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经济贸易系 高洪力

河北工业大学 钟俊亮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金融体系突然崩溃和短期内经济的过度衰退，多国央行联手注资救市，各国政府也相继通过了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继紧急拯救措施之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这轮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将依赖何种动力重新进入长期上升通道。与传统经济理论中周期与增长的二分法不同，熊彼特的周期性增长理论将周期与长期增长视为统一的现象，从而可以为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下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视角。

1 传统外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在长期以来经济分析中，经济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一直被分开研究与处理：一方面，经济周期研究学者仅分析经趋势成份剔除后的经济数据，并把趋势成份视作独立于周期的外生因素；另一方面，增长理论则主要研究经济长期发展的轨迹，而不考虑周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经济分析所采用的二元假设前提有关：新古典(外生)增长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的，但周期理论则以市场不完美为假设前提。

多玛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市场非出清假设为前提，以乘数/加速数思想为理论基础。“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变动和技术变动，“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的背离将使一个经济处于长期衰退或长期过热的状况。因而，多玛的“刀锋”增长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增长，也不能说明周期。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剔除了多玛模型的市场非出清假设。在索洛模型中，采用边际产出递减的一阶齐次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储蓄率既定、技术进步外生等条件，对经济总体增长的贡献被认为由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部分组成。索洛模型中决定产出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均资本存量，由于人均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且受到新增投资和资本折旧的影响，最终经济会收敛于一个长期的稳定状态。在长期稳定状态，投资等于折旧，人均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如果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就不会有长期经济增长。因而，索洛模型不能够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即怎样打破模型中的长期稳定状态的问题，从而也不能说明周期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

此外，在基于预期之外货币波动的卢卡斯模型中，由于货币在长期内必须保持中性，因而同样不能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当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终消失时，经济最终会回到它最初趋势增长率上。基于暂时性生产力波动加滞后调整或部门惰性的普雷斯科特模型，虽然不再把经济分为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认为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但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来自同样的根源，即外生技术(生产率)的冲击，因而都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说明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2 金融危机的熊彼特周期性增长理论解释

由于传统的外生增长理论无法分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联系，从而有必要重新回到熊彼特的分析范式。

熊彼特把经济的增长与周期看作是统一的现象，并以非连续出现的“新组合”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的毁灭”，可以很好地解释这轮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发生的根源。熊彼特所指的创新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及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五种情况。由于创新的引进是一个非连续和非平稳的过程，因而经济在长期增长的过程中便会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一种创新的扩散将刺激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引起了经济高涨。一旦创新对生产力促进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而新的一般性技术暂时还没有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就会消失，投资与信用的紧缩将使经济出现危机与衰退。经济发展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各有千秋，因而周期有长有短。

在综合了前人论点的基础上，熊彼特提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3种周期的主张：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根据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一般性技术的不同，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3个长周期，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含3个短周期。经济增长正是经由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

从长波的视角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性衰退的根本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熊彼特所未能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第五个长波繁荣期的结束，这在周期的长度与结束时间上也与熊彼特所描述的长周期基本一致。这次长周期以信息技术的扩散为标志，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信息技术创新的衰竭以及信息技术相关投资的总体疲弱，使得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继而对整个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不断下降，第五轮经济长波进入了繁荣期的末端。次贷危机就恰好发生在这个关口，使得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深度经济衰退更加速了长波下降期到来的进程。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是美国长期实行低储蓄率、以信贷促进高消费、以高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以及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特殊地位对这种模式的支撑。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波繁荣期的临近结束，次贷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但未必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相反，即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信息技术创新衰竭所造成的长波下降期也必然会到来，只是可能会以其他危机的形式发生。次贷危机是一个偶然因素，而经济长波的发展规律是必然因素，此次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临近的关口，使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后者又加速了长波下降期的到来；另一方面，长波下降期的临近也使得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

3 后金融危机时代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的起点和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在熊彼特看来，周期上升波的形成依赖于创新的出现，以及由创新扩散带来投资或信用的扩张。“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能简单认为“投资的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世界经济何时能够走出衰退重新进入上升波，同样取决于信息技术之后的创新出现的时间与规模。但是根据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创新的出现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创新作用的发挥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也就是说，创新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是均匀分布的，而仅集中出现于某些历史关节点。在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其潜力完全发挥之后，形成经济上升波的新的一般性技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换而言之，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复苏和快速增长。

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条件、背景、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仍存在一些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也可以用各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所处的位置来描述。中国经济由于市场不完善、城市化尚未完成等原因，尚存在较大比例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既定的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实际产出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内。对于中国，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及城市化过程都可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生产组合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的某点向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移动，从而表现为现实产出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短期来看，中国可以借助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经济长期增长来看，要推动经济增长，要继续推进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进程早已结束，市场的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应用，资源利用效率较高从而实际生产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由于生产已经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要实现产出的增长，只能通过技术革新，打破资源约束，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因而其长期增长的形成完全依赖于新的一般性技术的出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一直以来并且以后仍然可能会享有先行者优势; 当情况变得很糟时，它仍然具备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的优势，美国从创新中获得的熊波特经济租金将会用来进行明智的投资，推动美国经济、并最终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长波。由于投融资成本上升，一般性的技术研发净收益会下降。美国的研发资源可能更加向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集中，因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情况可能加速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美国在基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方面已经具有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下一轮技术革命很有可能在这两者之中产生。美国的下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繁荣时期需要等到下一轮技术革命。但是，在此之前，世界经济不得不经历萧条的漫漫长夜，就像以往任何一个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到来之前一样。

可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增长潜力存在较大的差别。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信息技术的扩散并非驱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重要因素，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同样非常显著。实际上，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也可以看作是熊彼特五种创新的一种，即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有别于一般的“蜂聚”式创新，因为它基本上是连续和平稳的，因而可以给经济长期增长带来持续的动力。只要中国能够通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经济就会比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经济更容易走出经济周期的紧缩阶段和重新进入上升通道。

[1]百度百科.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3794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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