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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高等科学教育的历史回顾及启示

2012-08-15

武夷学院学报 2012年4期
关键词:通才人文大学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一、洋务运动时期高等科学教育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洋务运动兴起后,西学的引入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各地洋务事业的开展,洋务官员们越来越感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不仅翻译西方读物、开设新式学堂,而且还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旨在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被看作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萌芽的标志,开始时只授外语和汉文,且由各馆自定。1879年,同文馆拟定了“八年课程计划”,各馆课程始归统一,趋于完善,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不仅正式列入了学校课程当中,而且成为了除外语以外最主要的教学内容,学生们需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各国历史、地理等课程。除此之外,同文馆还先后开设了天文、化学和生理学讲座。在此之后,同文馆的课程不断扩充,许多自然科学的课程渐次引入。继京师同文馆之后到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先后兴办了三十所左右培养洋务专门人才的学校,集中于外国语言文学、实用技术和军事三种类型的学校。这些新式学堂虽然数量少,规模小,各自独立,且带有浓厚的封建教育思想,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专科学校,中国近代高等科学教育由此发轫,为西方科学的传入提供了契机,培养了一批时代急需的科技人才。

二、维新运动时期高等科学教育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对传统高等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全面改造。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黄遵宪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中国资产阶级,要求更多地引进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这已经超出了洋务派偏重学习西方实用科技的狭隘局限。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向皇帝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主张省府立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京师设大学堂,学习内容主要是本专业课程,同时也学习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等基础课程,要求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引进西学,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同时,他们将西学进一步地分为艺和政两部分,前者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后者指哲学、社会科学。1895年、1896年成立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学堂。1898年酝酿多时的京师大学堂也开始正式开办,它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的国立大学,为全国最高的学府,也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创建和确立阶段。这一时期,高等科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体制规模都有了很大的扩展。例如,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提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为: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不得偏废;把西学作为学堂的一门课程,而不是学堂的全部学习内容[1](656)。按照章程,京师大学堂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课程。溥通学作为基础课程,为每个学生必修,主要学习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和体操学,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20岁以下学生任选一种。而专门学则学习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1](656-657)。由此可见,维新派在“中西贯通”的理念下,使得京师大学堂成为调和新旧思想、融贯中西学术与交汇科学与人文的大熔炉。然而,清末中国出现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它们只是“现代”大学的雏形,创办发展极其有限,还无法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才。但是,维新派推崇的科学教育内容,在洋务时期的高等科学教育基础上,内涵要广泛的许多。

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科学教育以法令刑事被证实纳入教育体系中,科学教育有了较为可靠的制度保障。此时,科学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从1905年到1909年,全国已有农业、商业、理工等专业学校16所,学生1881人;实业学校254所,学生16649人。到1911年,12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理工农医类学校共23所,学生达2196人。《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21种理工农医专业中,就开设有465种完全由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课程。[2](12)癸卯学制在各级学校中规定了不同程度和分量的科学教育内容的课程设置,使得学生既可学习到普通的科学知识,还能根据各自的情形学习专门的科学技术。

三、民国时期高等科学教育领域中科学与人文的纷争

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初期,在科学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教育界进步人士十分重视高等科学教育的发展,强调加强大学科学教育是培养科学救国人才的关键。因此,教育家们主张设立“自然科学”系和专门的研究机构,这是实现高等科学教育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科学救国人才的重要渠道。高等学校的科学教育迅速发展,全国各高校普遍设立自然科学系或者理工系,而且科学类系数数量40年代首次超过人文类系。1917的北京大学和1920年北京高师、南京高师分别建立了心理实验室,这标志着近代科学教育思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影响,加上引进的一些诸如杜威等外来学者的教育思想广泛流传,多元化的科学思想的满足了观念上更新的需要,中国科学教育在实践上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且特别注重科学教育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提倡,但对科学主义倾向的同时也夸大了科学、科学教育的作用,轻视甚至出现排斥人文教育的现象。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有关于科学与人文教育的关系问题开始有了探索。1923年前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的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作了一篇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在“科学派”和“玄学派”中引起轩然大波,至此,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纷争拉开序幕,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各教育家们对大学教育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探索也由此展开。

1916至1923年期间,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最初主张“宜特别注重文理两科”,但到后来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1918年9月,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近并鉴于文科学生疏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故)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划。”[3](86)他从文科教育为突破口,开始整顿北大,宣传并落实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理念。在蔡元培口述的传略中,他道出:“那时我们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他谈到:“孑民有发现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缘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谈。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对于文理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地指出,“文科的哲学,必根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者最终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源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4](672)因此他认为,文理两科之间,“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建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若文、理分科,容易造成两者之间的严格界限,使学生习文者轻理、学理者轻文。对此,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试行了“融通文理”的措施。1919年,北大正式废去文、理两科,在全校设14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哲学、中外、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学、经济、政治和法律。另外,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5](209)1921年,东南大学在南京成立,郭秉文时任校长,他完全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作为东南大学的蓝本进行办学,提倡文理并重、学术并重,集文、理、工、农、商、教育于一体;提倡多科并重,使学与术、通才与专才、基础与应用相互补充,平衡发展,而不是将两者截然划分开来。在他的主持下,东南大学既设文科、理科,也设工科、农科、商科。这样设系的好处是,易收学科互济互补之效,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研究工作,培养多种人才。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教育的目标:“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师范教育……必须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的规定。[3](115)1931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教育部执行国民会议通过的 《确立教育设施趋向案》,根据“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的精神,高等教育的办学就此向注重实科的方向倾斜,要求对文法科严格奢侈,分别归并或停年招生、或分年结束,而将所节余的经费移作扩充或改设理、工、农、医等科之用,从而对大学文科的反展有所限制。[6](446)可见,政府十分重视实用科学的作用,提倡科学和科学教育,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在于教授实用性科学,养成专门的技术人才,侧重应用性,科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即便如此,我国大学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渗透的办学特点也表现的十分凸显。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儒家传统的“大学之道”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大学应当实施“通才教育”,这也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贯彻通才教育的主要措施是以学分制为主体的,“选修课制”,“共同必修课”三者结合成三位一体的学习制度。1933年开始,根据通才教育原则,学校规定大一不分系,以后文、理、法、工各院学生在大一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在清华大学规定的1936-1937年度分年课程表中,中国文学系组第一年必修课学程包括了国文、第一年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以上二科中选一科);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以上三科中选一科);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以上四科中选一科)。[7](300)这打破了人才培养规格和发展方面的单一性,使学生能够扬长补短、各得其所,为日后各展其能、其所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梅贻琦校长于1941年4月发表的《大学一解》中指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无论学哪个学科专业,有一共同的要求,即“他们对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这三大部分应有相当准备”,因为这三部分“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不过梅贻琦不主张“通专并重”,认为大学四年并重之说“窒碍难行”。此外,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通与专的问题上,他也认为大学如果只是注重应用科学,而置科学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因此大学应实行通才教育,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他曾在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进言将“通才教育“写进大学组织法的第一条。他说,“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相互切磋,庶几知识广播,而兴趣亦可盎然。”[8](225)因此,他非常注重给学生打基础,重视开好基础课,将数学、物理、化学、英文、国文、生物和通史都定为一年级学生的课程。另外,他还主张学生知识面要宽,学生除本系课程外,自二年级起,必须学习一辅系课程,鼓励学生跨系自由选读,最后达到精通本学科、旁通边缘学科、文理渗透、触类旁通的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科学事业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各大学的学生不少人中断了学业,流亡失学。然而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统一管理和规范,因此高等科学教育的发展并未停止。1938年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各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规定了课程整理的原则。同年11月,公布了公、农、商三学苑的共同必修科目。1939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及各系名称》,其中规定在理学院所设系的名称上趋于统一。1944年8月,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修正公布了《文理法师范四学院分院必修科目表》,其中规定了文、理、法、师范学院的院系选修和必修课程以及应达到的学分。到1948年抗战结束,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科学教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发展,1940年9月,自然科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高等学校,设立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矿(冶)系,自然科学院于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分设机械工程、农业、化学工程三系。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主、具有现代特征的高等科学教育体系。

四、总结启示

第一,高等科学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贯穿着科学与人文的斗争、融合,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至清朝末年开始,随着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发展到维新派的“会通中西观”,都反映出人们企图调和“中学(人文)”与“西学”(科学)之间的矛盾让科学进入高等教育的努力,但二者的界线仍是分明的,本、末、体、用的文化论是清末的高等教育改革者们谁也摆脱不掉的。因此,对高校科学教育的认识也停留在零散、感性的水平上,缺乏系统性。而后的民国时期,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在教育先辈们对“通才”教育的努力探索下,使得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和互动,这给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一批大学在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奇迹般地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社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高校科学教育还存在着诸多弊端需要改正,在今后对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告诫我们,任何的教育变动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从多方面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考察与研究,并作出长期的努力。

第二,历史上众多思想家曾对高校科学教育进行过广泛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当前高校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教育的开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洋务运动的高等科学教育发展,培养了一批掌握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份子,虽然对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水平还无法达到一个高度,但这对以经学为主传统教育是一个突破,同时也促进了当时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形成。特别是民国时期以来,一些著名大学校长提出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大学理念,对我国高校科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蔡元培的“文理渗透”思想以及梅贻琦和竺可桢的“通才”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教育思想各有侧重,但都十分重视培养通才,塑造学生的人格,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综合发展,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同时,在办学实践中,他们对以往大学过于注重培养专才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在各自大学中进行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大胆探索。虽然这些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其间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但这些思想的精髓和实践经验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应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我们应当善于总结先辈们的经验教训,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高校科学教育的道路上作出正确合理的判断,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

第三,不能机械地借鉴他国的建议,而应有针对性地、有选择地学习和参考国外教育的有效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加强本土化的探索。我国的近代科学与科学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对其引进介绍却是肤浅和残缺的,只停留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科学知识和实际应用的层面,尤其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观念的引入和建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实际上都是有意仿照西方大学的,但是并没有成为西方那样的各类学科。这就告诫我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应当注重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升对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认识,吸取他国对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问题行之有效的经验对策,探讨中国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的理想与合理模式。

[1]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56-657.

[2] 王冬凌.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回顾与反思[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1(2):11.

[3] 金忠明,廖军和,张燕,代洪臣.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

[4]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

[5]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209.

[6]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三版)[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46.

[7] 清学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00.

[8] 张金福.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结合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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