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岳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建立，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全国约有五十位留学生参与了这一诗学(理论)的建构当中，绝大部分参与者的籍贯地是包括江浙沪及皖南的传统江南文化地区，其中浙籍人士约有十七八位，占全国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主义文学家、批评家的三分之一强，这真应验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浙江作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说法。

一、浙江留学生对现代主义诗学的贡献

(一)浙籍留学生奠定中国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

20世纪初，王国维(海宁人)到日本留学并引进美学、诗学、文艺理论等现代学术制度，同时带来了包括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带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哲学美学思想。虽然他是在某种不可避免的误读情况下对这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阐释和发挥的，但并没有完全曲解他们的思想，而是在草创时期为中国新文学、文论和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一边翻译他者思想一边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中，一代中国诗学和美学学者传达了自己的内在感悟和理解。蔡元培、鲁迅、范寿康等浙籍留学生出身的学者对尼采亦情有独钟，大力译介。周作人、郁达夫、鲁迅等浙籍留学生对弗洛伊德理论也进行了大量的引介。同时，周作人等人为受到攻击的“性博士”张竞生进行辩护，在维护了思想自由的同时也张扬了自己关于精神分析学的见解。中国最早传入的西方心理学著作是1907年王国维翻译出版的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1］。曾留日的陈大齐(海盐人)于1918年出版《心理学大纲》，肯定了“无意识的精神作用并当为心理学研究”。书中还列举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遗忘、噩梦、醉酒、催眠等现象，以论证无意识的存在。“五四”前后，鲁迅根据弗氏理论写了大量的杂文来阐发自己对于性行为、性心理等的认识，至1924年他翻译了厨川白村带有浓厚弗洛伊德理论色彩的《苦闷的象征》。鲁迅指出，厨川白村的文学思想是作为人类生活根本的生命力的柏格森、用以解释文学来源的由被压抑的力比多所引发的苦闷的弗洛伊德和作为诗人预言家的尼采的综合。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之发动，以王国维、蔡元培、周作人、鲁迅、郁达夫、钱智修、陈大齐等为代表的浙籍留学生出身的学者和作家，大力引介和翻译康德审美无功利思想(美学形式主义)、叔本华、尼采审美主义(早期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绵延的时间学说)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哲学美学。这种译介或传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在译介或传译中阐发自己的见解和思想，这成为当时一代学者汲取西学的重要表达方式，其本身就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早期形式。

(二)浙籍留学生促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成形与成熟

如果说20世纪初期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新世纪第一代留学生创造了引介型或译介型现代主义诗学和美学话语，那么，第二代留学生参与者创造了流派纷呈的现代主义诗学话语。浙籍留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如留日的周氏兄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绍兴人)、范寿康(上虞人)、章克标(海宁人)、郁达夫(富阳人)，留学美英的徐志摩(海宁人)、邵洵美(余姚人)、孙大雨(诸暨人)等，他们通过更广泛的译介而创设属于自己的现代主义诗学话语，从而促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话语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期。

虽然徐志摩被看作浪漫派，但是置身于20世纪动乱而有末世之感的志摩难免有现代主义的感喟。茅盾评论徐志摩:“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徐志摩论》)，这一看法透过其早期浪漫主义而看到了徐志摩后期创作的现代主义特色，其现代主义色彩愈到后期就愈是强烈。现实的黑暗和个人生活的困顿促使他从“单纯信仰”滑向“怀疑的颓废”(《猛虎集·序》)，他由拜伦、雪莱、济慈的崇拜者一变而成“灵魂的探险者”波德莱尔的信仰者。而“毒蛇似的蜿蜒”之类意象更是成了徐志摩晚期诗歌的主调［2］。他亦受王尔德影响，认为王尔德的“特长就是他的‘酣彻的肉欲’与不可驾驭的冲动，在他生命中艺术即是恋爱，恋爱即是艺术。生活即是官觉的活动，没有敏锐的感觉生活就是空白”［3］。徐志摩晚年诗作大量运用象征手法，传达出了深切的悲凉和绝望之感，这都是深具现代主义意味的作品。

邵洵美步徐志摩的现代主义诗风之后尘，他所崇尚的是现代主义的一支——唯美-颓废主义，可谓中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邵洵美是个率性随意，既喜欢漂泊又顾恋家人的现代诗人、出版家，其诗论也往往具有此类特点:“诗是基于第六感官的一种滋味，一种声音，一种感觉，一种形体，一种气息”［4］。他倡导“神怪的文学”，认为“在积极方面，是一切希望的鼓励;在消极方面，是一切痛苦的安慰。在现今这一个污浊紊乱的世界里，假使人们心目中尚有‘公平’一词存在着，恐怕还是它的力量呢!”［4］他的心目中的好作品或伟大作品，一是要具有神性、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的作品;二是在艺术技巧上有所创造，而那些现代主义作品往往晦涩难懂，在艺术技巧上往往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因此他称其为“伟大的晦涩”之作［4］。他认为“诗是昙花一现的真理的尽人力的记载”［5］。这是结合了中西方传统而得出的新诗学思想。

第三代即三四十年代留学生最终完成了这一诗学流派的建构任务，其中浙籍留学生出身的学者和诗人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留法的戴望舒(余杭人)、蒋海澄(即艾青，金华人)、徐訏(慈溪人)，留日的穆时英(慈溪人)，留美的穆旦(出生于天津，祖籍海宁)、赵萝蕤(德清人)等，在前辈的基础上，共同成就了三四十年代真正扎根于本土从而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同时又具有深度和高度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其升腾超越、革新求变的品格与深沉凝练、务实求是的理念等由于有浙籍留学生学者和诗人的参与而凸显。艾青的“诗论”提倡“诗应该是民主精神的大胆的迈进”，“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徐訏在法国留学时便对柏格森生命哲学颇有研究，他对弗洛伊德理论也非常了解，其小说创作也深受这两位理论家的影响。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诗歌创作基础上的丰富发展和总结期。其中留法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和留美的九叶派诗人穆旦以各自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建构而特立独标，为后世提供了丰厚的审美经验和理论建树。戴望舒从1927年写作《雨巷》，到留学归来后1942年春写于日本人监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在温婉与尖利之间徘徊，尖利是因为在日本人的魔掌之中的个人与祖国，温婉是因为由于悠长而寂寥的雨巷和家乡美丽的西子湖。他亦有《诗论》，用理论的话语强化了他日益意识到的粗砺与非和谐，他用语奇崛，完全符合现代主义美学风格。

虽然由于成长环境远离浙江而打上了北方的粗砺和狞厉，但是穆旦诗歌仍然透露出越地方具有的那种创新的冲动与钱江潮般的激情。他的诗充满了宗教意识，而这种宗教意识又是与他接受西方现代派诗学教育的背景分不开的，这种西方诗学资源主要是艾略特。艾略特从传统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中重新挖掘和汲取原本具有生命力和现代性的因素，而诗学的建构要与其表达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要通过“客观对应物”来表现诗人的情感和思想。这影响到穆旦的诗学建构。作为一个“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穆旦“从现代主义学到的首要的一点是:把事物看得深些，复杂些”［6］。这种深邃复杂性是将诗的激情与智性、感性与理性、诗性和神性透彻结合的表现。穆旦诗学恰如世纪之初王国维之于当时的中国学术，兼容并蓄，在创新与保守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智慧之歌》)。而《祈神二章》(1943)运用“我们”和“他”(可以理解为“上帝”)的对话形式，创设了一种带有哲理和诗性的氛围，“神”有着创造和毁灭的双重性，他既慈爱又威严，既创造又消灭。我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他”(上帝)所给予的，但也终将回归于他“慈爱的胸怀”。穆旦给出的评判一首诗歌优劣的参照标准或诗的动人之处在于“渗进了情感的‘机智’”［6］。

苦难化作了诗艺和美，恐怖和死化作了永恒，诗人战胜了那时代的罪恶和罪恶的时代。在缅甸北部的原始森林里，食人的蚂蚁、蚂蟥、蟒蛇、泥沼、痢疾、豪雨、山洪、泥石流等等，诗人都曾遭遇过。在沉淀了几年之后，1945年穆旦写出了著名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人从中仅能看到“温柔而邪恶”、“疾病和绝望”的种种情境和意象。这也是一种波德莱尔式的美丑辩证法:“美丽的将是你无目的眼，/……一个长久的生命就要拥有你，/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这首诗属于典型的客观化写作，但是在它表面的冷静之下跳动着一个热烈的诗人之心。在漂泊无靠和执着探寻中完成诗人的使命。正如唐湜所说的，这是一首穆旦“诗集里的冠冕”之作。

无论从哲学美学角度建构现代主义诗学首创之功的王国维，还是五四前后作为中国新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等中坚力量，抑或三四十年代综合期的现代主义诗学集大成者的戴望舒、穆旦等，这些浙籍具有留学生背景的学者和诗人都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做出了杰出的甚或决定性的贡献。那么，其背后有那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辉煌的浙籍留学生群体为这一最具先锋精神和创新价值的诗学思想奉献出如此甘美的琼浆玉液?

二、浙籍留学生促成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是留学生导致了最具先锋性和创新精神的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的诞生?因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留学生是中国最早、最直接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特殊群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留学生之信仰、思想、理想和行动，反映或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和中国走向世界的信仰、思想、理想和行动，决定或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走向和命运”［7］。为什么是浙籍留学生为这一诗学流派做出最多最突出的贡献?这需要从多方面去探析。

(一)地理与区域因素

居于中国沿海开放地区中间地带的浙江，地理位置优越，文化环境亦相对有自己的优势。她据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口南岸和中国沿海之中间段——东海之滨;又有开放与包容兼具的文化环境——居于中国自南宋以来最为发达富庶的江南文化圈。这一切对于近代浙籍青年学生走出国门，到日本与欧美留学以汲取世界最先进文化和科技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而留学生籍贯或幼时生活的地方文化的影响也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有学者认为，浙江作家自古就有“传统内”固有的“反传统”质素和外向拓展意识，这是催生中国新文学的两重不可或缺的因素。宋明以来的“浙东学派”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传统，延伸至现代，便在全国范围内最早产生了彻底与封建专制决裂的“现代性”冲动，这与“面海”的背景密不可分［8］。“面海中国”和“内陆中国”是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来的一对概念，在近代前者是尚为“小传统”的沿海地区的特征，后者则是根深蒂固的“大传统”，“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最后终至产生了足以颠覆大传统的力量。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与内陆农耕文化或黄色文明一直以来是区分开放与保守、改革与守旧的带有修辞学意味的术语。费正清认为，作为“小传统”的沿海一带在与内陆占支配地位的农耕传统对峙时，缓慢但有节奏地、最终战胜了后者而居上。这一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浙地越人既开放又坚韧的个性，成为中国最早的较大规模出国留学的首发之地，就不足为怪了。

浙江属于江南文化圈，一般认为比较纯正的江南文化圈大致在长三角一带，即今天的江苏(中南部，包括江北的扬州、南通等地)、浙江、上海、皖南、赣北等地，浙江处于江南文化圈的核心地带，或者说右翼。自晋以来，北方战乱导致的大规模南迁就有数次，南宋一度定都杭州带来了文化和文明的繁荣，明清之际文化和经济重心更是南移在此盘桓数百年，民末南北又有一次大交融。至于教育这个文化的核心领域，据南京贡院资料介绍，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前四位是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名，占全国的67.83%，占南方的73.58%［9］。江南文化的三个大省(苏、浙、皖)占了全国教育成功率(暂且以当时最高的评价标准的状元数量来衡量)的三分之二，而到了现代时期，浙江新文学作家数量与成就超过了江苏，至于现代派作家亦是如此。以至有“中国新文学史，浙江作家三分天下有其一”之说。具体到有过留学背景且从事过或参与过现代主义诗学建构的作家和批评家全国有50位左右，浙江籍的占了十七八位，约占整个群体的三分之一。这与整个新文学史上浙籍作家达三分之一的数量大致是一致的。这说明，浙江自近代至现代在文学领域不断稳步前进，最终在约半个世纪的新文学史上取得了恢宏的成就。

浙江文化分为浙东、浙西两个颇为不同的区域文化。上述浙籍文学家和学者在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建构中由于所处的具体的浙东、浙西不同的文化类型而在其中起着不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处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东，交通不便，物产虽丰富但不易外运，生活往往呈现出它的尖利、狰狞、可怕的一面，人们对人生的体验也就深切、黑暗，对世界往往更偏于从负面的、消极的角度去看待。浙西处于较为温和的平原水乡或肥沃山区，因与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均较近，交通相对便利，自然条件优越，人们往往温婉、雅致、感伤，与苏州等其他地区的江南文化倒是更相近些，对生活更乐于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前者以鲁迅等为代表，后者以戴望舒等为代表。这两方面都注入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体魄当中，最后汇合为一体，即体现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特色的那种既压抑痛苦又甜美怪异的审美风格。

(二)漂泊与恋土的双重性的文化精神张力

地理上的“面海”在一个外向型时代是一种优势，但是出海漂泊又往往是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上，越地以河姆渡为核心曾经拥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但后来海水侵蚀，越民四散，随即建立了良渚文化;越民还有一个重要的流散漂泊路线，即海上捕捞，远至琉球、台湾、南部日本、印度支那等地。据《越绝书》载，秦始皇为防止漂泊到海外的越民返乡，曾血腥镇压越东居民。在元人、清人南下的旧朝末世—新朝开元时期，越地居民也一再遭到更加残酷的镇压，于是越民只好到处漂泊流离。这样就形成了如骆寒超先生所说的越人性格的两种集体无意识:留恋故土与崇尚漂泊。吴越之地的现代浪子形象正是这两种无意识相互挤压的产儿［10］。浙籍留学生恰是这种浪子形象的缩影。至今我们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看到的浙江人打天下的场景，仍然会感到这种性格的那种兼容性和张力。出则犹太人，回则中原人。这就是当今的浙江人性格的两重性，不是分裂的两重性，而是创造的充满活力的两重性。这显然不同于中原、齐鲁文化中的那种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族群性格特点，后者是仅有一端(固守)而没有另一端(出走漂泊)，因此其文化性格愈到现代愈显出弊端。东南沿海和江南一带大多带有类似于越地的性格特征，从而维持了一种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再生的力量，只是越地的文化性格尤为突出而已。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都市人的精神流浪和精神异化的文学产物，刻着现代诗人那种“世上的生客”和“定居的漂泊者”烙印。得风气之先的浙籍青年出国留学，再返回故国故土，建功立业或著书立说或写诗作文，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作为现代主义者，天生就有一种漂泊感，而作为追随波德莱尔这位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鼻祖的“灵魂的探险者”，那些既具有漂泊性格、喜欢探险，又眷恋故土的浙籍留学生，要创设自己的理论话语和新诗学，也就顺理成章。正是在这种漂泊和探险中，浙籍留学生们开阔了眼界，深化了认识，拓展了诗艺，而归来之际也便是贡献之时，现代主义诗学便是他们的得意成果。

比如徐志摩这位封建的、资本的逆子贰臣，慢慢脱去了浪漫派的温情，而换上了深刻和犀利。在去英国途中路过俄罗斯写了《欧游漫录》，书中他这样评价苏俄马列主义者:“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的这一颇富洞察力的锐利观点恰恰源自于他以现代主义的眼光来看穿那些罔顾人性的政客或御用文人所遮盖的现实(事实)。人类在获取自由的途中必得经受磨难，也就是徐志摩所说的血污之海。漂泊离散和怀国恋乡彼此相辅相成，成就了浙籍留学生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那份热情和创造力。

(三)工商业较为发达和都市感兴的刺激

西方现代主义诞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都市巴黎、伦敦、维也纳、布拉格、纽约等地，它传入中国最早的登陆之地也是大都市如上海、香港等，后来在北京、台北、南京、杭州等都市蔓延开来。浙籍留学生之所以在艺术和诗学领域里大有作为，恰与他们有较为开放的视野和丰裕的工商家业、经验有关。海禁放开的沿海沿江地带优势凸显，浙地的学子只要是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或者仅仅具有见世面拓眼界的内在愿望，便可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而走出国门学习先进的文化与科技。在国外，他们耳闻目睹了西方社会特别是工商业城市的声光电化等物质层面的文化成果，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劣势观察得都较为深切和客观，作为“漂泊而又求变”的浙地儿女，他们把这种深切的观察化为自己精神深处的审美冲动，于是便孕育、诞生了现代中国最摩登、最具先锋探索性质的文学新潮——现代主义及其诗学思想。吴福辉先生认为，海派文化这种西、中文化杂糅的产物“是一种洋泾浜文化，洋泾浜文化里面的‘中方’，其基质仍是吴越文化”［11］。吴越文化包括了上海的海派文化，反过来，海派文化发展丰富了吴越文化，正是作为基质的吴越文化孕育了中国现代主义，而以浙籍留学生为核心和主将的现代知识分子顺应了时代和文学的需要，在引介的基础上，在上海这个大本营及其他城市里创造了自己的现代主义诗学。

三、浙籍留学生创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启示与意义

浙籍留学生在1900-1949年大约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形成了两个高峰。在国内，他们在大都市如上海、北京、香港、南京、杭州等地展开了颇有声势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初步造就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稍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全国各地包括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衢州等地通过创办文学期刊、报馆、书店、印书馆，通过参与大中学校的文学教育和组织文学创作、翻译及直接的理论话语创造，来实现其创设现代主义诗学之目的。在国外，尚未返回祖国的留学生们，也通过各种形式译介现代主义诗学话语。敏感、纤细、惕厉、自省的浙江现代士人尤其是那些出国留学的人文知识分子，当他们将域外最新潮、最能代表20世纪人类艺术审美思维的现代主义话语与中国既有的传统诗学(诗话)结合在一起时，就创造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话语。这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诗学创造活动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对今天的浙江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与诗学话语的创造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启示性价值。

首先，浙籍士人们大胆走出国门，以开阔的胸襟，无畏的精神，虚心的态度，在民族危难之际努力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和艺术，创办刊物、书店、出版社或报馆，建立和扩大自己的言论和诗学阵地，并积极创设自己的文学和理论话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以唤醒和改良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居功至伟。封建统治往往通过把人固限在土地上，把民众的思维尤其是审美心理结构固限在一套打着道德旗号和温情脉脉面纱的符号体系之中，久而久之，我们民族的审美思维就被紧紧地固化、僵化和萎缩化。人的精神和意识如果仅仅呈现出某种显性的道德表层，那种潜意识层就永久地被压抑了，要么变态为色情和纵欲，如晚明时期色情文艺的放肆性宣泄;要么在道德的旗号下变态为反情欲主义，外化为“贞妇烈女”这种并非正常的极端保守甚至反动的社会伦理形态。浙籍留学生们从改良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历史使命感出发，敏锐地看到了现代主义及其诗学在改善国人审美心理结构方面的特出作用，他们从哲学、心理学、美学、诗学等多角度、多学科来观照这一新潮诗学，并结合自身特点加以引进、改造和新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借助于现代主义诗学而彻底改变了国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使得中国人在审美现代性上与世界可以同步。这一点对当代浙江文学发展不无启发作用。1949年后由于全国性的体制问题，再加上作为民国领导人的老家等原因，浙江整体文化建设滞后，尤其是文学和诗学理论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打压，因而人们纷纷远离文学和诗学这块是非之地，直到余华等人的出现才在文学创作方面改变了这一状况。但浙江当代新诗学的建构依然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籍人士包括留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世致用”学科上，而忽视了文史哲等非经世致用学科的重要作用。目前浙江从事新诗学研究的人士相对较少且多为外省引进，往往和当地发生水土不服的毛病。而且纵观整个浙江省，在全国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或诗学期刊或报纸付诸阙如，因为它不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致力为之者甚少，远远不能同20世纪上半叶那种繁荣局面相提并论，这实在令人遗憾。反观东北三省，在诗学和批评方面辽宁有《当代作家评论》，吉林有《文艺争鸣》，黑龙江则有《文艺评论》，珠三角的广东则有举世公认的“南都系”、“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深圳卫视等报纸和新媒体介入和关注文学及诗学。同为长三角的江苏省则以南大为引擎，有《扬子江评论》，环渤海圈的天津有《文学自由谈》，西南地区的四川有《当代文坛》、《中外文论与文化》，广西有《南方文坛》，陕西有《小说评论》，山西有《名作欣赏》，更遑论北京、上海等地了。再回想民国时期浙籍留学生、“海归”们譬如邵洵美那种为办杂志、报馆、书店而不惜投入自己几乎全部的财力、物力和精力乃至生命的执着精神，尤为值得敬仰!可是自1949年后的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浙江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诗学方面有何重要刊物和报纸?这个问题对于诗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20世纪上半叶浙籍留学生在创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过程中的那种不计功利、筚路蓝缕、高屋建瓴的超越境界、开拓之功和深远眼光，值得我们当代浙江诗学研究者们充分借鉴和学习。

其次，20世纪上半叶浙籍留学生在创造的同时，又充分顾及和借鉴民族本土尤其是越地文化的优良基因，并与之紧密结合，创造了最能代表民族精神和最具有丰厚民族心理底蕴的现代主义文学和诗学思想。无论浙东还是浙西，其深厚的区域文化特色都曾经深刻地注入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建构当中，这就使得该诗学并非是西方的翻版，而是带有中国特别是江南文化、浙地特点的新型诗学。自王国维以降，鲁迅、周作人等紧步其后，又经戴望舒、徐志摩、邵洵美，到四十年代穆旦等浙籍留学生们把浙江越文化的鲜明而深厚的特点深深地烙印在该派诗学思想当中，因而它既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带新文学和新诗学那种依然滞重的道德色彩，也不同于或纠正了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或单纯强调唯美的形式或单纯依赖非理性的挖掘而忽略人的整体精神品格的弊端，而是把理性与非理性、身体维度与道德诉求、形而下形态和形而上品格、形式建构和思想情感表达较为和谐地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或儒家、道家的中庸之道与西方最时髦、最新潮的诗学思想经过了一场场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这种新诗学建构的本土化，进而诞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这方面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群的培养要有两方面的合力，既要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等体制设计的自由而合理，又要有学者和文学家的文化自觉和人格超迈，要有对功利心的超越，防止急功近利和太拘泥于实用理性之缺憾。另外，浙地批评家和理论家应努力汲取浙地越文化的底蕴，与浙地越文化的深厚传统对接，吸收其地气，挥发其精神，体现其品格。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浙籍留学生们的推动和引领下的繁荣，对自1949年后急遽萎缩的浙江文学及理论状况，不失为一种强有力的惊醒和启示。无论归国的还是在海外的学子，他们孜孜以求、艰苦卓绝地展开了一幕幕面向西学而创造现代主义诗学这一民族审美话语代表形态的不懈探索精神，必将为当今浙江文学和诗学的再度辉煌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启迪。

［1］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72.

［2］夏葵.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倾斜——论徐志摩诗歌风格的嬗变［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2):30-33，38.

［3］徐志摩.丹农雪乌的作品［N］.晨报副刊.1925-12-20.

［4］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9，138，151.

［5］邵洵美.花一般的罪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自序.

［6］穆旦.穆旦诗文集(第2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23，339.

［7］周棉.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望［J］.河北学刊.1996，(5):77-83.

［8］王嘉良.“浙江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4.

［9］王洪岳.江南文化与先锋文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2-8.

［10］骆寒超.论现代吴越诗人的文化基因及创作格局［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2):1-20.

［1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