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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而献身
——浅谈侯嬴之死

2012-08-15

中学语文 2012年18期
关键词:信陵君公子司马迁

王 静

在《史记》中,侯嬴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但他的死也留给了后人许多不解与疑问。有人认为是“士为知己者死”;有人认为是害怕魏王加害,以自杀而求自保;有人认为是源于侯嬴的谢罪心理:信陵君对他有恩,他不能不报;作为魏国的子民,他应该维护国君的利益,在报恩与守义的两难抉择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报恩后谢罪。当然,这些解释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应该是这种“简单”的死法。或者说司马迁应该赋予他的死以更深远的意义。笔者觉得要恰切地理解侯嬴之死,就要对侯嬴进行全面的考察,否则就难免偏颇。

首先,侯嬴之死是当时情势的必然。侯嬴要计杀晋鄙,而公子“为人仁爱”,计未施却先“泣”,晋鄙又是“嚄唶宿将”。计策能不能实施,关系到能不能救赵(当然也关系到魏国的命运),而关键在信陵君,他稍有心软,大势去矣!为此,侯嬴说:“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意思是说:你不能动摇,不要手软,那时我正在自杀呢!——侯嬴自杀,是为了坚定魏公子杀晋鄙、夺兵权的决心。这在《史记》中可找到其它的佐证。《刺客列传》中写田光推荐荆轲入秦行刺,嘴上说:“夫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而后自杀。司马迁则特别点明原因是“欲自杀以激荆卿”,其情景与侯嬴相同。其实,《赵世家》中,公孙杵臼选择先死,除保护赵氏孤儿之外,其中也不无激励程婴尽心养育孤儿成才的意思。

其次,侯嬴之死是其理想追求的必然。我们不妨透视一下侯嬴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剧变期,儒、道、法、墨等各派代表人物都从各自立场出发,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于社会的认知与规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的进步也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侯嬴同时代的人物,如荀子、苏秦、李斯、屈原等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左右着社会的政治格局,发挥着各派的政治作用。“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榖梁传》)、“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这些名言都从侧面反映了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儒、道、墨等几家对道德修养的注重。比如儒家在注重道德修养的同时更强调人格的重要,并把“君子”人格作为最高的行为规范来要求学生。如:“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道家是以“放荡不羁,蔑视权贵、礼法”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闻名于世的,但丝毫也不放松对道德的强调,如他们把“道”放在“四大”之首。更把“高贵的人格”融进观察的视野从而规束自身的言行。在他们眼里,权贵甚至国君等同于“稚子”——“人格”是低下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庄子·胠箧》)而他们自己是“非梧桐不止,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处其厚”、“不居其华”(《老子》)——处在高尚的人生境界。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侯嬴的思想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

再看侯嬴自身。“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地位低、年龄大、家庭穷,却能拒收公子的“厚遗”并与之抗礼而行,足见其非同一般。况且,他结交豪杰,洞晓天下大势,明了魏宫廷内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如果没有政治野心(从传记里我们看不到),又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堪其忧”、“享其乐”,我们不敢说他是一个“贤人”,但最少可以说他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他自己也说:“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固而受公子财。”如果他处在一个怀才不遇的“士”的境界,必然有“士人”的悲情。或如冯谖弹铗而歌,或像毛遂朝堂自荐。而信陵君三番五次的“往请”,他却没有一次主动地献媚。甚至可以说,侯嬴本无心参与政事,是信陵君拉扯他进了政治漩涡。

可见,我们把侯嬴归结为“修养”层次高不能算是主观臆断,甚至可以说,“修身洁行”是他的人生理想。在与魏公子一系列的交往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也正是这个因素。因为侯嬴不肯接受公子的“厚遗”,公子才“大会宾客”以表示对他的尊重。接受了一系列考验之后的信陵君,终于把侯嬴请到了宴会上,可侯嬴并没有表示感激之情,却说:“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这似乎不合情理,但联系一下侯嬴的追求——“修身洁行数十年”,其用意就非常明了:他不愿意接受他人财物的馈赠,也不愿意在情感上有歉于人,他要保持人格上的独立。或许信陵君与侯嬴交往有功利目的,而侯嬴也最担心这一点。他不愿意成为公子的谋臣、爪牙之士、门客,他需要的是朋友间的平等对话,甚至是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孤傲。但“人生难得一知己”,“孤傲”获得别人的承认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公子却能真挚地对待他,无疑就把他摆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信陵君“欲与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的时候,侯嬴非常冷静:“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他要报答公子,却不愿意丢失尊严)。这时信陵君的“功利性”获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企望侯嬴的帮助,而侯嬴却没有“一言半辞”。他当然要指责侯嬴——或许是与“三千门客”交往历练而形成的涵养,或许是出于对侯嬴的了解。——信陵君的指责却变成了自责、请教。这种特殊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恰是对侯嬴的最大尊重,因而也就更拉近了二人的距离。所以,侯嬴一“笑”。“笑”中包含了自信,也包含了对信陵君诚恳态度的肯定。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不惜屈“公子”之尊位,求教于“夷门监者”,且敬如师长,待为宾客,当然难能可贵。而被宠之人,即便“孤傲清高,自视不凡”,也不免会做出一些僭越之举,正是因为追求上的原因,侯嬴表现出了超凡的冷静与睿智。如果从侯嬴的角度去想,解决感激与尊严碰撞的最好办法就是“死”:既是一种报答,又是一种维护;于人事业有助,于己品格无愧。——这或许是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或许是“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的雄壮。所以,侯嬴说“……北向自刭,以送公子”,而不说“谢公子”。因此,可以说侯嬴之死不是简单的报恩,而是精神追求的必然。

这似乎高看了侯嬴,其实整部《史记》都是在关注人物的“为人”,比如屈原、李斯、项羽、李广等,在表现他们悲壮甚至悲惨结局的时候,司马迁总是要透视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人作过统计,《史记》中专指人性情的“为人”一词共有48篇89例。说到底,这与司马迁的生死观有很大关系。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又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可见,司马迁所看重的是“义”——生命的意义。司马迁在用如椽巨笔刻画他所关注、所喜爱的人物——侯嬴的时候,不可能不去透视其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侯嬴之死既是情势所逼,又是追求的必然。一句话,侯嬴是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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