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依群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杭州310023）

公示语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出现，尤其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后，城市及旅游景点到处可以看到双语公示语。一个城市的公示语应用是否广泛是这个城市开放程度的直接体现，应用是否规范是对这个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检验，翻译是否得法是这个城市整体素质的直接展现［1］。作为应用翻译的一个新领域，公示语翻译质量对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城市形象至关重要［2］。近年来，公示语翻译研究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所研究的角度和运用的理论也不断深化。笔者对2004—2010年间期刊（主要以外语类为主）关于公示语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对各家之论点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希望为今后的公示语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1 翻译理论研究

国外翻译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有以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卡尔·吉姆斯（C.James）为代表的错误分析理论，德国翻译理论家凯瑟琳娜·莱斯（C.Reiss）和汉斯·威米尔（H.Vermeer）创立的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Nida）［3］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目的语和源语接受者的感受，追求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因而奈达的动态对等与读者反应理论对公示语翻译原则的探索有很大的理论价值。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Newmark）［4］将语言的功能分为三种：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on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选择语义翻译或交际翻译方法。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莱思在TranslationCriticism，thePotentialsandLimitations一书中，对不同类型的文本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认为翻译信息型文本时，传递的内容要尽量保持不变，用受众所熟悉的语言形式翻译，即使用简朴的语言，使其简洁明了，避免重复［5］。

随着第一届（2005年）、第二届（2007年）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的召开，国内公示语翻译研究逐渐引起翻译界的普遍关注，理论研究呈现多彩纷呈的局面。学者们基于各种翻译理论，运用文本类型学、语用对等、目的论等不同的翻译理论探讨公示语的特点与翻译。袁晓宁［6］综合了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交际翻译法等理论，认为外宣翻译要以译文为重点，译者除了具有扎实和渊博的汉英语言文化、社会背景知识外，还应有正确的翻译策略。贺学耘［7］研究了中国汉英公示语翻译的现状，并在探讨公示语文本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公示语的交际翻译策略。刘美岩等［8］对相关翻译理论如错误分析理论、动态对等理论、目的论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杨永和［9］认为中国公示语翻译专家既坚持已有的指导原则，又紧紧围绕国内传统翻译理论，还借鉴国外理论。周政权［10］对公示语翻译研究进行了理论回顾与反思，认为公示语翻译属于应用型文本翻译，需要有翻译理论为指导提升翻译质量。胡庚申［11］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将翻译活动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下，而不只是囿于语言层面的对等视角。束慧娟［12］尝试用生态翻译学的“三维”原则指导公示语翻译。除上述理论外，一些学者还从接受理论、跨文化、功能翻译论、社会符号学及语用学等视角进行了公示语翻译理论的研究。

上述学者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助于提升公示语翻译质量。由于公示语所涉及文本种类繁多，翻译时不宜看成是静态的文本在不同语言中的简单转换，也不能盲目追求以源语为目的的语用等值而忽略语境对公示语翻译的制约作用，更不能借助目的论而乱用译者的想象力。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很难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来指导公示语的翻译。

2 文本类型的研究

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公示语翻译属于应用文翻译，具有鲜明的特征。莱思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成为翻译批评和评估模式中的基本理论。根据卡尔·布勒（K.Buhler）的语言功能模式，莱思把文本分为表情型、信息型和操作型三种主要的类型，建议译者根据文本功能及其相对应的语言特点和使用的交际情景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此为翻译策略寻求理据。纽马克把文本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表情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感召型文本，并在ATextbookofTranslation一书中对文本类型做了进一步阐述，明确了各种文本的不同性质和所辖范围［13］。

国内学者对文本类型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美芳［14］对莱思的文本类型理论从其理论根源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罗列了其他学者提出的相关观点，并通过英汉译例讨论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对英汉翻译研究的启示。根据这一理论，张美芳［15］详细分析了澳门公共牌示语的功能，将其分为信息型、表情型和感染型三种主要类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原则。基于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刘法公等［16］认为公示语文本属于号召型文本，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这种文本类型的划分有助于帮助解决翻译理论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翻译标准问题。牛新生［17］认为公示语属于感召型文本，具有指导性和劝导性两种，指出并纠正了国内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认识偏差，提出公示语翻译只有译出其感召功能才能使译文取得公示语文本的预期效果。吕洁［18］对公示语的文本功能模式及其翻译策略进行了研究，把公示语翻译归属于应用翻译的范畴，除传递信息外，还要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借助于功能翻译理论，分析了公示语的文本功能，并对其各种功能作了例证分析。

上述文本类型的研究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文本的功能，有助于译者了解不同功能的文本所具有的语言特点并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但在公示语翻译中，文本类型的界定是个难题，因为每种文本类型都可能包括多种不同的文类，而每种文类也都可能涉及多种交际功能。因此，在研究文本类型时，有必要对语言功能、文本功能、文本使用者的意图及文本效果等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3 错误分析与对策

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双语（汉、英）公示语。然而在宾馆饭店、旅游景点或博物馆等窗口行业，在公园、街头、商场等公共场所，错误或不规范的英文随处可见［19］。这些错误影响了公示语功能的实现，影响了信息的准确传递，给外国朋友的生活带来不便和麻烦，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国产品的推广［8］。

对中国公示语翻译现状的研究，主要侧重对某一城市进行语言事实的分析，如英译失误、错误分类、规范公示语的枚举等，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牛新生［20］对宁波公示语错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汉语公示语英译方法。韩江洪等［21］在收集合肥市现行英文公示语的基础上，对公示语的分布、特色、分类进行梳理，对其中的译文错误进行分类，揭示造成译文错误的原因，同时尝试性地探讨了公示语英译遵循的翻译标准、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刘美岩等［8］以错误分析理论、翻译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1 000条不规范的公示语进行了错误分析，归纳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语际原因、语内原因、文化和认知原因等。罗选民等［22］在整理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将公示语翻译的语用错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指令不清楚、意图被歪曲、语气不和谐、术语不匹配、文化不兼容等，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丁衡祁［23］归纳了公示语翻译存在的三大问题：拼写错误、语法错误、字母颠倒等硬性问题；语言知识、文化差异、翻译水平方面等软性问题；矢不对的、语气不当等隐性问题。建议通过系列公益活动，对公共场所的公示语进行调研，组织专家提出翻译方案，确定参照性标准翻译文本，以改善各地公共场所公示语使用不规范的状况。

上述研究通过错误的分类，找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总结出一些相似的翻译原则，重复和交叉研究较多，更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对翻译现实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如何加强术语的统一，由统一的行政部门进行管理，成了规范公示语翻译的迫切问题。目前部分省市出台了公共标志译法规范，这将有助于改进目前公示语翻译的现状。

4 翻译方法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公示语的翻译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根据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在翻译具有感召功能的文本时，应当使用交际翻译法［24］。交际翻译法强调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语言的流畅地道、简明易懂，强调译文应当尽力在译文读者身上产生与原文读者所能获得的大致相同的效果。李怀奎［25］、刘建刚［26］、陈淑莹［27］等把公示语翻译置于语用学的理论范畴中进行探讨，认为公示语翻译必须注重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应采取语用翻译的方法。语用语言等效关注内容表达上的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社交语用等效注重文化、语言交际的社会语用含义的对等。吕和发［1］认为公示语翻译首先应考虑使用英语中规范和标准词汇进行一对一的汉英置换，在无对应译法的情况下宜参照英语公示语的功能要求确定语言风格进行试译，然后在部分海外旅游者中进行检验，在确认不会产生任何误解的情况下才可实际应用。贺学耘［7］提出了公示语的交际翻译策略，认为翻译公示语时，译者应该熟知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和功能意义，了解汉英公示语的文化差异，并将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放在首位，才能得出正确的译文。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牛新生［20］提出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借译、仿译和创译等方法；认为在翻译汉语公示语时，首先应当明确公示语是一种感召型文本，译出公示语的感召功能是翻译的首要任务。翻译时不必拘泥于汉语原文的语言结构，应当遵从英语语言文化习惯，这样才能使译文取得公示语文本的预期效果［17］。刘法公等［16］认为公示语的语言和功能具有特殊性，已有的翻译原则不能很好地指导公示语的汉英翻译；以纽马克的文本分类作为理论依据，尝试提出公示语汉英翻译三原则：统一（consistency）、简洁（conciseness）和易懂（comprehensibility），以期规范当前公示语翻译现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公示语翻译不只是简单的文意传递。因此，翻译时不管采取何种方法，都必须对源语和译语作深刻的研究，抓住公示语的语体特点，以通顺易解的文字向公众传递信息，在两种语言间做到融会贯通，公示语的应用效果才可得以完整的体现。

5 研究综述

通过期刊查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就散见于《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等外语类主要期刊中，但正式起步则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研究工作的重点，从查找英文错误、进行错误分析，转移到如何有效地把研究成果运用到现实当中，呼吁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切实可行的办法，全面改进城市公示语的翻译，创造一个正确的国际通用的公示语环境。

赵湘［28］对1990—2005年间近20篇相关论文进行了综述，肯定了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公示语翻译研究取得的成绩，指出中国公示语翻译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如术语不统一、题材及体裁单一化、缺乏创新性等缺陷。龙江华［29］对1997—2007年十年间中国公示语及其翻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认为中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起步较晚、缺乏体系性与规范性、研究以实证为主、存在重复研究现象、文化主管部门对公示语翻译不够重视、相关法律不健全等，并提出公示语翻译今后的研究方向。林庆扬［30］梳理了1989—2007年间国内三大翻译刊物《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及其他一些刊物所发表的公示语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概况，分析了其特点，提出了对公示语翻译的看法。杨永和［9］基于对新世纪全国公示语翻译研究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从公示语的定义与相关知识的界定、公示语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公示语翻译的社会关注度等方面，总结了中国公示语翻译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翻译方法和技巧几乎是所有文章关注的焦点，但从整体上看，具有开拓创新意识、有深度的力作不多，不少文章仍停留在某个城市或景点公示语找错纠错上，重复内容较多。

6 结 语

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不难发现，近几年参与公示语翻译研究的学者数量和文章质量都有所上升，涉及了公示语翻译理论研究、文本类型研究、错误分析与对策、翻译方法探索研究等几个方面。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角度和运用的理论也不断深化。但是，对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功能意义、翻译准则等问题，翻译界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公示语翻译的不规范。公示语的语言构成比较简单，其语言特点也比较鲜明，然而，中国地域广阔，各城市又各有其特点，公示语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复杂的现象。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公示语翻译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

［1］吕和发.公示语的汉英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4（1）：38－40，64.

［2］黄友义.从翻译工作者的权利到外宣翻译：在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翻译，2005（6）：31－33.

［3］Nida 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52.

［4］Newmark P.The theory and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C］//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1：67.

［5］Reiss K.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0.

［6］袁晓宁.外宣英译的策略及其理据［J］.中国翻译，2005（1）：75－78.

［7］贺学耘.汉英公示语翻译的现状及其交际翻译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57－59.

［8］刘美岩，胡毅.公示语英译错误分析及对策［J］.外语教学，2009（2）：110－113.

［9］杨永和.我国新世纪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2009（3）：104－108.

［10］周政权.公示语翻译研究：理论回顾与反思［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11）：87－89.

［1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12］束慧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上海翻译，2010（2）：39－42.

［13］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rtfordshire：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Ltd.，1988：39－42.

［14］张美芳.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9（5）：53－60.

［15］张美芳.澳门公共牌示语言及其翻译研究［J］.上海翻译，2006（1）：29－34.

［16］刘法公，徐蓓佳.公示语汉英翻译原则的探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2）：47－50.

［17］牛新生.公示语文本类型与翻译探析［J］.外语教学，2008（3）：89－92.

［18］吕洁.公示语的文本功能模式及其翻译策略［R］.第二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论文.上海：2007.

［19］黄友义，黄长奇.翻译质量与翻译协会的责任：在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公开论坛上的演讲［J］.中国翻译，2005（5）：8－9.

［20］牛新生.从感召功能看汉语公示语英译：以宁波城市公示语为例［J］.中国翻译，2007（2）：65－66.

［21］韩江洪，任婧.合肥公示语翻译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0（6）：110－114.

［22］罗选民，黎土旺.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6（4）：66－69.

［23］丁衡祁.努力完善城市公示语逐步确定参照性译文［J］.中国翻译，2006（6）：42－46.

［24］Newmark 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 Ltd.，1982：46.

［25］李怀奎，李怀宏.景观标识名称汉译英的语用等效研究［J］.上海科技翻译，2004（1）：32－35.

［26］刘建刚，闫建华.论告示的语用等效翻译［J］.上海翻译，2005（4）：32－35.

［27］陈淑莹.标示语英译的语用失误探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117－120.

［28］赵湘.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52－54.

［29］龙江华.国内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述评［J］.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07（9）：128－131.

［30］林庆扬.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述评［J］.莆田学院学报，2007（6）：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