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 超

（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刘少奇以一个革命家、战略家的眼光，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创造性地力挽山东危局，在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发展的史册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千里驰援，山东危局一肩担负

山东是我军建立较早的根据地之一，地处华北平原要冲，紧扼平津咽喉，是连接我华中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国民党军队和我军在山东遂成胶着态势。在整个拉锯过程中，我军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从1940年后，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稳定战略后方，仅1941年一年就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扫荡”，千人以下的“扫荡”几乎每周都有，同时修建了3700多个据点，对我山东根据地铁壁合围。而1939年春，国民党则在山东成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东北军于学忠为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副司令，迅速抢占重要地区，修据点，收编地方武装，制造反共摩擦，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面积逐渐缩小，党的机关和主力部队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条线”的狭长地带中，“高级领导之间存在相互不满和不团结的现象日益加剧”［1］，处境极端困难。曾在山东根据地战斗过的罗荣桓元帅将这一年比喻成“拂晓前的黑暗”，而在中共山东分局在给延安中央的汇报电文中，直接写道：“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期中央速派人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帮助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