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兰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一、孔颖达的“史学”才干

孔颖达字冲远（公元574——648）冀州衡水人，（今河北衡水市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其“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P2601史载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3]

孔颖达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聪慧的资质。在其青年时期，又受到同郡儒学大师刘焯的指导，使其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特别是在刘焯处的学习中，孔颖达是受益匪浅。史载：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与左仆射杨素、…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隋书·儒林传》P1718—1719[4]。

从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焯精通经、史、文、算、历、辩和文献考据。而孔颖达能够得到他的指导和教育，这使他后来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学者和史学家打下了知识基础。

在《旧唐书·孔颖达传》中对于孔颖达的这段学习经历有着具体的记述：

“（颖达）及长，…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3]

这段材料虽然对刘焯对孔颖达的影响与教育论述较少，更多是对孔颖达的溢美之词。他青年时的这段师从刘焯的经历对他在儒学、文献考证、天文律法，以及论辩上都是多所陴益的。特别是刘焯也曾参与编修过国史，刘焯的修史经验，肯定对孔颖达参与后来唐初的修史有所指导和帮助。这些几乎是勿庸置疑的。

从上可见，孔颖达自身的良好教育，使他成年之后，首先在儒学上造诣颇深，其次精通天文历算，而且还在刘焯处学到了文献考证的方法，在修史上也受到前辈的指导和影响。这些都是他后来成为一位优秀史学家的必要准备。也是他成为优秀史家的必备条件。

二、孔颖达的“史才”及其史学成就

刘知己所论述的“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孔颖达的这方面才干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载：

“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3]

在部分二度房室阻滞患者中，因窦性频率相对较慢，或是下级逸搏(交界性或室性)起搏点频率相对较快，此时可伴有逸搏心律。由于房率“较慢”(2倍P-P间期大于逸搏R-R间期)，因此在一个逸搏R-R间期中可见两个P波(图7)。当第一个P波下传被阻后，出现交界性或室性逸搏控制心室，房室传导系统在阻滞点以下又形成了新的不应期，导致第二次本应下传的P波落在这一新的生理不应期中而被干扰[2]。由此，在阻滞的基础上形成了房室脱节，导致P波连续不能下传心室，在心电图上可见连续的P波与QRS波群无关，类似于高度或三度房室阻滞的心电图表现(图7)。

孔颖达所生活的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对峙之时，当时的南北文人，在治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南人尚浮华，而北人崇朴。而孔颖达生活在北方，受到北方崇朴、踏实文风的影响，这为他后来参与编撰史书，保持史书质朴可信，打下了一个基础。特别是他明习的诸经中有《左传》，而《左传》实为史学著作。加之他青年时代的师长中，刘焯曾经参与了隋朝国史的编修，这些都会对他后来的修史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孔颖达的史学地位也是受到唐朝当局以及同仁的认可的。在李延寿所著述的《北史》的序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贞观二年五月，（大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所制文笔诗赋，播迁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庆孙、正礼、利王、延寿、安世。

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北史·卷一百》序传第八十八[5]。

可见孔颖达的史学方面的才干并不只是在其所修撰的《隋书》上才有所体现。他与当时的知名学者颜师古，敬播以及李延寿同列其中。可见孔颖达的史学才干在同代之中也是受到推崇与承认的。而后人只论其经学成就而忽视其史学地位确是失之公允。

当然孔颖达所取得的最为显著的史学成就肯定是在其所参与编修的《隋书》上，史载：

“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荐在简正。…时称良史。”《旧唐书。魏征传卷七十一》[6]。

在《旧唐书。孔颖达传》中也有载：

“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3]。

可见，孔颖达在《隋书》的编撰过程中，所起的贯通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在颜师古退出修《隋书》后，他要接受新搭档进入修史工作，另一方面肯定也要指导新人共同进行修史工作，以保持《隋书》记传风格前后一致。在这点上，孔颖达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史家无人可比拟和替代的。

而《隋书》的编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被获“加位散骑常侍”。唐太宗对其史学才干十分赏识，于是将考订经书的工作继续交由他去做，以此成全了他的经学造诣。

“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后又）撰《孝经义疏》（又）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旧唐书。孔颖达传》[3]

这样看来孔颖达的史学才能更早于其经学才能得以显现，重新确立和认可其史学地位更是显得必要。

三、孔颖达的史识与史德

关于史识与史德，史学批评家刘知己对史识的最高要求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章学诚说：“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2]

可见，史识与史德是有着共同之处的，一个具有著史能力的学者，却并不见得拥有史识与史德。唐初的另一学者许敬宗，就是由于其自身的品德原因使得他的著述受到历代学者的质疑，同时他的史学地位也因此而受到影响。同样，评判孔颖达的史识与史德，对于最终确立他的史学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我们可以从孔颖达的为官品质上来窥探其个人品质的优劣。史书有载：

“贞观初，封（孔颖达）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

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后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诤逾切，承乾不能纳。”[3]

以上两则材料都引自《旧唐书》，孔颖达敢于在君主面前直谏己见，不虚美不隐讳，“数尽忠言”，也敢于面折储君的过失。虽然唐太宗是个比较开明，提倡直谏的君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太宗的长孙皇后曾说过：“…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7]

长孙皇后的这段论述，我认为更有力的说明了孔颖达做到直谏的不易，而且更表明了孔颖达自身人品的正直与不屈。

而他的这些个人品质特点也同样表现在于所撰述的《隋书》上，后世学者历来评价《隋书》均把它列为记传体正史中的“上品”。在《隋书》的记传部分中，著者不仅能坚持直笔，较少隐讳，而且它的文笔十分的简洁朴实。

而《儒林传》中的序以及《刘焯传》则更有可能是其亲笔书写，这是因为首先参与《隋书》的编修者中，在儒学及其儒学源流方面的确无一人能与其共论。由他来作序是顺理成章的。而另一方面因孔颖达是刘焯的学生，因此他无论是对于儒学传承的熟悉；还是出自于对其师的尊重，都更有可能为其亲笔立传。我们可以暂且推论二者皆为孔颖达所写。并以此来看他的史识与史德。

而孔颖达对其师刘焯的记述，一方面他称赞其师：

“二刘（刘焯，刘炫）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而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刘焯的缺点：

“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4]

对于他的师长，孔颖达也是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可见，孔颖达在史德上的优劣不言而喻。而就整个《儒林传》的行文与风格来说，尽管入选的都是当世大儒，但是对他们的撰写都十分的中肯和客观，几乎没有什么虚美之词，文风朴实可信，随意简引几段则可窥其一斑：

元善，河南洛阳人也。…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

四、结语

孔颖达做为唐初的一位大学者，一位经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实在是让人折服，但是作为后人绝不能因其在经学上的成就而忽视了他的史学成就，同时也应该给予他应该享有的史学地位。孔颖达无论是从史学的“才、学、识、德”的那个方面来说，他都无愧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因此称其为唐初的优秀的史学家给予他所应该在史学上享有的地位是必要的。

[1]《旧唐书》本传.

[2]《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

[3]《旧唐书·孔颖达传》.

[4]《隋书·儒林传·刘焯传》.

[5]《北史·卷一百》序传第八十八.

[6]《旧唐书·魏征传卷七十一》.

[7]吕效祖著《魏征谏言选注》.

[8]《史通·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