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坤平

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及与恩格斯的分歧比较

许坤平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而不是恩格斯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首先，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总体性的认识方式，不是恩格斯的以三大规律为核心的“科学”总结；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主体—客体辩证法，而恩格斯在这点上根本没有涉及；最后，马克思辩证法的落脚点应该是革命实践，恩格斯的理解仍然处在旧唯物主义的水平上。

卢卡奇；恩格斯；辩证法；阶级意识；实践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具有极强的理论针对性。卢卡奇认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无产阶级自己本身,“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式的对外部对象的反映,辩证法被打扮成旁观的科学,畸变为单向性地还原外部世界的联系和规律的理论。”[1]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而成为了一门以经济决定论为核心的“科学”。无产阶级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共产主义社会“自然地”从资本主义社会“生长”出来;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造成了欧洲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卢卡奇认为,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的重新确认。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马克思的方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2]只有重新确立革命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的地位,才能克服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思潮泛滥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卢卡奇认为,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原因既有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结构的影响,也与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错误理解有关。所以,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的强调,就必然要对已经成为经典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进行改造。“青年卢卡奇可能是第一位从哲学上去探究马克思为什么在他的学徒那里会变成‘科学’的人。而且,他也是第一位将矛头直指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者。”[3]

一、“总体性”的认识方法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总体性”认识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是一种认识方法,即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思维把握过程,并不是对世界发展规律的抽象的“科学”总结。其次,这种认识方法具有“总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同于康德和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超越了仅仅把认识视为思维对存在的‘反思’或‘反映’,而是按照历史主义和总体性原则,把认识理解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逐级生成、发展的辩证思维过程。其结果,是在总体上、在多样性的统一中再现对象的全部丰富的规定性。”[4]

“总体”这一概念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便与辩证法思想纠结在一起,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总体思想发展到了极致。费希特发展了自己的同一哲学,而黑格尔则彻底将总体思想发展到了巅峰,创立了一门在“绝对精神”统御下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世界体系。[5]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本身就受到黑格尔的深刻影响,而卢卡奇就顺着黑格尔总体哲学思想脉络来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认识特征。在这一点上,无疑卢卡奇是具有理论贡献的。他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结构性和历史性两方面。所谓结构性,是指在总体与部分的关系当中,总体对于部分具有认识过程中的逻辑先在性。在认识上,部分必须服从于总体,这是部分与总体结构功能不同所体现出的必然要求。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认识方法不只是抽象地强调总体的作用,总体还是“具体的”总体。因为人与事物的存在均具有历史性,所以认识也必须具有历史性。通过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主义原则,卢卡奇就将自己同把社会仅仅看作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来。卢卡奇认为,通过结构性的横轴和时间历史性的纵轴就可以形成对社会现象认识的“具体的总体”。

恩格斯以论战为目的的著作《反杜林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圭臬,以三大规律为核心的自然辩证法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青睐。卢卡奇所揭示出的辩证法是一种认识方法的观点,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论述极少。对于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的沉默,卢卡奇认为,恩格斯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他认为,恩格斯在认识论上仍然采取了一种直观的认识方式,依然停留于直观反映论的旧唯物主义阶段,没有真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这直接造成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实证化理解。

卢卡奇首先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规律进行了批判。批判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了问题最大的所谓质量互变规律上。而这一批判是通过对恩格斯所列举的两个事例的反驳实现的。

一是恩格斯在解释质量互变规律的时候,列举了水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和气态的例子。卢卡奇认为,“就这些转折点而言,这个例子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论证忽视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改变观察角度的话,连那些这时表现为单纯的量变的转变也立即具有了一种质变的特征。”[6]卢卡奇从现实认识角度,认为水的质变过程在时间上本身是具有时间连续性的,恩格斯漠视了水形态变化过程的时间性。所以,水的质变在真实的现实当中是不成立的。其次,卢卡奇强调了认识过程当中的主体性和实践性。他说,如果人把水喝掉,水对人马上也就产生了质变。所以卢卡奇强调了世界发展对人的连续性,强调世界存在的过程性。

二是对恩格斯关于“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观点进行批判。“对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个飞跃是一个飞跃,或者正因为它是一个飞跃,它必须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7]“如果我们把‘自由王国’和注定使它产生出来的过程分开,如果我们从而把一切辩证的过渡都排除在外,我们是不是会陷入一种与上面已经分析的把最终目的和运动分开相类似的乌托邦意识结构呢?”[8]类似于对水例子的分析,卢卡奇依然坚持一种总体性、历史性的世界观,认为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这种变化过程当中的连续性不应该在抽象过程中被无意或有意地抹杀掉。

二、“主体—客体辩证法”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主体—客体辩证法”。辩证认识的过程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对客体具有巨大的能动改造作用。在这一认识上,恩格斯以三大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却没有涉及。“他 (恩格斯)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法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 (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未能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如果理论的这一中心作用被忽视,那么构造‘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全成问题,成为纯‘科学的’事情。”[9]

卢卡奇坚持辩证法过程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受德国同一哲学影响巨大。卢卡奇将辩证法限于主客体过程之中,导致辩证法只能适应于有人类实践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人类社会之外的未改造和非认识的非人化自然被必然排除在外。所以卢卡奇提出他的著名命题:“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10]并且卢卡奇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之前的社会和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之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适应领域就是无产阶级产生之后的社会,也就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恩格斯以联系发展、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为内容的自然辩证法的适用范围是整个世界,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都有着辩证法规律的存在。显然,恩格斯将整个自然世界统摄在了自然辩证法的规律视域之内。卢卡奇却认为,三大规律式的自然辩证法充满了自然哲学主观臆断的成分,陷入到了马克思所批评的黑格尔式的表象到抽象概念的思维之中,具有极强的直观唯物主义成分。所以,卢卡奇自然要宣布恩格斯的这一做法的非法性。

在这一问题上,虽然他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规律的批判具有局部合理性,但是卢卡奇认识问题的视角依然停留在旧本体论的基础上,没有跳出主客体这一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他为了达到理论上的逻辑完满性,而摒弃掉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无论如何,自然对人类的物质基础地位都是不能抹杀和排除掉的。“这就是马克思在抛弃一切旧本体论之后,建构实践的历史性生存的同时,仍然坚持自然界永远先在性的深刻意义。这一点,卢卡奇在很晚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才真正理解。”[11]并且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1967年的新版序言当中,卢卡奇也检讨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对恩格斯的错误批评。

三、“实践辩证法”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辩证法最终目的是在实践中实现与理论的统一,他的实践观点具有理论上的独特性。卢卡奇的实践范畴主要是指无产阶级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革命实践。他的实践观点是与其辩证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紧密相连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卢卡奇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中介。一方面,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物化社会结构的深刻“理论”认识 (虽然这一认识还需要无产阶级理论家灌输给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它又是融合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革命意志。无产阶级意识最终将变成为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精神,成为理论被群众掌握之后的物质力量。

基于对实践范畴的以上特殊理解,卢卡奇批评了恩格斯的实践观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用实验和工业论证了人类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和掌握,来反对康德“自在之物”的不可认识性。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辩证的和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其实,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12]在卢卡奇看来,实验就是营造一种排除了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一切影响,进行观察规律发挥作用的过程。工业,在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结构之下,虽然个体人类参与了整个改造自然物的过程,但是个人在其中也仅仅起着无意识的工具作用。所以实验和工业并未触及到‘自在之物’本身。“所以,不是工业和实验,而是无产阶级的作为历史主体的自觉活动才能驳斥“自在之物”的不可认识性,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心与物、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辩证地统一起来。”[13]

从直观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恩格斯的实验与工业确实无法解决“自在之物”的认识问题。从这点上说,卢卡奇是正确的,但是卢卡奇对实践范畴的狭隘理解,和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超越比起来,则又凸显了他自己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人类至今以来的文明告诉我们,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恰恰是以人对自然改造能力的提高为标志,生产力水平依然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性标志。卢卡奇放弃了人类这一最重要的实践方式,必然导致他实践理论的狭隘性。

四、总结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变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4]这是马克思的认识方法论,也是《资本论》所体现出来的“大写的逻辑”。认识上对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强调,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辩证法的核心。

“卢卡奇对总体性问题的阐释基本上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但是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同一哲学的窠臼。”[15]这造成了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某些错误的批判。原因当然也是明显的:一是卢卡奇受德国同一哲学的影响,为了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使主客体陷入了封闭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之中,给人造成一种现实的自然基础消失的错觉感;二是卢卡奇对实践范畴的狭义使用——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结构的认识,促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社会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他理论的最终落脚点。但是实践观点上的狭隘性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过于强调和重视,却使卢卡奇忽视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具体复杂性,这最终导致卢卡奇陷入了理想化的乌托邦主义之中。

但是,卢卡奇抓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正本清源,在第二国际直观唯物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张扬辩证法的真切内涵,并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洞见,这些都使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理论印迹。他所阐释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他所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基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16]

[1][3][11]张一兵.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J].理论探讨,2000,(2).

[2][6][7][8][9][10][12][16]【匈】卢卡奇(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8.225.441.412.50.58.208.48.

[4]孙伯金癸.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1.

[5][13]高敏.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若干范畴略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7,(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

[15]孙伯金癸.关于总体性的方法论问题:评卢卡奇(早期)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J].江苏社会科学,1998,(4).

许坤平，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硕士研究生(邮政编码210013)

B505

A

1672-6359(2012)01-0040-03

(责任编辑 曹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