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恩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在封建社会，教化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逐渐改变人心及风气习俗，培养出合乎君主统治需要的忠臣、孝子和顺民，从而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作为封建帝王，对臣民的教化，何时用威、何时用德、何时用忍，这是需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心得体会。明二世朱允炆，秉承父祖功德，21岁就开始主宰庞大的明帝国。即位后，建文帝“务崇礼教”，欲以“仁义化民”、锐意文治，渴望恢复二帝三王之治世。本文依托建文新政和靖难之役，以教化对象为支撑，拟对其教化政策得失做一下粗浅探讨。建文帝教化政策从“得”的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泳文濡教、继袭皇明兴教化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及统治的实践中，鉴通往昔，立足当世，逐渐形成内涵丰富全面的教化思想。在教化的内容、途径和目的等方面，都有独特发展与创新。朱元璋通过教化实践，达到了收拢人心和导民善俗的目的，这对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重构统治秩序，有深远影响。

在继承传统教化思想的基础上，朱元璋对教化理论发展做出了创新。第一，从教化内容方面看，太祖续袭传统，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把法律普及纳入教化范畴，有机结合二者，这使得明初教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教化效果更加显著。第二，从教化途径来看，朱元璋注意结合众多手段与途径，确立多种教化方式，如推行老人制度、旌表节义、发布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这些教化方式使得社会风气在短期内明显好转。第三，把教化目的融入学校教育实践。太祖紧密结合教化与学校教育，把学校看作“风化之源”。故此，朱元璋提出“教化以学校为本”[1]，“坚持划一道德、端正人心、醇化风俗”[3]，重视对臣民的教化，要求各级官吏参与、淳美教化要务。后人评述其教化成效曰：“皇明教化既孚，人心向善而风俗日归于厚矣。”[4]（卷1）藉此，明初的教化能够循序渐进、并长期坚持不懈。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毫无疑问，建文帝是太祖教化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所谓“得才视昔有加。其为万世计。……辅成宽大之化。养育黎民。”[6]（卷九）他首召“志存教化”[7]（方先生小传）的方孝孺，开科取士。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帝命孝孺主试应天，录214人。建文二年（1400年），策试礼部贡士，得才110。洪武十七年确定的殿试规制，在洪武后期得到较好施行，建文帝仍会依例遵循。建文帝兴科举，不仅给读书人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而且利于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此外，他还下诏荐举优通文学雅士、并授官职。如此，在建文帝身边就聚集众多知名文士，方孝孺赞曰：“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7]（京闱小录后序）

所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8]（孝经）建文帝欣然向往三代德政，是儒术治国思想的忠实信徒，他期望“海内沐浴淳德，泳文濡教”[2]（正编），复兴德治教化，曾“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1]（刑法志一；《春明梦余录》略同），倡导“齐民以礼”。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帝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勿夺农时，……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五世同居者，勘闻旌表。”[2]（正编）建文帝“悉致群贤”，褒彰忠良守节之士，教化文士儒臣。如特授已故翰林待制王偉为翰林学士，赠谥号“忠文”。大明自开国以来，文臣有谥号自褘起。为宣扬德治，建文二年二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使其成为主要服务于教化的机构：“专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一时教化勃兴、民风敦厚、习端俗正，“士大夫崇尚礼仪”[9]（卷12）、“志化几于三代”[9]（卷12）。时国子监博士黄彦清，曾陈风俗于建文教化功绩曰：仁、礼、廉、德，颂帝“愈见盛德”[2]（正编）。

二、“归重左班”、忠骨丹心报君王

建文初，天下臣民迫切需有一个宽和的政治环境。在即位诏书中，建文帝明确宣布要实行“维新之政”[2]（正编）。建文元年 （1399）二月，寿州训导刘亨上书：“文武并用，久长之术，六卿卑于五府，非所以视均，隆宜并为一品。”[2]（正编）该奏书在大明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廷臣争论激烈。最终根据方孝孺建议，建文朝揭开了以提高文臣儒士的政治待遇为重心的官制改革序幕。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下诏更定官制。大体是：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位置六部侍郎之上；将地方文臣布政使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提高太仆寺、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建文皇帝改定官制、“归重左班”，预示将贯彻儒家“仁义礼乐化民”的教化思想，以矫正洪武“专意右武”之政风。

建文帝提高文臣地位，任用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中枢机构，完善其文职化，为其日后文治奠定基础，易于实现“以礼治国、德教天下”的局面，有利于大明的长治久安。具体而言，建文帝委任“耻刑法而尊教化”的方孝孺为改革总设计师，挑选“天下第一好官”张紞为吏部尚书，把精熟儒家礼仪的陈迪提为礼部尚书，让谨精廉洁的王纯（浙江籍）出任户部尚书，这突破太祖所确立江浙人不得出任为户部官的祖制。此外，刑部尚书暴昭、大理寺卿胡闰及左右御史大夫景清与练子宁等文臣是建文朝司法、监察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清廉贞烈，掌握帝国的司法与监察，这对整顿官场风气，纠正冤假错案极其有益。依据“君职论”思想，建文君对臣工教化“必以正心为本”[7]，这种“正心”、“正君”、“正臣”的新局面，营造了建文朝宽仁和怡的政治气候，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使士大夫们犹感阳春煦日。

建文帝厚待士人、诚心教化，影响了一代士风。许多时录都存载建文教化的回报—“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史实明载，靖难后，大批文臣甘死如饴、为建文殉难，仅壬午殉难日就有15人，齐、黄、方、练等臣更是烈烈而死，继之还有永丰三烈（魏冕、邹瑾、邹朴）等建文悲歌。史亦载：“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者，盖亦有所致此也。”[10]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时，也曾出现过一些“节烈忠臣”，但建文朝居然有百名文臣不愿做贰臣，六百多文臣学士仅二十余人投降。明谷应泰言：“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10]（《建文逊国》）这均证明“尊右文教”的成就—一片丹心在帝乡。建文帝提高文臣地位，得到士大夫们的衷心拥戴。朱鹭说：“建文皇帝，注思讲学，恬武兢文，……四年之间，气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踊跃致身，趋死如归。”[2]（正编）以上概括基本符合历史实际，也闪烁着建文帝成功教化士大夫的亮点。

三、宽慈抚世、“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善教，民爱之；……善教得民心。”[11]（尽心上）建文帝宽刑尚德，教化臣工“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务崇礼教。”[1]（刑法志）在即位诏书中，建文帝明确提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开启了囊括宽刑狱和施惠政的“建文新政”。

在宽刑善法和善政利民教化思想指导下，“宽慈抚世”的建文君下达一系列诏令。一方面：赦死罪，宽刑狱，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下令赦还、平反“有罪”旧臣。另一方面：诏养老，命官员赈民鬻子；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又下令赐明年田租之半，限僧道田、均赋江南等。[12]由于建文帝崇礼尚教、宽刑惠政，建文年间的囚犯数量锐减。史载:“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1]（刑法二）；“罪至死者，多全活之。……视往岁减三分之二，人皆重于犯法”[13]。凡此，皆反映了建文帝宽刑善政，“善教得民心”。这些宽政教化也使得建文朝出现“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9]之盛况。

建文帝及其文官集团，注重收拾教化民心，力求将“法先王”的政治理想融入执政实践。尽管在位短仅四年，但建文帝是当时明人心目中的“仁君善主”，方孝孺称颂他是“宁屈国法，而不忍以法病民”[6]的好皇帝。傅维鳞叹曰：“建文中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时士风朴茂，尚义者多。”[15]（卷104）朱鹭亦赞曰：“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闔，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9]以上赞誉彰示了建文帝的教化功绩：“善教得民心”。

建文帝教化政策从“失”的方面来看，主要突出在以下三点。

（一）“推恩”不施、仁德教化变兵戎

对于驯化极恶无道之人，建文皇帝曾提出“修德以风之，何忧民之难化”[2]（前编），奈何其对王公勋贵的教化却一败涂地。洪武晚期，边疆军权基本转入塞王手中。据载：“先是太祖封诸王，辽、宁、燕等九国皆边虏，……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14]《革除记》史亦载：“太祖语与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曰：‘是也，无以易此矣’。”[14]据此推断，太祖赞同允炆首以“德礼”教化诸王，迎合其“树藩保嫡”的初衷。尽管太祖渴望最高权力可以平稳交接，奈何当初养虎为患，藩王军事权柄过重、“纵横之资具矣”，在客观上已形成尾大不掉和“削亦反，不削亦反”[9]（卷11屠叔方言）的对抗局面。

太祖驾崩未久，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削藩之议，未及期年，相继削夺周、眠等五王兵权。该策略操之过急，从战争的物质、精神因素来看俱与已不利，也给了朱棣间歇布署的机会。未几，燕王以遵祖训和“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结果，“建文失国”为天下笑、臣僚或死或遁。朱鹭论之曰：“卒成大故，伊谁咎也？大抵齐黄计躁于削国而虑不能远，正学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见近人事实。”[2]（前编）

时局波谲云诡，六百年前之旧事不能真实再现，仅凭史书记载，我们不能随意评说是非。建文帝提出首用仁德来解决王权倾轧的教化策略，仅为必要的权宜之计。我们也赞同在必要时，君王用德、用忍教化皇族。联系汉史教训，削藩也存在战略和战术的选择。然建文帝在太祖去世不久，就改变先前首以“仁德”教化的方略，终酿激变、削藩失局，使人感慨唏嘘！

（二）仁柔少断，慕古意盛徒教化

建文帝“笃信儒术，欲以周官致志”[9]（卷12），执政未久，即推新政。建文帝锐意文治、寄厚望于文臣。因其“仁柔少断”，缺乏协统教化诸臣的政治能力，以至无法驾驭在京都的文臣。在对待削藩国策上，齐、黄等人建议大张旗鼓，卓敬奏请徙地削藩，高魏主张“勿施晁错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1]（高巍传）。后燕王以“清君侧”为名起事，齐、黄等又力主“清声其罪以致讨”，而高魏等人却主和息战。以上争执凸显了建文少断及教化文臣的瑕疵败笔。

缺乏实践意识的齐黄二臣虽是儒家精英，但无从事具体事务的经验和领导全国的足够才能，对于某些问题，他们往往不切实际、纸上谈兵。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问黄子澄削藩计，子澄却对以“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1]（黄子澄传）。由此可见，子澄等人虽为帝师，终究文气过盛；“太孙是其言”，更加凸显建文少断。再有就是帝倚重研究《周礼》的方孝孺，企图以井田古制为经济基础，复兴三代德治教化；某些针头线脑的官制改革虽“悉仿礼制更定”，实质是流于形式，如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等。结果，慕古意盛徒教化，反贻三误。其一，使得臣民无法熟知现在官制，造成工作不便；其二，予政敌以攻击的口实。其三，“建文改制”抬高文官地位，以致“缙绅亲而介胃疏”，不满武官以及“武臣犯法失职者悉奔燕”。[15]（卷4）

明何乔远惋惜新政失局，曾深中要害地批评建文等“好古太坚、求治太锐”[9]（卷10）。建文帝驭服天下的智慧远逊于乃祖，更不必说能谋善断的燕王。他虽“性聪颖，善读书”[10]，但缺乏决断于危乱的帝王权谋，不能协调臣工、统一思想，也就无法教化所有臣工共谋“善政”。如此，我们就更不寄望他对武臣、军队的教育、教化了。

（三）教化不纯、赏罚不明误用人

太祖在军队中较早设立儒学教育系统。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辽东始设都指挥使司儒学；二十三年（1390年），又在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始设儒学。这种军队儒学制到洪武末已成一定规模。建文新政虽“尊右文教”，终究忽略了教化武将兵弁。建文初年，君臣意识到，不削藩就无法顺利新政。然而要打仗，必须有帷幄谋臣和罴虎宿将。可惜，朱元璋诛杀功臣殆尽，使得建文朝缺乏将兵帅才。建文帝所倚重的齐、黄二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1]（列传29），仓猝行削藩计，又缺乏战略眼光，以至误己误国。方孝孺也只是饱读诗书的才子；派去的耿炳文、李景隆虽统率大军百万，也因将庸帅懦而节节败退，不到一年几十万大军就被断送。据此证明建文帝教化不纯、识人不明。

史载刘亨进言：“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武臣子弟亦立学，教之始知事上使下礼仪。”[2]（正编）。然直至建文四年战争失利，“始置京卫武学，……武举、会举，而听于兵部”[1]（卷74）。因改革损害部分军人的利益，连耿炳文这个统帅，都对建文号令阴奉阳违。他曾上奏言：“燕王与上皇父为同母弟，陛下为嫡叔父。其性尚未离骨，陛下何至解支而散肝胆于他人？……陛下何至以太祖之天下为屠肆，而以太祖之子孙，太祖之旧臣为犬豕乎？”[9]（卷11）似炳文这类将帅，绝不可能做好战时动员工作，在战场上多半败北，反把“亲藩”思想传染给广大将士，于是“将臣率怀移贰，叛附接踵，……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9]（卷11）至于“不知兵，惟自尊大”的李璟隆，朱棣蔑其名曰：“李九江，膏梁竖子耳！寡谋而骄，色厉而馁，未常习兵见阵，辄予以五十万，是自坑之也。”[10]而建文帝却视之如武侯，命其挂帅讨逆。首次惨败后，竟误信其权轻，特“遣中官齐玺书，赐皇弓矢，专征伐”[1]（李文忠传）。结果白沟河复大败，所赐也丢弃，就连举荐他的黄子澄也力主诛之以谢天下，但“帝皆不问”，如此赏罚不明，何以能教化敢死之士为之效命！

个性特征会对历史事变的进程起着一定作用，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强烈。建文帝生于安乐，未经创业艰难，身边多是文墨儒士，形成了仁柔寡断的性格以致教化臣属不纯，其个性在“靖难之役”中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见一斑。其实建文政府有机会去阻止或战胜燕王。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徙封南昌以绝祸本”[1]（卓敬传）。帝曰：“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后又遣返燕王及放世子还国，以上答复与拙措令人失望至极。及至靖难兴，建文帝居然还诏诫将兵“毋使负杀叔父”[2]之名。如此迂腐的教化政策岂能号召广大将兵放手一搏、战胜强敌？妇人之仁的朱允炆，无力驾驭强臣武将，终因其教化不纯而沦为政治败将。建文帝虽“继体守文”、欲以仁义化民，然在对国家支柱—军队的武略教化上，留下永久致命的败笔，以致“失国遗恨”，令人扼腕叹息！

结束语：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随着“靖难”成功，建文新政也随继烟消云散，而孕育其中教化政策的得失，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追昔抚今，通过分析建文帝教化政策的相关得失，我们提高了思想认识，后世的政治家们更是从中汲取了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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