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阳，许志荣

(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论翻译中人名地名的零文化转换*

蒋晓阳，许志荣

(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各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语言和文化也相互渗透。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在交际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翻译就是从形式上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转换通过翻译得以实现。准确的翻译使不同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无障碍。而人名地名翻译中零文化转换的情况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中却越来越普遍。本文通过人名地名零文化转化的现象，分析了零文化转换的趋势和理据，从而阐释了富含文化因素的人名地名零文化转换的意义。

翻译;跨文化交际;人名地名;零文化转换

当今译界对翻译中文化转换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有人说文化好比一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翻译中文化转换既是当前翻译研究的一个焦点，也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时尚。诚然，按照尤金.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即:“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Nida 1964:159)，翻译中文化转换的确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信手拈来几例:“white as snow(白如雪)”对于没有见过雪的人可以译成“white as egret fathers(白如鹭毛)”(Nida 1964:158);“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以圣吻互相致意)”(《罗马书》16:16)在现代英语中可以如菲得普斯的《新约》译文(Nida 1964:160)那样，译成“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round(与在场的人一一亲切握手)”;戴维.霍克斯所译《红楼梦》，书名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把“红”字巧妙地避开，因为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表示喜庆，幸福和吉祥，而在英语国家的人眼中意味着流血，危险和暴力。我国有一种口红叫“芳芳”，如果以营销为目的，音译成汉语拼音“Fangfang”绝对行不通，因为fang恰好是一个英文单词，其义是:1、a long，sharp tooth of a dog;2、a snake’s poisonous tooth(狗的长牙;蛇的毒牙)。但是，如果我们以逆向思维的方式看待人名、地名翻译中的文化转换，就会发现其翻译中零文化转换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这种不予转换的趋势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愈来愈强。音译成汉语拼音的中国人名地名在英语报刊杂志中广泛使用，韩国首都“Seoul”近年由“汉城”改译为“首尔“，西非国家Coted’Ivoire由富有诗意的译名“象牙海岸”改成“克特迪瓦”等等事例无不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翻译中人名地名的零文化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在语言交际中指称某人或某地这一主要功能的人名地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一个人姓名往往隐含着不同民族的历史、语言、审美心理、宗教、习俗、伦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在人名地名的翻译中遵守的是“名从主人”的原则和“约定俗成”的原则，采用的是音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而属于“约定俗成”的原则下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完全可以说是少数，如Joannes Adam Scall von Bell译成汤若望，John King Fairbank译成费正清，Chris Pattern译成彭定康，Oxford译成牛津。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现在)，双语转换中我们除了注重人名地名的发音外，其意义和隐含的文化等如此丰富的信息，几乎完全排除在我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外了，尽管这种意义的转换尤其是文化的转换在其他翻译推崇备至而使译者煞费苦心。

例如，汉语姓名“王芳芳”，至少可能含有10个信息:1、此人姓王;2、此人名芳芳;3、此人小名芳芳或芳;4、此人全名王芳芳;5、此人与漂亮有关，如漂亮或向往漂亮;6、此人一般是女性;7、此人父亲，兄弟姐妹等也姓王;8、此人是中国人;9、此人名字读音是wang fangfang;10、此人名字的汉语拼音是Wang Fangfang。又如英语姓名Amelia Jane Smith，至少可能含有7个信息:1、此人姓Smith;2、此人名叫Amelia;3、此人小名Mily;4、此人母亲姓Jane;5、此人全名Linda Jane Smith;6、此人是英语为母语的人;7、此人是女性。但是，我们把这两个名字仅仅翻译成Wang Fangfang和艾米莉亚.琼.史密斯。很显然，这两个译名与原名相比，就各自的意义和文化信息的含量来说，用面目全非形容一点点也不过分。如果把源语名字的意义及文化含量看作百分之百的话，被转换的目标语意义及含量充其量是“王芳芳”的十分之一;艾米莉亚.琼.史密斯是Amelia Jane Smith的十分之一多出了一点点。“王芳芳”的英译名Wang Fangfang在目标语语中，不熟悉汉语文化的译文读者在看到Wang Fangfang后，不清楚此人姓王名芳芳，也不知道是个女人，更不会联想到这个女人可能很美丽，相反，他不由得会升起一种恐怖感，因为他联想到的是一条张牙舞爪、毒汁四溅的恶狗或毒蛇，他应该只知道此人是个中国人，其名字写作Wang Fangfang，读作/wa－/或者/Wang fangfang/。而Amelia Jane Smith的汉语译名艾米莉亚.琼.史密斯目标语读者应该只知道此人就叫这个名字，还知道此人是个女人。由此可见，“王芳芳”转换成 Wang Fangfang和 Amelia Jane Smith转换成艾米莉亚.琼.史密斯的过程中，意义及文化信息几乎全部损失了。翻译就是翻译意义，我们把这种人名地名翻译中只转换词语的语音，完全置词语的意义不顾因而其文化内容几乎没有转换或完全没有转换的现象叫做零文化转换。

二、翻译中人名地名零文化转换的趋势

长期的翻译实践表明:人们倾向于接受人名地名的音译名，这种翻译中人名地名零文化转换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在人名地名的翻译中“名从主人”的原则和音译为主的方法可谓深入人心。“约定俗成”的原则下产生的诸如汤若望(Joannes Adam Scall von Bell)，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彭定康(Chris Pattern)，牛津(Oxford)等有过度归化之嫌的汉语译名虽然已被广泛接受，不便更改，但人们对这种归化译名似乎有一种内在的排斥力，比如美国名记者Edgar Snow曾经为自己取名为“施乐”，但人们习惯用洋化的译名“斯诺”。傅东华先生当年翻译Gone with the Wind时将书中人名一律汉化的做法(如“郝思嘉”、“白瑞德”、“韩媚兰”等)，翻译界大不以为然(林木森2006:86)。

1977年9月7日，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专有词语发展成为国际标准。有趣的是，现今中国已知网上提供论文作者的姓名有两种形式，一是汉字，二是汉语拼音，而且还注明汉字是作者的汉语名字，汉语拼音是作者的英语名字。照这种做法，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英语名字，那就是对应我们汉字名字的汉语拼音。王芳芳的英语名字就是Wang Fangfang。假如王芳芳有一个英语名字叫Sally，她到了美国后，究竟说她的英语名是Sally还是Wang Fangfang?笔者以为，既然中国人的名字都已经在英语出版物中广泛地以汉语拼音出现，比如现在随便翻阅《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杂志即可看到像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汉语拼音译名 Hu Jintao、Wen Jiabao，那么，她的英语名字完全可以叫做Wang Fangfang，就像前英国首相John Major的汉语名字就是约翰.梅杰一样。

三、零文化转换的理据

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美尔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翻译的“目的论”，该理论认为:行动皆有目的，行动者参照实际环境选择一种他认为最适合的方式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翻译既然也是一种行为，所以“(翻译)行动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也就是说，译文应对预定的受话者发挥预期的功能(Vermeer1996:12－15)。我们知道，人名地名(尤其汉语名字)尽管隐含大量的文化因素，但是在各自的民族语境中，其主要功能也就是指称人或地本身。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汉语音译名和英语汉译名虽然在各自的源语中的文化因素消失了，但是在各自的目的语中指称人或地的主要功能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换句话说，通过这一过程，人名地名达到了预期的交际这一目的。如果翻译“王芳芳”时，作一定的意义转换，译成诸如Wang Double vagrance之类的名字，那么在目的语中，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和麻烦，交际简直无法顺利进行。事实上，王芳芳转换成的Wang Fangfang和Amelia Jane Smith转换成的艾米莉亚.琼.史密斯除了给各自的目的语输入异质文化元素(这本身就是翻译的目的之一)——语音特征外，也满足了译入语接受者希望接受新文化元素的心理需求。试想如果汉语报刊杂志上像汤若望、费正清、彭定康这样的英语汉译名满天飞，以至于哪个是不是老外都弄不清楚，有谁会愿意如此呢?

四、零文化转换的意义分析

翻译从形式上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转换的具体内容就是词语的语音、语义、语法结构和文化内涵。人名地名翻译中放弃语义、语法结构和文化内涵而只转换其语音，使得这种零转换的人名地名给目的语输入了源语发音这一语言异质，又在目的语当中执行指称人或地这一语言功能。然而，人名地名翻译的这种零文化转换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1990)提出了多元文化论，把整个世界文化看成是有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地位不同的系统，永远在相互争夺中心的位置。(张南峰2004)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的载体，给汉语和中国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汉语里直接出现的所谓“零翻译”过来的英语字符随处可见，以至于最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规定，不允许在中文电视节目中使用诸如NBA，CPI，GDP等字母词。许多学者再三呼吁保护本族文化遗产，以至于国家规定端午节、中秋节为法定假日。然而，中国的文化渗透力和影响力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正逐步走向强势。中国文化正在通过翻译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整个世界。(赵德全2009)汉语人名地名以汉语拼音直接出现在世界其他语种的语用环境中，应当说在一点上起着先锋的作用。

人名地名中蕴含的文化内容在翻译中没有被转换，是为了达到人名地名人译名在目的语中能够交际的目的，并不是翻译者有意而为之。Wang Fangfang等在目的语中使用的次数多了，译语接受者自然会追溯其饱含“中国特色”的汉民族文化内涵。从这一点说，现在的零转换是为了将来的全转换。

五、结语

近代学者辜鸿铭翻译《论语》时，把孔子的学生颜回比作耶稣的门徒圣约翰，把武王比作基督教文化中的所罗门王;(钟明国2009)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使用威妥玛拼音法，把毛泽东拼成“Maotsetung”(这种拼法在某些地区还在使用);在当今，英语出版物上广泛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地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人名地名翻译中文化转换的零趋向的一条直线。人名地名翻译中音译为主的方法为的是使译名在目的语中方便地指称其人其地。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的翻译方法却是促进语言和文化相互渗透的直接手段。汉语人名地名翻译的零文化转换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多元化系统的中心的过程中起着“排头兵”的作用。

［1］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郭著章，李庆生.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3］康志洪.人、地名翻译——跨语种的重新命名［J］.中国科技翻译，2000，(4):28 －30.

［4］文军，高晓鹰.归化异化，各据一格——从功能翻译理论角度评价(飘)的两种译本［J］.中国翻译，2003，(5):39－42.

［5］陈宏薇.从“奈达现象”看中国翻译研究走向成熟［J］.中国翻译，2001，(4):46 －48.

2012－03－06

蒋晓阳(1963－)，女，湖南慈利人，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