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超

（西藏民族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一、书牍文的概念

在古代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词所写的公文与亲朋好友间的私人信件，都叫为书。但是在古代书分为两类，一种属于公牍文的“奏疏”；另一种是单称为“书”，或者称为“书牍”、“书札”、“书简”，属于应用“书牍”类。其中吴讷《文章辩体》中讲：“按昔臣僚敷奏，惟朋旧往复，皆总曰：书。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讲：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扬雄《法言·对作》说：“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说明汉时作为上行公文的奏记也可称书。书牍文叫法又不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书记”:“考其杂名、古今名品、是故有书、有奏记、有状、有简、有疏、有笺、有札、而书记则其总称也。”根据性质和类别进行来命名。

二、书牍文的特点

书牍文作为一种应用的文体，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实用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书牍的实用性是因为它是做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可以在古代交通不发达时候可以互相传递彼此的情感，让对方可以了解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讲：“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薄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试”。可见书记的范围之广泛，从古到今有各种名目。

书牍文也与一般的文章相比较也有些不同，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作，更加注重隐私性，彼此信件的往来更是因为某一目的的需要而作，也要求在感情上能够得到回应。通过对于书信的研究可以让后人更加的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生平事迹。除此之外，更要求写信的对象不同称为也是不同的，通过称为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给任安回信的称呼：“少卿足下”（任安字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而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对侄子的称为“汝曹”看出是长辈给晚辈的信。书牍文的言辞也是有信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所定，如一些想诉说心中的不平，往往是言辞激烈，充分的将情感表现出来。“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报任安书》）将自己所受的屈辱充分的表现出来。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讲：“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充分的表现嵇康志向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文中语言大胆，敢于向恶势力反抗。言语中充满对山涛的蔑视。

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书牍文也随着朝代的不同，它的特点也发生着不同，主要集中在汉魏两个朝代。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记载“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与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总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这时候书信还是为国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服务，文辞属于外交辞令，还是公牍文性质。直至到汉代书牍文才正式脱离公牍文，成为作家抒写内心情感，表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将自己的真情实感移入文章，抒写自己的情怀。如杨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将自己的心声用文字表现出来。其中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将书牍文来表现情感发挥的淋漓尽致，也是书牍文用于私人交往之间。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长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在心中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向朋友世人倾诉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将内心压抑已久的痛苦向朋友倾诉，文中毫不掩饰流露对汉武帝不满，委婉诉说她受了宫刑侯“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如“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可以看出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慷慨之士，把自己的悲愤之情全部投入到文中，形成慷慨悲壮的风格。同时司马迁也说自己之所以苟且的生活，是因为自己还有没有完成的事业，“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他要用著书《史记》来表现自己对汉武帝的不满，全部的冤屈向友人诉说，将愤怒的矛头指向统治者。敢于用愤满的笔调表现心中不平，正体现了书信的带有私人的色彩，通过自己处境的描述告诉任安自己已经失去资格去举荐贤人，来有目的的回复上次的来信，体现了书信是为了某目的的需要而作。

由此可知，到了汉代书牍文成为一种用里私交中的独立的文体，可以大胆的表现内心情感，言辞犀利，言语中体现人物的性格，为后世书牍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书牍文体的发展，扩大了文章的内容，有说的范围更广，如有论政，有论交友，论应酬之作。同时在写作上不近增加了艺术色彩。作家在吸收两汉的文风之后，注重辞藻的运用，扩大自己的影响，彰显自己的才华。如《文心雕龙记·书记》：“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

《与山巨源绝交书》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文章。魏末政局动荡，司马氏阴谋篡权，司马昭想通过山涛，以做官为饵，想把嵇康收为己用。嵇康用嬉笑怒骂的口吻，来拒绝山涛，绝交友谊，在文中提出了“七必不堪”，“二者不可”的理由，拒绝出征。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他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他强调放任自然，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映。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受礼法拘束，豪放不羁的人物性格。

总之，六朝时期书牍文，作家书牍文更加的体现是典型的骈文。作家更加注重裁对绵密,使事迭当,丽藻星铺,五色相宣,八音迭奏是大多数书牍的共同特点。尤其是有些篇幅短小的笺启,几乎是无句不对,无句无典,骈四俪六,字协平仄,音调马蹄,完全是一种格律化的诗体文。先秦两汉虽已奠定了散体文的经典地位,但把散体文有意识作为文学美文来写作,是从中唐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六朝人写作散体书牍更多注意其应用性,而不是审美性。而在当时骈俪文风影响下骈体书牍的写作,不仅注意到书牍文的应世功能,也重视其审美功能,所以当时骈体书牍中产生了不少文学美文。从唐宋开始,文学散文繁荣,书牍文中,具有文学性的散体书牍超过骈体,而一些骈体书牍又沦为应酬之作,失去了文学价值。

三、书牍文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首先，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作家将书信放在小说之中。将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交错在一起，展开故事的发展。在元稹《莺莺传》中，当故事发展到崔书生进京科考，莺莺独自居家的时候，故事就以他们各自活动的不同场景，展开故事的叙述。书信的介入，将莺莺和崔书生生活的背景在时间和空间上衔接。当莺莺收到崔书生信件，故事转述书信内容时，接受者的视线，随着故事人物的思绪发生转换，切入到崔书生生活的场景。并且正在进行的故事时间也开始往崔书生写信的时间回溯。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交替转换的过程中，完成叙述。

其次，唐代小说用书牍文来展开通篇的叙述，加强作品故事的逻辑性。在《张冏藏》篇中，为了体现张冏藏的神算，叙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灵异事件。他未卜先知，安慰当时落魄潦倒的河东裴某必定富贵——告诉素未谋面，偶然相遇的刘仁轨长大定有贵禄——预知嘉锡将官至高位。接下来，通过书信转入另一事件的叙述。在高敬言为雍州法曹的时候，张冏藏写信告知其将来的官运及寿命：“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高敬言后来的人生经历，一一如信中所言。张冏藏是故事叙述的核心人物，其写给高敬言的书信，将不连贯的故事序列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作品的情节。《张冏藏》篇中故事的叙述方式，体现了叙述逻辑功能中的序列逻辑。

最后，书牍体的应用可以把现实的世界和鬼怪的世界链接起来，使文章按着顺序发展。如在《太平广记·李哲》篇中，李氏家中出现诸多异事，熟悉鬼魅的老妇告知主人，有一鬼丈夫出入庭中。被鬼魅弄得心烦的李哲，“思之，意其庭竹耸茂，鬼魅可栖，潜议伐去之，以植桃。“李哲的想法，触怒了鬼魅，鬼魅写信给李哲，“闻君议伐竹种桃，尽为竹筹。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幸速图之。”文中用信将人与鬼的世界起来，成为人和鬼的沟通方式，使文章让读者可以明白易懂。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造成悬念，吸引人的阅读。

由此可见，书牍文作为一种古代的文体结构，在交通不发达的时候称为人人之间私密的交往的一种文体，变成一种可共交流的工具，随着历史长河的演变，书牍文的文体特点也不段的转变，每个时代的发展文章的特点都呈现一种崭新的局面，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作家将这种文体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可以让读者更容易理清小说的脉络，容易被读者接受。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于北山，罗根泽，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4]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

[5]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何亮.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J].华南师范大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