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然 高 燕

文化重心的演变与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发展

刘 然 高 燕

现代西方哲学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凸显了文化哲学的视角。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启示。比如文化哲学有关文化重心演变的理论，就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唯物史观的发现，预见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文化重心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化重心的演变遵循以下顺序:宗教、政治、经济和伦理，这与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说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恰好以文化重心的经济转向为契机，而唯物史观的未来发展必然趋向伦理，我们从哈贝马斯、广松涉和中国和谐社会理论中都可以体会到这个观点，人与人的交往和关系必然在物质匮乏基本解决的前提下，逐渐上升到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

文化重心；唯物史观；经济；伦理

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早进行阐述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核心,甚至有学者认为广义唯物史观指称的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背景下的科学主义或者人本主义的阐释影响日益扩大,以及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或者拓展,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对于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就变得格外必要和重要。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在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将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从思辨的精神史转向现实的物质史,更为重要的是它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现代哲学的地平线。因此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的当代思考不能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而应使之融入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整个现代哲学的发展潮流之中。当代哲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哲学在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之后,在现代再次发生重大转向,从传统哲学形而上的本体追问转向人类的现实生活,关注人的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同属现代哲学。而现代哲学关注的现实生活世界就是由人类主体性的对象化方式和结果构成的,这些方式和结果就是不同领域和层次的文化。因此文化哲学在现代的凸显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代哲学的主导视角。作为人类内在超越方式的哲学与作为人类外在超越方式的文化的结合最好地诠释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文化哲学是对人类文化生活、文化行为和文化结果的反思,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最具反思精神的哲学,它彻底的革命性是它优越于其它现代哲学的重要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需要建构文化哲学的维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也是深化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需要。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核心的唯物史观的当代创新也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视角,在改造旧世界的同时创造新世界。

一、文化哲学关于文化重心演变的观点

文化重心是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重要范畴,学者们关于文化重心演变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当代发展具有启迪作用。所谓文化重心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文化重心不同于文化中心,它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内容概念,表现的是在众多文化现象构成的文化体系中哪种文化内容处于主导地位,普照其它文化内容。文化重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而形成自身演变的链条。按照陈序经在《文化学概论》中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文化重心的演变遵循以下顺序:宗教、政治、经济和伦理。

在古代社会,宗教是文化重心,几乎所有的文明在起源时都以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然后循着从具体到抽象,从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方向发展,宗教形态逐渐成熟。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西方文化。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就以宗教活动作为文化生活的重心,比如著名的德尔菲神庙就是古希腊人信仰的中心,这种宗教偏于多神、具像和家族本位;经过长期发展,到中世纪,西方宗教形态趋于成熟,形成一神、抽象和教会本位的宗教文化体系,文化的其它方面都以此作为出发点。印度文化中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现象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现象都是重要的佐证。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学者向来的观点是缺乏宗教情怀,但是陈序经先生认为:“儒家所代表的文化,是家族为本的文化。而所谓家族为本的文化,又是由于祖宗的崇拜。……自汉以后,儒家本身也成为一种广义的宗教,孔子的拜祭,孔庙的普遍,岂不是宗教的表征吗?……中国的文化的外表,既以孔教为重心,中国文化的实质,又以拜祖宗、崇佛道为重心,因而一个人生、死、婚、葬,都不能离开拜祖宗、崇佛道的典礼。而一般平民的迷信生活,更使我们觉得宗教的力量的重大。算命、卜卦、求公、祷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是不可忽视的。”[2]这样看来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中,虽然没有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这样既具有统治地位,甚至政教合一,又具有外显形式的宗教形态,但是正如有的西方学者在近代中西文化遭遇时所指出的,儒家的祭祖、祭孔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质,而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属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从古代社会晚期到近代,人类文化重心逐渐转向政治。在西方表现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通过思想解放和政治革命,国家逐渐脱离罗马教会的统治,取得独立地位。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则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革命。

随着近代历史的推进,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到来,人类文化重心再次发生转向,从政治转向经济。在西方,自18世纪末年,工业革命发生和推广以后,经济的地位逐渐凸显,而影响到文化的各方面。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实践活动的重心逐渐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取得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和地区也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此。

在对未来社会的预见中,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普遍地认为文化重心演变的落脚点是伦理。陈序经说:“历史的发展,不只是从宗教的重心而趋于政治的重心,再从政治的重心,而趋于经济的重心。而且,是从宗教的平等与自由,而趋于政治的平等与自由;再从政治的平等与自由,而趋于经济的平等与自由。所以,人类的进步,是由于平等与自由的范围的放大。等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得到了,那么文化就趋于伦理的重心,而人类才能享受真正的幸福。”[3]衣俊卿的《文化哲学》也从现代西方文化哲学兴起的过程中截取了三个关键性的片段,用以说明人类文化重心的伦理转向。他认为,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理性化进程中文化模式对个体和社会演进的影响,以及西方所经历的传统理性文化模式的危机,知识界普遍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类本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突出表现于三个领域:“一是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对于文化的全面的挖掘,特别是关于文化模式的探讨;二是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流派从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自觉转向;三是唯意志论、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对于理性文化的危机的自觉的反思与批判。”[4]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他的《文化哲学》中也反复强调文化的伦理本质。他认为:“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但是这只是泛泛之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理性对信念的控制在于何处?在于个人和集体的意志由整体和多数人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所决定的地方。这就是伦理。因此,在文化的发展中,伦理的进步是本质的和确定的进步,而物质的进步就不那么本质,并且具有双重性。”[5]这同样也是对于技术理性和文化经济重心现象的批判,指出文化归根到底是对世界和生命的尊重。

二、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时代契机

文化哲学关于文化重心演变的观点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作的《经济学手稿》中说:“人的依赖性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对应以宗教和政治为文化重心的社会,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对应以经济为文化重心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对应以伦理为文化重心的社会。

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是以文化重心的经济转向或者社会形态的人对物依赖关系转向为契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7]尽管古代社会就包含了所有人类实践方式和文化因素的雏形,比如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交往活动和组织制度、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规律也在发生作用,但是只有在各种因素充分发展,尤其是经济因素凸显的人类社会比较高级的阶段,其中的征兆、纹理和结构才会表现得比较清晰。

人们通常认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却有失精确。资本主义早期经历了两个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大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8]因此唯物史观的诞生时机还不成熟。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时代,唯物史观才得以创立。这说明,虽然唯物史观的发现和社会的整体进步不无关系,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经济因素的凸显。

从历时态的角度,以经济为文化重心的时代与以往时代相比,发生重大转向,这为唯物史观的发现提供了契机。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并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和“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处于劣势,由于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缓慢,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人们对此只能作为既存事实采取保留态度,因此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更为突出,人与人的交往主要是对有限财富的分配。这个时代的文化重心是宗教和政治,交往实践在人类三大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是一个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确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迅速,人与自然的关系凸显,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财富的最大化成为时代的最高价值追求。这个时代的文化重心是经济,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三大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是一个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物质生产史无前例的凸显,在哲学界引起的革命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它以实践范畴科学含义的揭示作为核心事件。简言之,在马克思之前,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于实践范畴采取的路线基本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其中虽然有哲学家关注、研究和分析了人类三大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但是他们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交往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是包含目的于自身的活动,因此是人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实践没有获得重视,甚至被排斥在实践活动以外。工业革命以来物质生产实践的凸显,历史性地转变了人们的观点,尤其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密切关系的建立,更是既提高了物质生产的效率,又抬高了它的地位。唯物史观借势诞生就成为时代赋予马克思的任务了。

从共时态的角度,以经济为文化重心的时代开创了世界历史,这为发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9]以经济为文化重心的社会对财富最大化的追求,借助交通和通讯等物质手段,突破了经济活动的民族界限,对于资本逻辑的国际延伸和各国各地社会历史的研究,就为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可能性。

三、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预见

文化哲学的自觉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成熟,20世纪获得长足的发展。大致的发展脉络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试图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推广到全部人类文化现象的批判,开始了文化批判的自觉;之后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沿着狄尔泰的思路,把文化事件的评价作为哲学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晚期最主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技术理性的创造和困境,因此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文化反思,比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尔等;卡西尔对文化哲学体系进行系统阐发,提出了他著名的符号世界理论;卡西尔之后,西方文化哲学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结构主义文化哲学、现象学的文化哲学、科学哲学的文化哲学等纷纷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也是其中重要一支,文化哲学成为显学。

从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人们对于以经济为文化重心的社会的反思存在紧密关系。马克思不但在这样的时代契机中发现了唯物史观,而且以此为哲学基础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展开了对于人对物依赖关系社会的批判,提出共产主义理论;唯意志论、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也逐渐觉察到以经济为文化重心的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展开技术理性批判。尽管理论路向和具体观点存在差异,但是由于所由生发的社会现实的相似性,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共同问题。

既然人们对于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的弊端产生了共识,那么就要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出设想。文化哲学就此提出了文化重心转向的问题,如前所述,很多学者认为在宗教、政治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上未来社会的文化重心将转向伦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兴起了发展唯物史观的动向,比较突出的是对于交往实践的重视,比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广松涉的物象化理论,以及中国的和谐社会理论等。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到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显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肯定阶段,人与人的关系突出,但是这种对于伦理的重视显然具有原始的血缘和人身依附特征;在否定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尽管个体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并发展了普遍性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在否定之否定阶段,人与人的关系再次凸显出来,在形式上似乎回归了原点,但是此伦理非彼伦理,它包含前两个阶段的成果,尤其是第二个阶段积累的物质基础、全面能力和普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依赖,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尽管我们不能空想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未来现实社会的发展必然是趋向人与人关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在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国家,这个问题就越发迫切。因此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无疑会倾向人与人的关系的探讨,突出交往实践的地位。

在现代西方众多批判技术理性的哲学理论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无疑是对社会现实和唯物史观的这种发展倾向自觉程度最高的成果。哈贝马斯和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也以技术理性批判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但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他选择了维护现代性;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他选择了理性。他的理论核心就是用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交往理性弥补工具理性的不足,并确立交往理性的主导地位。他认为技术理性主要关注的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劳动,交往理性主要关注的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交往。当代唯物史观的重建就是以交往代替劳动的核心地位,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变化,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转换。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以主体间性结构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是以血缘关系和情感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交往,还是以阶级关系和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角色交往,都是不合理的,主体间性其实下降为主客关系。在物质匮乏基本解决的前提下,当代交往应该向着以言语的普遍有效规范和交往参与者交往能力的普遍提高为条件的主体间性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而且他还把交往行为理论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提出了生活世界理论和以商谈伦理学为特征的话语政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丰富了唯物史观,探索性地提出了唯物史观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但是有些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唯物史观是否需要“重建”?社会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是否只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是有效的?未来的合理的交往关系是否依靠语言、规范和交往资质就可以形成?等。

中国的和谐社会理论也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实践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新的探索。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符合世界历史整体背景的中国实践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走出,并逐渐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正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就在社会各个方面和层次上开展起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也必然给中国带来和西方发达社会同样的问题,就是技术理性的局限性。为此,我们必须一面现代化,一面检讨现代化的弊端。和哈贝马斯的见解一样,我们认为现代性和理性还存在张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后现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奢谈,明智的选择是在现代化和理性的领地内实现社会主题的补充和未来预见,用一种交往理论助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种交往理论的具体形态就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关了,和谐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具体情况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错误思潮等,2004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结构及各系统之间的和谐。其核心内容就是人际和谐,即主体间性对于主客关系的补充。和谐社会理论既符合中国特色,又适应时代特征,因此将成为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之一。

文化重心演变的理论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尤其是借此预见和确证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不仅在理论上清晰了唯物史观的发展方向,而且将对中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到文化重心的发展趋势,重视伦理和人际和谐,用交往理性弥补技术理性的不足,并最终确立主体间性的核心地位。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57.276.

[2][3]陈序经.文化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5.237.

[4]衣俊卿.文化哲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5.

[5]【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61-6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2.10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2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407.

刘然，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高燕，沈阳市第一中学历史组(邮政编码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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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359(2012)01-0048-04

(责任编辑 曹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