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莺

（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 无锡 214011）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说：“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引来了如此天壤之别的评论，不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变法措施所带来的争议有关，更同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暂且抛开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谈，只就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演绎及其原因作一个简单剖析。

一、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演绎

（一）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是北宋亡国的元凶

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评价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中，例如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即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则视为兴利之道“弱民兴利”。这些观点的出笼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绾结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发动了北宋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