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解曹丕文论之“诗赋欲丽”
2012-08-15张晟
文教资料 2012年16期
张 晟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①
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那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论领域的某种折射,言简意赅,却揭示了文学创作多方面的精辟之论,其中“诗赋欲丽”的文学批评主张作为一个焦点,为历代文人批评家们发扬、继承、再创新,也同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探寻求索的目光。
一
在对诗赋地位的界定上,曹丕是将文学作为历史大背景之下的一个宏观上的整体概念加以审视的,赋予了“诗”、赋”独立的文学意义与抒情体式,渐渐脱离了儒家正统思潮的禁锢。
先秦时期的“诗”,有其特定的经典指向,而中国历来便有“诗言志”的传统,无论是赋诗言之,抑或是引诗喻之,“诗”多是文人用来抒发怀抱的,而此处的“志”,一般充斥着复杂的政教意义,诗体更多地与先秦的礼乐文化交织在一起,而诗独特的抒情性被人们赋予其的“兴观群怨”的社会讽谏色彩所吞噬。至汉代,随着儒术风尚的盛行,儒家正统思想对社会领域的大范围覆盖,诗歌逐渐成为封建道德伦理的附属,汉人在文学批评中认为诗歌“发乎情”须“止乎礼义”。而关于赋,事实上,在两汉时期,人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赋体的文学特性与价值,然而,仍是有意识地,更多将它置于一个事关讽谏政教的天平上进行审视,肯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式”进行学科观念性的客观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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