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国

（河南城建学院法律系思政部 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明朝万历年间努尔哈赤为报父仇，以“遗甲十三副”征讨尼堪外蘭而崭露头角。当时的白山黑水正处于一个“诸国分裂”的时代：满洲国之部五，长白山国之部二，东海国之部三，扈伦国之部四。“各主其方，互争雄长，强凌弱，众暴寡。”[1]而努尔哈赤志向不仅仅在臣服各部，而是大有恢张其大金帝国之志。从征讨尼堪外蘭开始，努尔哈赤就不间断地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最初的满洲四旗发展到八旗，再到蒙古八旗，再到汉军八旗，至入关前，已经拥有满、蒙、汉各八旗共二十四旗，而八旗兵以骑兵为主。这意味着努尔哈赤在不断扩充自己的旗兵的时候，也同样对马匹的供应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时马匹自己牧养之外，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掠夺。所以每次出征其他部落之际，除了掠夺人口，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抢掠马匹驼只。明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率军与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科尔沁、锡伯、卦勒察、珠舍里、讷殷等九部落三万余众鏖战，“斩级四千，获马三千”[2]。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半个多世纪在关外征战，一度东征朝鲜，皇太极甚至长途奔袭京畿山东。连年的战事尤其是一统关外之后对中原虎视眈眈因而更加积极地厉兵秣马。

入关之后，形势依然严峻，从北部、西北到西南环侍着许多精于骑射而强悍尚武的草原游牧民族。对游牧民族铁骑的侵扰，自古即有消极和积极两种防御对策：或修建长城构建静态的防御体系，或以骑对骑、以攻对攻，建立动态的防御体系。也是以游牧起家同样善于骑射的的满清选择的是后者，于是不断加强其八旗劲旅的建设，至入关初期八旗兵即已经达到22万人的庞大规模。北方游牧蒙古骑兵不断南下威胁新生政权，西北西南回苗叛乱相继，这是对满清八旗兵的严重考验，也是对新生政权在马匹供应能力方面的严重考验，像入关前那样依赖掳掠马匹的方式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一个稳定而充足的马匹来源才是最终夺取并稳固政权的可靠保证，这样，满清的马政建设就显得异常迫切。

清帝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位居北中国，不论是与经济富庶的江南，还是与西北西南边陲前线，距离都称得上遥远，因为在北京看来，西北、西南已属于“极边”、“烟瘴之地”了。如何让北京的政令及时地传递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身居重重高墙之内的皇帝又如何了解墙外的世界的动态以便运筹帷幄？凡此种种在西方先进的交通通讯技术在中华大地生根开化之前都不得不依靠几千年间盛行不衰的驿传交通系统。驿传体系的建设事关国家政权的稳固和政局的稳定，不遗余力地恢复因战乱而毁坏殆尽的驿传体系是清王朝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清帝国的版图称得上是幅员辽阔，不适合驿马的而用邮船省份究属少数，这就意味着其驿传体系的重建需要更多的马匹来支撑。

清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是关系到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的大事。如上所言，对满清统治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北方、西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牧养的大量马匹驼只牛羊除了维持自身生活之外，大量地用于交换自己无力无法生产的必须物资。那么以马匹为中介不失为掌控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的一个有效措施。你风调雨顺水草丰茂马匹孳生旺盛，我设市易马；你遭冰雪天灾马匹倒毙不已孳生不旺，我调剂马匹以赈济。显然将此恒定化制度化上升为政策层面的东西对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稳定边疆的局势都显得很有必要。

无论就军事或者政治角度看，对马匹的需求无疑是强劲的，确立妥善的马政制度满足这种需求，成为新兴的满清政权的当务之急。入关之前，满清政权获取马匹的主要来源之一是通过战争抢掠。天聪年间四征蒙古，获驼、马、牛、羊14000余头、匹；两次征服黑龙江，共获牛、马近3100头、匹；从天聪六年（1632年）至崇德七年（1642年），多次对东海各部用兵，获马、牛、驴共104659头、匹；对明战争所得牛、马更难于计算，只萨尔浒一战，就获战马48600余匹等等。[3]上述史实显示，这种通过征服和掠夺外部牲畜，正是满清政权扩大牧群的重要途径之一。入关之后，作为执掌全国政权的阶级再执行这种抢掠之法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了，且掳掠他人之马并无必获之期。

对于宋、明时期的大规模官马民牧的范式，一度生活在马背上又正是靠了数十万八旗铁骑东征西杀才夺得天下的满清统治者却踌躇不前思虑再三，他们不敢想象置身于遍地都在牧养骏马且又对异族统治者心怀异志的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所以有清一代对民间养马尤其是汉民养马、特别是饲养可用于军营驿站的骟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给予无情打压，实行严厉的马禁制度。“骟马为营驿所必需，除八旗人等，及汉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文武进士、举人生员、武童准其畜养外，其余民人畜养骟马，各令变卖。”当然在宣传上还是要冠冕堂皇的，“顺治五年定现任文武官及兵丁，准其养马，其余人等不许养马”，[4]这样一项心怀叵测的马禁政策，《清朝文献通考》中将其影响赞誉为“内地初无养马之烦”，不必养马，但这绝不意味着百姓可以远离马政之苦累，马价折征银两还是要交纳的，顺治初年即定“直隶、山东、河南、江南，额征马价银60余万两解太仆寺贮库岁终核销。”[5]

实际上摆在满清统治者面前的可供选择的马匹供应道路只有一条：开展大规模地国家牧养。所以入关之初就把发展马政事业列为重中之重：“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厂，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厂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两厂，均在口外。”[6]

从此以后，马政机构逐渐健全，内而上驷院外而太仆寺、车驾司；马政事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也日渐完善，牧场、军营、驿站凡马匹牧养、役使之所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牧场、马厂遍布于北部中国。古老的马政事业在清代再一次焕发出引人注目的光彩。

[1]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创开国龙兴记一.上海：世界书局，1936：2.

[2]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创开国龙兴记一.上海：世界书局，1936：3.

[3]滕绍箴，滕瑶，著.满族游牧经济.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74.

[4]清高宗·敕.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兵十五马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考：6573-6575.

[5]清高宗·敕.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兵十五马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考：6561.

[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一志一百十六兵十二马政.北京：中华书局，1976：4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