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禹冰 王 确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关于中国“现代性”概念的起源，一般在学术史上将其追溯到新时期以来，比如李欧梵先生就曾认为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并且推测，可能是詹姆逊在1985年到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时，连带着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进入中国的［1］。而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性一词的使用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周作人、卢勋、袁可嘉等人翻译的文章里就已然出现过现代性概念①1918年（民国七年正月十五）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刊登周作人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作家是英国人W.B.Trites，文中出现了“现代性”一词，原文说：“陀氏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实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1935年出版的《时事类编》第3卷第20期，刊登了卢勋翻译的日本学者三木清的文章《尼采与现代思想》，该文译自日本《经济往来》同年十月号，在文中作者说尼采最“厌恶现代性”，可他的哲学恰以“最现代”的方式活着；《文学杂志（1937年）》1948年第3卷第6期上由袁可嘉翻译的英国诗人史班特（Stepher Spender）的文章《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原载Tiger's Eye'，为联合国文教委员会艺文组与文学杂志交换之稿件），该文的英文原题为What is Modern in Modern Poetry，尽管袁可嘉把modern而不是我们今天公认的moderntiy译为“现代性”，但“现代性”概念的确是早已出现在我国。，更遑论还有我国学者以“现代性”为题撰写的文章，如孙伯謇1933年发表在《前途》第1卷第6期上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杨维铨1933年发表在《新中华》第1卷第14期上的《美国文学的现代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