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近年来，评论家和作家都喜欢说一个词“地气”。这显然是个既通俗又形象还具有传统意味的词。在很多场合，我都会听到某某批评家评论某个作家的作品“接地气”，说明其作品贴近大地、人性饱满，并深深地打动了人心。在南方一年，我总是会听到学者评价西北的作家“接地气”，并给予这种“接地气”的文学很高的期待。不错，贾平凹、杨显惠的小说，刘亮程、李娟的散文都有很强的“地气”，那种气息扑面而来，犹如置身其中。我称其为原生态书写。

另一种现象是“接天气”。这只是一个形象的、不得已才借用的说法，与“地气”相呼应。“天”在中国文化中有形而上的文化内涵，有准宗教的意味。所谓天理、天道既是哲学，又是宗教。中国的哲学中还有“气”的概念，既是天地创生的存在体，又是人生哲学的总结。故“天气”代表一种向上的信仰。对“天气”的挖掘也是近年来中国作家的努力所在。比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流传的萨满教的回忆，还比如阿来的《空山》系列中对佛教、原始巫术的还原，雪漠的《西夏咒》和后来一些作品中对佛教的重述，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中对土地神的崇拜，等等。这些作品诞生于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对道德的重新认识，对生态、大地和信仰的反思，当然也来自对古老中国文明的重述，是有其原因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简单地回溯很长一段时期的文学，就会发现，对“人学”的过分提倡从而导致文学脱离地气与天气，使文学简单地变成人自身在社会中生活的一种书写，甚至可以说变成对人欲望、身体、感官、交际、爱与恨的一种区间性的、横截面的描述、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