场"建于1914年(民寿商场前身,今中山区福寿街43号);"千代田市场"建于1927年(今中山区寺儿沟春和市场前身);"小岗子市场"建于1909年(位于今西岗区长江路512号,西岗市场街前身);"沙河口市场"建于1922年(又称大连西市场,今民勇商场前身)."五大市场"中以信浓町市场规模最大,年营业额最为丰厚.

1905年5月,在大连开设商铺的日商有77家,从业人员达到800余人.1909年时,大连地区的商家有1506户,其中日本人所经营的达到1178家,其它外国人经营的有10家.两年后,1911年,日本人经营的商铺猛增到1800多家.到了1929年来,在大连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各种批发业务的日商已达到2566家.日商为了垄断和操纵大连商业市场,相继建立了各种同业公会,如满洲重要物产出口商组合、食品批组合,食品杂货商组合,药品组合等,以有组织的同业公会的力量,排斥中国商人和其他国家商人的竞争,保护和发展日商的优势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东北以及大连地区的政治压榨和经济掠夺活动,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经济统治政治.强行发行了大量的名目繁多的"债券",颁布"物价停止令",实施商品配给制度,致使大连的商业逐步地走向萧条和崩溃.

1906年,在日本殖民当局宣布大连港为自由港时,华商新开业者并不多.到1909年时,华商也只有318家.1910年后,随着大连港口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铁路运输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大连经商的华人逐渐增多.先后有来自山东、天津、河北、上海、广东、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商人到大连或投资开店,或投资办厂.到1920年,大连地区的华商已增至1258家,这其中多为食品,杂货或油坊业.当时,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当属周文富,周文贵兄弟.周文富早年曾在旅顺船坞学徒. 1907年,兄弟二人自筹资金不足百元,开设家庭铁匠炉作坊.1910年,周氏兄弟举家迁居大连,将铁匠炉迁至大连西岗大龙街,人称"周家炉".专营制造马蹄铁钉和马车修配业务,生意十分兴隆.工人很快增至20余人,取名"顺兴炉".1911年,由于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兄弟二人将工厂取名"顺兴铁工厂",主要生产油坊生产机械.1912年,周氏兄弟,集资在哈尔滨建立铁工厂,创建了振兴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周氏兄弟在大连扩大顺兴铁工厂的生产规模,厂内拥有技师、工匠、学徒400余名,从而使顺兴铁工厂进入到鼎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在大连建钢铁冶炼厂,自行冶炼钢铁.但在后来因当局采取禁运矿石的手段,迫使冶炼厂高炉停产,发展计划夭折.周氏兄弟的民族抗争精神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在近代大连华商中,张本政也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本政就卖身投靠日本侵略军.日军重新侵占大连以后,张本政更加卖力为殖民当局服务,开设了"政记轮船合资无限公司".到1920年时,政记轮船公司已拥有轮船15艘,航运范围已从黄、渤海沿岸,扩大到华东、华南以至香港各大口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政记轮船公司拥有百吨以上的大小轮船39艘,已成为北方海运业中的最大的企业.张本政还不断投资其它行业.在投资的行业中规模较大的有:"政记油坊","政记钱庄","政记铁工厂","政记窑厂","政记五金公司大连总公司"以及营口、沈阳、长春、哈尔滨分公司,抚顺造煤厂,烟台电业公司,天津政记运输公司,青岛宏大制纸厂,青岛地方银行,东边道实业银行,大连农业银行等.张本政拥有的企业资金和个人财产,在1943年时被列为大连200万元大户行列.而当时,在大连地区华商中资产过百万元者只有8人,故有"大连8大富商"一说.

大连金融市场得到发展.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的战火尚未停息之际,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就抢先进入到大连,在大山通2号(今中山广场)设立出张所,揭开了日本银行在大连长达40年之久的金融侵略和垄断的序幕.继横滨正金银行之后,实力较为雄厚的日本三菱、三井、住友、三和、安田等财团相继在大连开设了银行,最终形成了以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东洋拓殖公司为首的三大金融机构,操控了大连的经济命脉.并且以大连为基础,通过"满铁"这一经济主动脉的外延作用,使其金融活动覆盖了整个中国的东北地区.当时代理日本国库,为当局提供财政保护的正金银行,每年都对关东都督府给予巨额的贷款支持.以1907年为例,正金银行对"关东都督府"贷款余额为563.8万元,相当于其年度本地财政收入的1.3倍.日本在霸占大连推行殖民地金融政策的中心环节就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独占大连地区的货币发行权,进而逐步统一中国东北币制,把东北纳入日本通货圈,为东北的殖民地化打下基础.

1905年12月,日本外务,大藏两大臣向正金银行下达了关于统一"满洲币制"的特别命令. 1906年4月,大藏大臣发出训令:"整理统一满洲货币,其目的是为了发展满洲贸易,扩大帝国权益".明确规定"横滨正金银行为执行机关",进行统一东北地区的货币[8].对于日本殖民当局在大连所推行的金融政策的历史,已有学者总结为:两大发行银行,两种纸币,三个时期.其中两个发行银行就是朝鲜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两种纸币即通俗称谓的"金票"、"银票";三个时期则是关于金票,银票相互交错,此起彼伏的发展状态[9].金票,顾名思义,是一种金本位制的货币形式,这是因为在1898年日本财政实行金本位制,日本国内发行的日元货币为金本位货币,简称金券.在大连地区流行的金票主要是朝鲜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而银券则是一种以银本制的货币,它进入大连的时间是在1906年9月.日本政府以敕令247号命令横滨正金银行发行银券,也称"银票".1917年以后,日本朝鲜银行取代了横滨正金银行行驶中央银行的职能.朝鲜银行发行的金圆券成为大连地区及满铁附属地的法定流通货币.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朝鲜银行的金融活动,一方面导致了中国货币的不断贬值,造成日币的不断升值;另一方面直接扰乱、控制了东北的货币市场,为日本政府进而操纵东北的整个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地区的金融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动脉产业,已被彻底的殖民地化了.

做为日本本土之外的殖民地,"关东州"的财政同日本政府中央财政是分立核算的. 1907年3月,"关东都督府特别会计法"的颁布,奠定了日本对大连进行殖民统治的财政制定基础.关东州"的财政主要是依靠对殖民地中国人民的压榨来获取的,而在维持其支出的过程中,每年又都略有结余.这说明,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所占的殖民地区域还很小,"关东州"财政收入的绝对额尚显富足,因而可以完全自立于日本中央财政.在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地区的40年间,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有这样几项:一是收租增税,二是所谓"官有财产"的出租和拍卖,三是鸦片专卖,四是实行"大东亚战争特别税".有关第一项主要由各地方的税务部门来承担.据1940年的《关东州租税法规类集》中记载,在旅顺,大连分别设有旅顺税务署,大连东税务署,大连西税务署,大连港税务署.金州、普兰店、貔子窝一带的租税由各民政署负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租税主要有"国税"和地方税两大类.所谓"国税",就是为日本中央财政纳税,这里主要包括了地租税、盐税、所得税、特别法人税、交易所税、家屋税、烟酒税等等;地方税是指向大连地方殖民当局缴纳的各种税,这里包括了营业税、杂税等等.在这种盘剥之下,当局还巧立名目,又增加了"国税"附加税,地方税附加税和独立税三种.日本殖民当局的大量税收,一方面补充了战争经费的不是,另一方面也用于到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因此说,大连城市的每一点滴之建设与发展,都是大连地区人民奉献的结果.

总之,应该看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大连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根本原因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源,倾销日本商品,以及旨在为侵略中国全境和发动大东亚战争的目标分不开的.虽然日本殖民主义者替代了早先的沙俄殖民主义者,在客观上充当了大连地区城市建设者的角色,但这毕竟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殖民统治为手段,对中国进行野蛮侵略背景下的畸形发展与繁荣.

[1]大连市役所.大连市政概要[M].1941:5.

[2]大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大连市地名办公室.解读大连市区道路名称[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4:14.

[3]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M].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8.

[4]顾明义.大连近百年史,下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835.

[5]顾明义.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48.

[6]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图文纪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28.

[7](日)满史会.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卷[M].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1988:308.

[8]横滨正金银行史附录[M].西田书店,1976年版,第141号.

[9]焦润明.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63.

A Probe into Dalian City Development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NG Jin-song1,ZHANG Xiao-gang2,WANG Zhen-ren3

(1.C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Jilin Province,Changchun,Jilin 130033,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Dalian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622,China; 3.Dali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Dalian,Liaoning 116041,China)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Japan monopolized benef i ts in the Dalian region of China and started its colonial rule as planned in Dalian that was named"Guangdong State"at the time.Based on Дальний(Dalian)that was established by Tsarist Russia,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y adjuste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tarted up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Dalian.The urban infrastructure was gradually improved,the population grew signif i cantly,and the economy developed greatly.In all these progresses,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However,we must see that Dalian'rapid development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mainly because that Japan imperialism plundered the resources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dumped Japanese goods in order to invade the whole area of China and to launch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Dalian;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Administrative division;Urban planning;Economic construction

book=4,ebook=123

K313

A

1008-2395(2012)04-0033-08

2012-03-02

王劲松(1969-),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张晓刚(1962-),男,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日本史研究;王珍仁(1955-),男,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大连近现代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