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陆英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山西太原030012）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儒学经过自我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在公民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一、近代以来儒学的历史命运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落伍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两千多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首先，自汉代直至15世纪的1500多年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始终处于世界各民族的领先水平。

其次，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化必定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尤其是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竭力强化“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加速了儒学僵化的进程，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是造成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种种原因。例如：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走向腐朽和衰落；长期延续不变的小农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长期沿续不变的重农抑商、轻视科技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的产生；相对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拖住了沿海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后腿；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束缚了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扼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力作《五百年来谁著史》，则从金融与历史的角度，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从而证明：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换言之，中国在近代以来之所以落伍，核心在于“国家能力”的削弱。

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孔子学说，与汉代大一统之后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学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在那个社会大变动、思想大解放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及其继承人孟子、荀子的学说，是百家中的一家，是那个时代的显学。它是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的，而不是僵化教条的；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而不是欺压百姓的；是具有独立个性和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而不是消极、奴化的；是以追求崇高为根本旨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教化人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安身立命”之本的，而不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或低俗、庸俗、媚俗的。

纵观儒学的发展史，从先秦儒学到汉代经学，发生了第一次嬗变，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纲常名教”、“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类的僵化思想改变了孔子学说。汉代经学经过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与之抗衡，日渐衰落。到了宋明理学，又用“天理人欲”之类的僵化思想改变了孔子学说。这才有后来的实学对理学的批判，并力图恢复孔子本义。

先秦儒学不盲从、不阿贵、不依附于权势的自主批判精神，不能适应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度，遭到了“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击。经过汉儒、宋儒等的改造，儒学在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演变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对于这后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方面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然而，儒学一旦成为经学，它就僵化了；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它就被附加进去许多扼杀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内容。这种状况在近代以来愈益严重。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社会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二次大变革。而愈益僵化的儒学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要求，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造、转换和提升，是势所必然。

近代以来的批孔，矛头所向是“三纲”和“天理人欲”等弱民误国的“吃人礼教”，却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把罪名加到孔子身上。这就是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经历过两次根本性的大变革。第一次，从公元前770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为止。在这500多年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第二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在这100多年中，伴随着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剧烈转变，出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简称“中、西、马”）激烈碰撞、交锋和交融的局面。这是一次“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来势更加迅猛，程度更加剧烈，范围更加广大，影响更加深远。在这次大变革中，以下三种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所奉行的改良主义。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所奉行的三民主义。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开辟了共和的新时代。然而时隔不久，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篡夺。在一次次挫折中，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旧军阀是靠不住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是靠不住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评价说：“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他们所做的种种探索和努力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照搬西方的迷梦。中华民族仍然苦难深重，找不到解放的出路。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是在探索中反复比较的结果，二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三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笔者在这里着重阐述第三个问题。

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在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启蒙运动又深受16、17世纪“东学西渐”的影响。最早注意到19世纪欧洲哲学背景中的中国因素并把它跟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先生。他十分明确地写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李约瑟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后，与儒学相融合是势所必然。这一融合过程虽然有曲折，有起伏，有波澜，甚至有惊涛骇浪，但是，它总是向着交流、融合的方向前进，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它曾经引领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必将继续指引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

原因之二：儒学具有包容性的显著特征，在对待不同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进程中，虽然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但其文化的脉络和核心价值却绵延不绝，一直传承下来，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中，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中的积极成分，重新融合出新的面貌。几千年来，国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朝代不断更迭，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却始终不变地传承下来，并以其极大的包容性不断融合各民族的文化，丰富和发展着自己。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转变，也开始了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现代新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当然也包括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原因之三：儒学具有无神论的倾向，在信仰观上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天人关系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并力求回答的基本问题。主张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夏代和商代流行“天命论”，西周时期，人们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提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是中华文化由迷信鬼神向轻鬼神、重人事转变的有力佐证。孔子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他基本上是把“天”看作一个有生命的、创生万物的大自然。荀子所著的《天论》，肯定“天”的客观存在，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天论》所说的“天”，就是指日月运行、四季交替之类的纯自然现象，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儒家无神论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儒家的先哲们推行教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神灵崇拜的传统，借助丧礼和祭礼这种形式，弘扬孝道和仁爱精神，让人民接受儒家的伦理和行为规范，以达到“民德归厚”的目的，它有效地化解了无神论的文化核心与民间神灵崇拜的矛盾，造就了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儒学的无神论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立足点。

原因之四：儒学以崇尚和谐为价值追求，在社会理想上主张建立“大同社会”。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是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一心为公、安定有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它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后世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以此为奋斗目标。

大量事实证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学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契合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一个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子对话的场景，用生动活泼的对话方式，说明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出发，认识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形。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用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概念，指明了“人类进步的远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开辟了道路。

原因之五：儒学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治国理政上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它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关于“民本思想”的深厚根基，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契合点。

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我们党关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继承中国古代重民、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民本思想精华，剔除其维护君王统治地位的“驭民”、“治民”之术的糟粕基础上提出的。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汲取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关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精华，摒弃了它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糟粕。

原因之六：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同时就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革命家身上，都具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精神、革命作风与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集于一身的特点。毛泽东既是坚定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博览古今、精通经史子集、善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刘少奇为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转换、提升和超越的典范之作。

在中国共产党内，荟萃了一批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后来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杰出的贡献。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思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总之，我们说孔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契合点，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个思想体系；而是说二者在许多方面是融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对儒学精华进行借鉴、吸收、转换、提升和融合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阔一些，就会看到，人类各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有可以相融的特点。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这一特点将会愈益突出地显示出来。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实际”，既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又包括优秀文化传统的实际。然而，我们对前一个实际比较重视，而对后一个实际则重视不够、研究不够。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愈益彰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理论依据：“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二者相融合的科学命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是二者相融合的历史任务；“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是二者相融合的指导方针；“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二者相融合的科学态度。所有这些，为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以及后世儒学中朴素唯物论、辩证法因素）有哪些契合点呢？

（一）关于尊重人、爱护人的思想。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也就是爱人。其中既有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内容，又有尊重人的生命、同情民众疾苦、倡导与人为善、主张人际和谐的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核心理念和宗旨。

（二）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把礼作为治世的手段，把和作为治世的目的，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青年毛泽东对大同社会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前，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赋予“大同”全新的含义。

（三）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儒学中的“气学”主张世界统一于气（物质），《周易》认为宇宙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偕行，革故鼎新。《大学》强调格物致知，王夫之提出行先知后，知行统一。这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是契合的。

（四）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儒学强调以民为本，执政者要为政以德，博施济众，与民同享同乐。这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思想、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是契合的。

（五）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孔子认为，天下一统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大事由天子发号施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晚年作《春秋》，为的是国家统一大业。儒家文化是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深层原因。毛泽东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奋斗一生。

（六）关于重视教育的思想。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富而后教的重要观点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目标，终身诲人不倦。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孔子教育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直至1964年，他还在春节座谈会上肯定孔夫子的教育传统不要丢。

（七）关于修身立德、心怀天下的思想。孔子认为修身立德是做人的根本。他培养人的目标，是做一个品德高尚、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毛泽东把思想建设放在建党的首位，强调共产党员要有远大理想、坚强党性、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八）关于见义勇为、坚韧不拔的思想。孔子把仁、智、勇三者兼备视为君子的完美品德，身处乱世，坚信仁爱之道，不避艰险，不怕打击，百折不挠，奔走呼号，体现了中华民族心怀天下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毛泽东更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的革命者和战略家。

（九）关于热爱学习、追求真理的思想。孔子认为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学习是为了求道。“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他追求真理的写照。毛泽东酷爱读书，当他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后，终身为之奋斗，从不动摇。

（十）关于注重实际、知行统一的思想。孔子一是注重从古代典籍中学习；二是注重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三是注重言行一致，所学必须与所行相符合。毛泽东称赞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儒学强调知行统一思想的契合点。

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的契合点是很多的，这里仅是举其大略而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的过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任务，使二者的融合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的儒学精华，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在发展战略上，体现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与和谐社会的构想。孔子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和谐社会的文化渊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被邓小平古为今用，规划党和国家现阶段发展目标。

（二）在思想路线上，体现为与时俱进的观念。《周易》说：“终日亁乾，与时偕行。”告诫人们在观念和行动上要与时代一起进步。十六大报告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在时代特征上，体现为改革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儒家关于革故鼎新、日新之谓盛德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

（四）在执政理念上，体现为以人为本的思想。孔子创立“人学”，探讨现实世界中人的品德修养、尊严和价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成为中国哲学的中心，为人文主义奠定了基础，也为以人为本的观念提供了文化氛围和土壤。

（五）在治国方略上，体现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孔子认为“政”“刑”和“德”“礼”都是治国手段，两者比较，“德”“礼”更为优越。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礼法并用的主张。法治和德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六）在干部选任上，体现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孔子主张“举贤才”，强调只有知人善任，重用贤才，才能匡正用人风气，实现政治清明。我们党在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新形势下，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七）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中把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风貌。

（八）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尚书》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厚生就是经世济民，使民众的生活富足，充裕。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看作比仁道更高的圣德。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提倡“厚生利用”之学，体现了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到了近代，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思想，把民生问题上升到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

（九）在道德建设上，体现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八荣八耻”和20字规范关于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内容，继承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形成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当今时代新的精神内涵。

（十）在对外关系上，体现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尊重文明多样性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远古时期，尧舜禹在处理族群与族群的关系上，实行了协和万邦的政策。这一理念对处理国与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包括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等各家学术、以及后来形成的儒、释、道学术中的精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摒弃门户之见，倡导兼容并包，吸取百家优长，汇集八方精义，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