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欣

（济南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叙事和抒情向来都是相依相存的，从《诗经》开始就是如此。而杜甫惯用的写诗手法就是夹叙夹议，在叙事中发表议论，在议论的字里行间流露自己的思想感情。杜甫纪实诗中的抒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抒情的平民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都是为百姓代言的典型，这种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细品起来，同样是忧国忧民，他们抒情的角度却大不一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本人写诗也的确遵循着这一原则，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讽喻社会，同情人民，语言特点也是直白如话，通俗易懂。这些都和杜甫的诗风类似，白居易的叙事诗抒情是站在官方的角度，或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的角度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而杜诗抒情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上感叹，以平凡人的视角真切抒情。

《观刈麦》是白居易诗歌中有名的描写事实，同情百姓，讽喻社会的诗篇。全诗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写作的最大亮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残酷行为，也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几句是诗最后拔高思想层次的点睛之笔，诗人反思自己不事农桑、坐享俸禄，却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而感到内疚。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居易是站在官方的角度对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表示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感慨和哀叹。

而杜甫则不然，杜甫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也十分关注社会生活，但是他对百姓的态度与其说是像白居易那样“纡尊降贵”式的同情与施舍，不如说他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对百姓真诚地关心，与民同苦同乐，完全站在百姓的生活圈里，用手中的笔切实地抒发百姓真正的心声。杜甫经常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写自己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把空大的历史事件具体化，具体成身边的事件，然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后世的读者通过杜甫所描述的一时一地一事而做到一叶知秋，联想到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历史不再是空洞的战争胜负和死亡人数，而是历史事件中真实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是百姓如何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既写了自家的切身之痛：“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痛恨自己无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又能够跳出一己的悲痛，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和呐喊。相信这种饿死人的状况肯定不是个案，而是平民百姓经常遭遇的状况，要不然怎么会“里巷亦呜咽”呢？这种来自民间的真实写照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洗礼，在千百年后读来，依旧可以感受那个时代人们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的痛苦。这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不是隔岸观火般的描述可以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杜诗比白诗更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二、抒情的感染力及其原因

正因为杜甫是切实站在民间的角度上抒情议论的，所以他的诗歌比其他人质朴而有力量；因为真实，所以大众更容易理解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和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抱负。相比而言，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情怀似乎太过绚烂，让人有华而不实的错觉。

如同样是在国家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同样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上也同样是忧愤深广，但屈原和杜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屈原出生于贵族世家，接触民间机会少，写到百姓触及民间实际生活的地方极少而抽象，故其代表作品《离骚》中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如喜用香草美人意向，汉王逸《离骚序》曰：“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浪漫色彩较浓。杜甫出生于小官僚家庭，求官多不成，加之亲历战乱，一生大多在困顿漂泊中度过，接触底层百姓机会较多，心灵受到的震动最真切深刻，因而其作品充满浓浓的民间泥土味，其用语极其简易淳朴：“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忧国忧民，来自草根阶层，是现实主义的。

总而言之，杜甫朴实直白的写作手法，源自他生于民间，源自他一生流离失所。正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诗是站在民间的立场，言百姓之所想，所以杜诗比白诗高高在上施舍式的关怀，以及屈原式的浪漫忧国要朴实精警得多，更能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和感慨。清代才子袁枚感慨：“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1］大概正是这个意思。杜甫一生漂泊不定，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对于杜甫的人生而言，是一种悲剧，而对于诗歌而言，正是他的穷困潦倒磨炼并成就了一代“诗圣”，留下了字字珠玑的千古名篇。

三、抒情的广泛性

杜诗抒情包含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各个方面，这些真挚的感情构筑了杜甫理想的人伦和谐的世界。杜甫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感慨时局、奉儒守官迂腐之人，他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仁者、智者。杜甫笔下的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美好质朴的，无论是他的拳拳爱国忠心，还是家庭和睦的亲情，还是肝胆相照的友情，都在他笔下构建着温暖的和谐世界，这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结果。

提起杜甫那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毕竟这是贯穿杜甫一生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杜甫忠君爱国，但他并不是愚忠，而是直言不讳，向朝廷提出自己中肯的讽喻和批评。他疏救房琯，才导致“北征”，以及随后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晚年漂泊西南，居无定所，贫困以终老，逝于湘江舟中。这足以说明他是直臣，与愚忠无关。《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直抒胸臆，表达困居长安，壮志难酬的郁愤，还是《喜达行在所三首》中描述自己一路从叛军中逃至凤翔的惊险，到达行在面圣的惊喜，授官立朝后对社稷中兴的欣喜，或是《北征》中被墨制放还依旧担忧国事，渴望平定叛乱、完成中兴的忠心，总之，杜甫的爱国之心毋庸置疑，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关于亲情，主要表现在杜甫对孩子们的疼爱，或许会缺衣少食，但是绝对不会缺少亲情的温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从这不无感慨的诗句中映射出来的是慈父对儿女的疼爱。“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是他被困于长安时对孩子们的思念。“问事竞挽须，谁能即慎喝？”这是他到家之后对孩子们淘气的宽容。后两句见于《北征》，是和《羌村三首》同时之作。原来这些孩子们不只是“不离膝”而已，而且动手动脚，问这问那，几只小手都争着来拉胡子。“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滤去生活的艰辛和苦涩，是慈父眼里小女儿的顽皮可爱。

当然，家庭的和谐不仅体现在长对幼的关怀上，也体现在孩子的长幼有序、懂事分忧上。在《彭衙行》中，“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短短三句诗，既写出了一家人拮据艰难的生活，又写出了孩子们的乖巧听话。在战乱中，没有什么比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互依靠更有力量了，家是和睦的，即使有再多苦难，也会有“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苦中作乐的旷达和潇洒。

杜甫基本上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中度日，甚至因为贫病交加，病死在湘江舟中。一代诗圣当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然而，如果没有杜甫那些至交好友们的帮助，杜甫一家的日子会更加凄惨。杜甫是个重友情的人，单看他怀念李白的那些诗就可以得知，他有多看重朋友，他盼望着“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写下了《赠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等多首诗，而李白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一首而已。正因为杜甫重情重义，所以在他落难时会有孙宰、严武等名人官吏的接待和照料，也有与卫八、田父等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的真挚友情。患难见真情，从杜甫落难时帮他，有人会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推断出他们朋友间的情谊是何等真挚，想必杜甫待友人也是相当真诚的。“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人没来之前忙碌的准备，足见杜甫之欢喜和精心准备。杜甫行至彭衙，又寒又饥，得到故人孙宰“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的盛情款待，并发出“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的感慨，赞叹故人间的深挚友谊。与卫八的重逢也是如此，在战争乱离中忽然相见，乍惊乍喜，如梦如幻，询问旧友，已半为鬼，昔日小友，今也儿女成行，时光荏苒，风华不再，怎么能不“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让后世的读者读来也会被这质朴无华的深厚友情所感染。难怪黄生评此诗说：“写故交久别之情，若从肺腑中流出，手未动笔，笔未蘸墨，只是一真。然非沉酣于汉魏而笔墨与之俱化者，即不能道只字。因知他人未尝不遇此真境，却不能有此真诗，总由性情为笔墨所格耳。”［2］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杜甫只是“步屧随春风”时偶遇一旧识的田父，便被“邀我尝春酒”，杜甫很珍惜这种淳朴真挚的感情，杨伦评云：“情事最真，只如白话。 ”［3］

杜甫之所以会在很多篇章里描述各种真挚朴素的感情，是因为他希望建立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和谐家园，而和谐，需要人与人真心相待，真心付出，虽然杜甫一生不得志，没能使整个社会达到“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的境界，但是他的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自己的誓言，可以说，在他自身周围，的确建立起了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伦和谐的生活环境，虽苦犹甘。

［1］ 李灵年，李泽平.袁枚诗文选.巴蜀书社，1990：47.

［2］ 黄生.杜诗说（卷一）.黄山书社，1994：2.

［3］ 杨伦.杜诗镜铨（卷九）.中华书局，1990：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