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越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中国文学传到日本并对日本文坛产生较大影响，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在漫长的中日文学关系史上，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日本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倾心追慕中国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即是其中精彩的一例。对此，日本学者已发表不少评论文章①如著名汉学家、神户大学名誉教授一海知义先生一人就曾发表相关文章不下10篇之多(目录参见《一海知义教授古稀记念著述目录稿＜1955年—1998年＞》，自印本)。，而在中国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以致“少为人知”［1］。

一、两心相印:求真向善张正义

(一)同呼正义之声

河上肇和陆放翁所处时代与国别完全不同，但为了社会进步，为了国家民族前途，他们的正义之心，后先辉映。作为政治家的河上肇与有鲜明政治抱负的诗人陆放翁，都有崇高的政治和美学理想。马克思主义美学观认为，“‘美’和美感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保持着一种连续性，并没有因为阶级的产生而中断，也没有因阶级的差别而截然分开，而是保持着一部分共同的因素”［2］。河上肇和陆放翁虽然地隔山川异域，时隔七百余年，但二人求真向善的正义之心，对“共同美”的追求，却相契相印。

当日本帝国主义恶性发展，逐步走向法西斯主义之际，河上肇在《读卖新闻》连载《社会主义评论》，尔后又不断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著，旨在批判现实，反对社会倒退，反对当局向外扩张的不义之图。他的许多著作在“五四”运动和二、三十年代就曾译成中文②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从1919年起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翻译出版河上肇的著作至少有20余种。详见陆晓光《“汉诗人”河上肇＜放翁鉴赏＞介评》，《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对追求进步、寻找救国之道的有志青年产生不少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对河上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非常重视，他自己说是通过幸德秋水和河上肇著作，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3］。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特别热心阅读了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萌芽”［4］。

中国许多在日本留学的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从河上肇的著作中受到启蒙，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郭沫若在其翻译的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再版序言中说:“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河上肇当时所宣传的是正义之声，传播的是正义之道，与其前七百余年的陆放翁为反对金兵南犯的不义之举，而奋笔疾书，大声疾呼，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当我国北方女真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的金政权背信弃义，一再悍然以极其野蛮的军事手段疯狂侵犯宋朝政权之时，陆放翁以笔为武器，以大量诗篇揭露女真奴隶主贵族军事集团以原始部落制的落后生产方式，对宋朝当时处于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繁荣的经济以及发达的文化大肆破坏的罪行，批判宋朝统治集团苟活偷安、不思恢复，甚至卖国求荣的可耻嘴脸。同时，热情赞颂广大人民和有识之士在九死一生的艰难困境下，英勇抗敌的报国壮举。河上肇和陆放翁都曾以各自的方式，奋力疾呼，尽管一个重在理论阐发，一个重在形象表现，但他们求真向善的正义之声，异曲同工，光照后人。

(二)同抒爱国之情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气焰甚嚣尘上之时，河上肇却心向中国，经常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解延安的情况。当他看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译文时，认为像“这样透彻地看到明确前途的论文，日本连一篇也没有”［5］。当他借到斯诺《西行漫记》英文原版时，即废寝忘食地阅读。在给友人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读这样的书，值得落泪的‘事实’太多。我能知道这么多的事实，并且流泪，乃是一种喜悦。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衰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取些力量，至为喜悦”［5］，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题为《天犹活此翁》的汉诗:“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萧萧五载前。如今把得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5］。诗的后两句“奇书”，指斯诺《西行漫记》。“万里天”，指正在进行革命运动的中国。即使在极端困境中，他也关注着中国的战事，相信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红军，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军。河上肇不仅以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中国的老一辈，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诗歌情有独钟。他被捕入狱后，尽管遭受折磨，仍以汉诗这一特殊形式表达自己的激愤和抗议。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他坚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也因此，他特别崇敬和喜爱南宋反侵略的爱国诗人陆放翁及其作品。

陆放翁以自己的高见卓识和奇篇杰构，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一生遭逢国难，蒿目时艰，“遗民膏血饱豺狼”［6］，“人间处处是危机”［6］。当祖国的统一局面遭到破坏，民族的存亡成为头等大事时，他挺身赴国难，誓不屈膝主和。他一生爱国，却又因爱国而几乎获罪一生。他政治上的壮志虽百无一酬，但在文学上，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上获得了伟大成就。他把自己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思想，忧念人民、关心人民的感情，坚持斗争、坚毅不屈的性格，都灌注于一系列的不朽诗篇之中。他的诗，可说是十二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爱国者的百科全书。由于时代和国域的不同，陆放翁与河上肇的爱国内涵显然有别。陆放翁的爱国是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爱国，而河上肇的爱国是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胸怀广阔的爱国。但他们在反战忧民、伸张正义这一美德上是共同的、契合的。正由于思想倾向和美学理想的某种契合，“美的行为，美的品德能够被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普遍承认，就是因为它体现着一种共同的社会美”［2］。所以，河上肇和陆放翁不因山水阻滞、年隔久远却志向相投，两心相印。

二、人格相近:蔑视权奸坚守节

崇高的理想，往往与高尚的人格相统一。河上肇对陆放翁的追慕，也表现在他对放翁人格的钦敬。这种钦敬就体现在他对放翁作品孜孜不倦的解读。这也是河上肇与陆放翁“两心相印”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读者与作品之间产生某种思想倾向上的契合时，才可能在感情上对外界起一种顺反应。当思想上的契合及感情的顺反应达到极致时，产生一种思想深处的、感情振荡的共鸣”［7］。坐了五年牢的河上肇出狱后，即“如饥似渴地读破放翁万首诗，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并尽其所能弄来有关放翁的文献资料”［8］，又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版最早解读中国宋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著作《陆放翁鉴赏》。书中收选陆放翁诗500首，词40阕，文(诗话)30章。全书自有特色，自出心迹。

(一)以放翁自况:逆境抗争

陆放翁一生坎坷，从不气馁，积极抗争，足为楷模。河上肇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我邂逅陆放翁，最近孜孜不倦地阅读他的作品，真正与放翁深结其缘”［8］。陆放翁一生反对侵略战争、谋求国家统一安定，可是他却“报国欲死无战场”［6］。先以“语触秦桧”［9］而考试落第，后因诗句为权贵所忌恨而罢职丢官。在那黑暗时代，“平地本知多陷阱，群儿随处觅梯媒”［6］。他自感“怖惧几成床下伏，艰难何啻剑头炊”［6］。但他并不因此畏缩而去追逐利禄:“我生有至愿，世世谢寸禄”［6］。也不因此苟活而去趋附权贵:“穷死士所有，权门不可谒”［6］。无论是为官在朝，还是致仕在野，无论是时局有利，还是形势险恶，都不介意所受的排挤打击，“位卑未敢忘忧国”［6］，“未敢随人说弭兵”［6］。在实际生活中，他总是洋溢着积极的参与意识，一如既往地为收复失地、统一祖国而大声疾呼，在逆境中奋力抗争，直道而行。历史上有不少人少年时壮志凌云，中年时叱咤风云，可是一到晚年，却看破红尘，遁世消沉。而陆放翁却不因年高而改变初衷。“鬓虽残，心未死”［10］，身屡挫而志弥坚。尽管“衰发如蓬面枯瘦”［6］，但“犹怀万里玉关情［6］，“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6］。这些，可能就是河上肇“与放翁深结其缘”的重要原因吧。因此，他视陆放翁为知己，以自己比况陆放翁。这从选目看也可得知一些信息，《陆放翁鉴赏》是一部以诗歌为主的评赏著作。但书中只选陆放翁五十八岁以后的诗歌，这不是随意所为，而是河上肇以陆放翁自况的表现之一，因为河上肇出狱时就是五十八岁。他在所作《感谢此邂逅》诗的序文中说:“六月下旬，遵循东京保护观察所的通告，把属于所谓左翼文献的国内外版图书，约六百四十册都缴了出去，身边殊感寂寞，只是手边有陆放翁集，日夜阅读亦不倦，聊以自慰”［11］。在行动不自由、寂寞不堪之时，用以填补心灵空白，并使河上肇深受慰勉的也就是万首百读不厌的陆放翁诗作。同时也表明河上肇是以晚年陆放翁的人生道路为主要效仿的楷模。

(二)以放翁自励:至老弥坚

陆放翁一生追求报国理想的实现，百折不回，老而弥坚，但一生未能如愿，至死不变初衷，实可为人典范。其《绝叹》诗云:“老屋环青嶂，衰翁卧白头。残书且遮眼，薄酒不浇愁。世故真难料，吾生愈觉浮。余年更须惜，幸得返山丘”［6］。此诗为放翁六十九岁时所作，《陆放翁鉴赏》选入，并作评论:“虽然看上去似乎是一首普通的诗，但我喜欢结尾的诗句‘余年更须惜，幸得返山丘’。我如今完全与世绝缘，也不在乎何时死去，可(放翁)说正是如此余年反倒更该珍惜，况且我也祈愿余年永长，所以十分理解这首诗结句所描写的心情”［12］。他还在《陆放翁鉴赏·八十四岁的放翁》中直接表白:“我总是一边羡慕精神抖擞的放翁，一边看自己二十年以后的事”［12］。他勉励自己，要像放翁那样，不改初衷，坚守节操，过好晚年。联系当时的背景和本人的实际，不难看出，河上肇以陆放翁自况、自励，是反复表达自己对放翁的赞颂之意和倾倒之情，同时也是多角度、多侧面、较为曲折地展示个性，表白自我，更多的是鞭策自己，激励自己。

陆放翁的作品能产生如此影响，也与河上肇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感受发挥的巨大作用分不开，“艺术作品所传达的艺术的荡气回肠的思想感情，引起观赏者的思想感情的回肠荡气，艺术家的心灵与观赏者的心灵发生‘共振’”［13］。关于这类明显的共鸣，有人还举出极端的例子:明末杭州女伶商小玲演《牡丹亭》，其思想感情与杜丽娘息息相通，化作杜丽娘，借剧中人物自抒属意，生活中意不得通，而演戏全情付诸人物，若身其事，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乃至唱到销魂处，随声倚地，呜呼气绝［13］。这就是彼此两种思想感情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共鸣特强的极端的现象。

三、信念相似:屡遭磨难更明志

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可以铸就伟业，但并不一定指日可现，有时甚至困难重重，挫折多多，这就需要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这也就是河上肇与陆放翁“两心相印”的又一重要原因。陆放翁晚年所作《衰疾》诗中写道:“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不妨举世无同志，会有方来可与期”［6］。在《书叹》中又说:“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识此心”［6］。其深沉感慨，令人心酸!但其预见，确成事实。千百年来，对陆放翁及其作品濡染宗仰者，代不乏人。然而在域外，如河上肇这样心慕力追者，似所见不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艺术家心灵与观赏者心灵发生共振”［7］的共鸣，其形成的原因有的归纳出三种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矛盾类同，生活处境相似，实践经验相通;有的析为四项因素:民族的因素，时代的因素，共同美的因素，人性的因素［7］。作为个案，河上肇与陆放翁“心灵发生共振”的特定因素，可能还与以下几点也有关:

(一)情志相似

河上肇与陆放翁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虽然完全不同，而且在实践理想和抱负的过程中，经受严重挫折，但都至死弥坚，不失志操，将自己的信念贯穿终生。《陆放翁鉴赏》在所选放翁《书怀》“老死已无日，功名犹自期。清笳太行路，何日出王师”［6］之后评曰:“这是令人想象昔日放翁的诗作。他至死一直都没有失去恢复宋室的信心。正因如此，六十七岁高龄的老人才写出这样的诗来!”［12］对所选陆诗《三月二十五日夜达旦不能寐》又评说“放翁为了宋朝，到老一直没有放弃报仇的信念”［12］!并且进一步援引放翁《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6］，申述自己的倾心之意:知道“放翁从懂事时起直到八十五岁，一直怀着终身的愿望，就会明白这实在是一篇意味深长的辞世之作了”［12］。河上肇反复赞颂放翁的爱国至情，是他深藏心底的忧国之念的一种透露，也可说是他本身情志和信念的“夫子自道”。

(二)境遇相仿

陆放翁生活的中国南宋，在对待侵犯者的问题上，朝廷分裂成主战与主和两大政治派别。由于最高统治集团为一己私利所惑，不敢抗战，所以主和派占上风。而陆放翁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力主抗战，因而不为朝廷所用，屡遭打击，晚年不得不过着一种所谓隐遁的生活。河上肇在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的年代，勇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日本共产党活动，也属于少数派，甚至被视为“异端”、“另类”、“最危险分子”，因此而被投入牢狱，出狱后又被迫宣布不进行政治实践活动，也不得已过着一种类似隐士的生活。相似的境遇，相仿的经历，使河上肇对陆放翁及其诗作感受更为敏锐，体味更为深切。

(三)心态相近

陆放翁在八十五年的生涯中，由于朝政腐败，屡遭贬斥，有不少时间被迫在山阴(今绍兴)家乡闲居，特别是逝世前的二十多年基本上是在山阴度过的。他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特有的心态。其诗《小轩夏夜凉甚偶得长句呈杜叔高秀才》，即是这种感情和心态的反映:“遥夜帘栊已借秋，栏杆星斗挂檐头。鹊翻清影移枝宿，萤弄孤光拂簟流。榻上琴书纷枕藉，发根风露冷飕飗。故人莫笑幽居陋，此夕真从造物游”［6］。河上肇劫后余生又处暮年，对陆放翁晚年这类描写平静生活的“闲适诗”，自然很易产生同感，所以在解析这首诗时他说:“我近来也经常沉浸在这种情绪中，故对这一尾联颇感兴趣”［12］。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多数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作为诗人，写日常生活、身边琐事以及平时点滴感受，虽然没有“兼济”的意义，但符合“独善”的原则。修身养性，得怡然之乐，也颇有诗之意趣。“陆游报国无门，退而行独善之道，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陆游并不甘心于此，即使到了暮年，仍念念不忘于报效祖国、恢复中原。所以，他那些闲适之作，常常迸发出热情的火星。正如王渔洋所说:‘务观闲适，写邨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记寒暑，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然中间勃勃有生气。’(《蚕尾文》)”［14］河上肇身处逆境之中，潜心细读放翁诗，对其蕴含“勃勃有生气”的“闲适”之作，多“颇感兴趣”，这是二人意气相投、心态相近的深层表现。

笕久美子在一海知义《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的《序》中说:“世上确实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属于中国和日本的、产生于人与人心灵深处的共鸣。”［11］河上肇和陆放翁“虽然饱尝苦恼，但绝没有放弃做人的尊严，他们不卑不亢，超越时空得以实现心灵的交往，不愧是真正的知识分子”［11］。其实河上肇与陆放翁的“心灵深处的共鸣”的意义，恐并不只限于他们二人之间。作为一位著名的《资本论》日译者，河上肇潜心研读陆放翁及其诗歌，一定程度地表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有着某种精神相通之处;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站在正义的立场，通过解读陆放翁及其诗歌，寄托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非正义的侵华战争的情志，一定程度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跨国意义;作为一位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一生矢志不渝、笔耕不辍，其人格和作品为异代异域有识之士所追慕景仰，也一定程度地印证了伟大的作家没有国界，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和巨大的空间跨越性，能产生异代相通、异域相连、心心相印的共鸣。这种好似“心有灵犀一点通”［15］的共鸣，所反映的不是一种孤立的观念，而是包含着某种民族的甚至人类的优秀品质的积淀，表达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类共同感情，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内心共振，产生强烈的感召力量。因而，即使在千百年后的今天，研读陆放翁、河上肇的理想、人格、信念及其作品，仍然感慨多多，得益多多，不仅为之怵然而惊，凄然而悲，喟然而叹，而且仍觉其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精神力量依然撼人心旌，发人深省，催人奋起。同时，也使人们惊叹中国文学超越时空，在域外特别是在日本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1］朱政惠.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辑)［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383.

［2］齐立.论文艺的共鸣问题［J］.文学评论.1981，(2):26，27，25，26.

［3］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

［4］胡华.五四运动的历史人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7.

［5］吕元明.河上肇的著作在中国［J］.吉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9，(2):120.

［6］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01，1523，2292，3165，1234，3648，1731，578，1420，1226，4463，2312，1958，3634，560，1673，4542，1893.

［7］马白.共鸣·欣赏·创作［J］.文学月刊.1961，(8):47-48.

［8］寿岳文章.陆放翁鉴赏·后记［M］.东京:岩波书店，2004.532，531.

［9］陆游.陆放翁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132

［10］叶嘉莹.陆游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1.99.

［11］一海知义.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2，2.

［12］河上肇著.一海知义校订.陆放翁鉴赏［M］.东京:岩波书店，2004.238，322，141，270，271，217.

［13］李丕显.谈移情和共鸣［J］.文艺理论研究.1982，(2):34.

［14］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379.

［15］全唐诗·李商隐·无题二首［M］.北京:中华书局，1979.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