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全梅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地方史志办公室 山东 滨州 256600）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山东省提出了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式发展之路，滨州市滨城区“十二五”规划中亦描绘了滨城区文化事业发展蓝图，即建成绿色生态经济文化强区。这些战略性的远见卓识为我们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思维、新机遇，作为史志工作者当深入弘扬方志文化，在文化强区建设中作出新贡献。

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之一，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作为独树一帜的方志文化理应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由方志本身特点所决定的。方志的区域性，决定方志只记载某一行政区域内的事物，因而它也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方志的资料性，要求地方志必须客观地记述事物、事件和人物，最接近史实，最具真实性，最有可信度；方志的连续性，使志书全面反映事物发生发展演变消亡的过程，记述完整，纵不断线；方志的综合性，反映在记述内容的广泛全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无所不包，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方志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使他责无旁贷的拥有了“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正是由于方志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和独特功能，因而形成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方志文化，这是几千年历史文明发展的积淀，是精髓，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并发扬光大。我想从三个不同角度结合工作实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滨城区，夏为兖州地，商为薄姑地，周属齐国封地，秦属齐郡，自西汉武帝置湿沃县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

明代万历年间即修《滨州志》，清代康熙、咸丰两朝又续修，宣统元年还编有《滨州乡土志》一卷。《蒲台县志》始修明嘉靖末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再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续修光绪十六年（1890年），《蒲台县乡土志》修于宣统间。由此可见，滨城区古有修史写志的传统。这些志书的流传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其他任何一种著述都无可比拟的。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只有接近群众，服务大众，被百姓感知、认可，才会有绵延不息的生命力。在重点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同时，我们不能无视旧方志在方志文化中的地位。任何一种文化流派都有其传承性，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不可复制的旧志古籍，在保存好旧本，甚至是孤本，不使其散佚、损毁的同时，还要做好旧志的整理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也都在做着。旧志整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现代排版技术，将旧有志书重新出版印刷，不改原貌，这样可以把旧志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可以发挥其传阅、研究、普及的作用，而不是常年珍存在博物馆里，即便真正想要研究他的人也不得见真容。二是因为旧志的语言与现代语体文已有了代沟，很多人很难顺畅的阅读，更别说晦涩难懂的古体字，给查阅使用带来了困难。对旧志的翻译注解问题就摆在了面前，这对于志书的大众化是一个很好的推进。我们也已对清咸丰《滨州志》注释断句完成，准备印刷出版。当然旧志整理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关键是如何做好与现实的要求相对接。修志是为用志，旧志整理辛苦半天也是为了更好利用。网络时代要结合现代检索手段，全方位运用数字技术，与现代科技无缝对接，实现无论何时何地，自由自在为我所用，这方面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探索实践。毕竟纸质的东西保存起来不可避免有一些局限，倘若流失损坏将是不可补救的。

二、说到志书，很多人会联想到“故纸堆”、“老学究”

不错，中国修史写志历史悠远，社会主义新方志却是建立新中国后开始的，因此在浩如烟海的志海书林中，旧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承载的历史、文化更深厚。在积极倡导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同时，不能回避它们的存在。旧志与新志的共存要求我们正确把握方志文化建设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才能做到弘扬优秀传统，吸纳现代文明。其实志书的现代性和传统性都是相对而言。现代性主要指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和风貌，传统性主要指反映以往时代的内容，特别是包含旧时代的思想特点等。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站在当下角度看，旧志不可避免的带有旧文化的气息，关键是怎样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一概摒弃，也不能全盘接纳。比如当今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各地都在积极挖掘历史背景深厚、人文积淀久远的遗迹、故事、传说等，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古镇，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滨城区在构建城市文化的框架中，注意吸纳志书中积极向上的因素，着力打造富含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了一系列结合旅游产业的文化项目。

杜受田故居的开发和利用是比较成功的一例。有志书记载：全部建筑为四合大院，占地0.93公顷，内含28个小院，有客厅、堂屋、绣楼、厢房、祠堂等380余间。门前有木牌坊1座，门首悬“太师第”、“相国第”横匾，门厅内悬有“大方伯第”、“亚元”、“传胪”、“父子伯侄兄弟翰林”等匾。现仅存绣楼、客厅和部分堂屋、厢房，均已残破。奠基人杜诗位居二品，按照明朝礼制，大门可以开三门、五架大梁，然而杜家宅仅一门；他居住的房屋可五间正房九架大梁，然而仅三间正房五架梁。杜受田是清朝咸丰皇帝的老师，曾任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他一生品端学粹、爱国恤民、廉洁勤政，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虽位居一品，为官一生却地未置一亩，房未增一间。为弘扬杜氏文化，尤其注重教育的治家理念，2009年对杜家大院进行修复重建，基本保持原有风格，为典型的明清鲁北建筑特色，因以杜受田声望最高，故命名为杜受田故居。滨州杜家虽有众多朝廷重臣、府州主官，但是杜家的住宅却极为普通，房屋装饰也异常简洁，家产的弱势与杜家人做人的谦虚低调相映成趣，而他们对功名的低调与为人为官的积极敬业却又相辅相成。开放通畅是故居的典型特点，杜家大院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不仅有大门，而且有过道，四通八达。整个大院透露着一种天伦之乐、亲密无间、和睦共处的温馨和谐。杜氏家族在明清600多年间长盛不衰。以杜受田为代表的杜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科甲鼎盛、人才辈出，其中秀才347人、举人8人、进士12人，翰林6人，七品以上的官员有91名，杜家以“一门十二进士”、“父子五翰林”、“四代为相”、“满门清官”而远近闻名。

秦皇台风景旅游区的立意也是在志书中找到源头和灵感。秦始皇台，简称秦台，传为秦始皇筑，故名。台高19米，底部周长188米，面积2826平方米；顶周长63米，面积314平方米。《水经注》载：长聚沟南海侧有蒲台，高八丈，周二百步。《三齐记》载：厌次东南有蒲台，秦始皇东游海上，于台下萦蟠系马，至明岁蒲萦萎，若有系状，似水杨，可为箭。《史记·秦本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有长生不死药，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数千人，求之，久而未还，筑台望之。《滨州志》载：台下有八角井，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僧海静及石家村民李清掘之，有蛇出焉，遇旱岁祷雨屡应。明万历庚寅（1590年）州牧林淮正复浚之，蛇复现，井成雨复应，或以为文兆。清乾隆庚子（1780年）重开甃砌，加石栏，周以垣墉栅门。据传，八角井，深数丈，分三节，自上而下节节缩小。冬夏不枯，源于海，俗谓海眼。井上石栏随井形成八角，雕八狮。均废。据今考查，台初建于东周遗址之上，夯土层次分明，间有红烧土及周、汉陶片和“长乐未央”瓦档，当为秦汉间所筑。《滨州志》有诗云“驰道飞传峰燧地，时人误作望仙台”。湿沃县地处海防前哨，建烽火台以固边防，可信。“秦台晓雾”为古滨州八景之一，历任知州均赋诗赞咏。秦皇台风景旅游区以秦台为中心，面积26.67余公顷，该景区已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风景旅游区。景区内主要景点有：汉阙式景区大门、秦始皇铜雕像、秦始皇东巡大型雕塑、兵马俑石雕像、民俗文化院、秦台书院、时空隧道、天坛、地坛、月坛、黄河壁雕塑、龙王庙、泰山奶奶庙、八角龙井、龙吟湖、九孔桥、碑亭、秦台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滨州嵩之路秦台素质拓展基地、亚光秦台水库、雁来红万亩冬枣园农业观光基地等。

这样做到辩证的继承与发扬，既宣传了古文化，让人们感受到了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激发人们爱国爱家的热情，又很好的为现实经济服务，把文化转化为一种产业，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吗？

三、过去旧志的编纂大多重人文、轻经济

一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二是受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的局限所影响，但却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方志文化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弘扬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是我们的心之所向，精神家园，而且最能展现本土文化的内在底蕴和魅力。非物质文化大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和情感，展示了人们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正因为深深植根于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当时代变迁、社会变革，非物质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会随之改变，当新的文化形式产生，旧的文化形式自然会走向消亡。虽然这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势，但对于很多优秀传统的文化形式，作为一个阶段的代表符号，还是应该自觉的进行挖掘整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步履维艰，恐怕是很多地方都遇到的问题。思想不重视，认识不到位，制度不保障，方法不对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现象严重，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一点点消逝，离我们远去。因此刻不容缓的进行抢救性发掘，不是危言耸听。滨城区在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除继续推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滨州剪纸的研发工作，继续加大对东路大鼓、领子秧歌、黄河号子、九龙翻身、虎斗牛、寸子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推介和宣传，并力争逐步申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滨州剪纸，结构严谨，古朴浑厚，拙中蕴灵，题材广泛，多豪放粗犷之作，与黄河流域的遗存一脉相承。滨州人民自古至今，习惯用剪纸艺术美化生活，每逢佳节或喜庆之日，门、窗、屋内遍贴剪纸，使农家小院火热生辉。其实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对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工作。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山东美术馆均有收藏。1986年，400余幅作品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展出，中央电视台拍摄录像并报道，使滨州剪纸蜚声海内外。1994年，张洪庆、杜秀贞的剪纸获文化部“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奖。1995年，张洪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艺术家”称号。2006年滨州民间剪纸被列为“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活跃于剪纸艺海的艺人有吴鸿禧、丁泽卿、兰福美、王德荣、刘根英、李秀英等。

滨州剪纸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吉祥文化是民间剪纸艺术的主题，它折射出农耕文明的文化心理和现实生活中的企盼与诉求。这种观念所体现的文化价值是平安稳定、自然和谐。在当今社会现实中发扬这种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滨州民间剪纸目前也处于濒危状态，真正具有传统文化价值的作品已不多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转型期，西方现代文化汹涌而入，年轻人盲目崇拜模仿，老艺人不断故去，民间剪纸艺术已到了人老艺绝的境地。

东路大鼓是具有黄河三角洲地域特色的一个曲种。它起源于民间小调，后经几代艺人加工、传承自成一派，是山东大鼓的一大流派，冠以“东路”为的是有别山东西部地区的鼓书流派。如今，演出市场急剧萎缩。周金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传承下来的唯一的东路大鼓艺人，年事已高。针对这种情况，滨城区已着手一些实际保护工作，招收热爱曲艺艺术的年轻人重点培养，将老艺人的声像资料刻录光盘永久保存，加强对鼓书艺术的宣传等。

此外，唐赛儿传说，三彩棉絮鸡、芝麻酥糖、锅子饼的制作工艺等都需要加强保护。滨城区非物质文化形式丰富多彩，充分展现了滨城区地域特色，因此对他们的保护传承尤其重要。我们要紧紧依托地方志，深入挖掘与现代文化有机契合的文化价值观，加以推广宣传，保护传承，应是我们的工作所在。

当下，文化已经融合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文化既是政治也是经济更是民生。作为史志工作者，要立足地方志事业，深入发掘方志资源，服务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