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门限”到“想当然”——从前人的创作理论与实践看今天的作文教学
2012-08-15王光福
淄博师专论丛 2012年1期
王光福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山东淄博255130)
如何迅速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一直是困扰广大语文教师的一道难题。我们孜孜矻矻地教,学生夜以继日地学,到头来,其结果是,升入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很少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更遑论升不上学者的干瘪枯瘠。怎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点而冲出困惑呢?让我们到前人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去寻绎一番,看能不能对我们今天的作文教学有所启迪。
写作,离不开生活。王夫之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卷二)这“铁门限”,就是生活。但,又有这样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随园诗话》卷二云:
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门,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
担粪者、野僧都有生活,为何只能说大白话,而不能像袁枚那样吟成诗句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写作思维的训练。他们目有所睹,心有所感,但只是泛泛地睹,粗粗地感,并不能进行剪裁与美化。袁枚则不然,他有长期的写作实践,形成了良好的创作思维习惯,所以一有触发,便能随口成诗。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什么同是描写春节放鞭炮的场面,有人只是了了数语就苍白无力地写完了,而有人却能写得较为细致生动呢?为什么同是记一次登山活动,有人只能写一篇流水帐,而有人却能写成比较像样的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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