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胜

一

《太平年》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高君的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高君是个勤奋而有才华的人，2003年他开始写小说。他的许多小说，像《流逝》、《花飞花谢》、《段落》、《楚河汉界》、《歌唱》等都还不够成熟，它们总体上都是通过对孤独、死亡、性的书写来表达他的创伤记忆，很容易让人看出他对既有的小说技术路线的实践。但即使是这些作品，无论是《段落》中的段品红和父母阴阳两岸的对话描写，还是《楚河汉界》中书写段品红的母亲如何让段品红购买寿衣材料、如何监督女儿为她制作寿衣，又如何让段品红不断温习办理死人后事的种种细节，最后她在段品红的怀抱中走近棺材走向死亡的那部分文字，这些文字都让人看到了他贴近民俗文化的写作姿态。然而那时他对民俗文化的态度还未形成一种自觉的追求，所以他小说文本中这方面的文字还是七零八落的。

而在《太平年》中，我们则看到了作者对东北民俗文化自觉性的开掘、传承，并由此造就了《太平年》非常独特的审美内涵，这种写作姿态也使他的小说真正扎根在了黑土地上，有了底气，也见成稳。更为具体来说，《太平年》中作者借鉴了东北民间笑谑艺术、甚至他将二人传语言纳入文学书写，此外也有对东北民间的傻子故事的改造、还有对东北民间翁婿冲突关系的当代续写。

二

《太平年》中作者对民间笑谑艺术的借鉴在于他使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像“磨叽”“可劲磨叨”“完犊子”“糟心”“面兜”“砢碜”等等。每个地区的方言都与该地区的日常生活习俗、性格特征、文化心态息息相关。东北地区的民俗具有喜剧精神、东北人性格豪放率直，说话干脆利索，语言常带感情色彩并且夸张，“感性、滚烫、热辣的东北方言相对于正规、得体、精准的书面语及官方证明来说，显得桀骜不驯、毫无顾忌。它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富于狂欢色彩的语体”①不过，作者运用这种“狂欢色彩的语体”并不是为呈现粗砺的原生态人生图景，而是有意识地形成一种叙事张力。

首先是悲剧人生和喜剧性语言之间的张力。虽然《太平年》中不太平，作者叙述的是悲剧性的人物命运，但由于大量带有喜剧色彩的语言的运用，使文本具有了黑色幽默的美学特征，同时也写出了底层人物苦中作乐的悲情人生和东北人以调侃来面对人生的生存智慧。景录第一次被我带回家时，引起了全屯人的关注。小卖部杨春霞对他的评价是“个头还行，长得一般，像老鹰，黑，掉地上都找不着。”作者以如此夸张的语言刻画出杨春霞有点嫉妒、酸溜溜的微妙心理。《太平年》中的基调是灰色的，作者信手拈来的这些幽默夸张的语言就成为灰色画面上亮色的点缀，就好比他笔走诲暗人生之时也会勾画一丛丛达达香花，这或许是学了鲁迅写“药“时所用的曲笔吧。所以听到“母亲说，都怨父亲那张乌鸦嘴，人还没出生，名字就先起了，叫啥不好，偏叫段高贵。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愚蠢不就是傻吗，受皇封了，没好儿。母亲常念叨，算卦的瞎子说，我和二哥是他给带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俩，而且他的傻，是因为他把心眼都分给了我俩，否则我和二哥又不是，天生长了俩大脑，怎么能考上学呢，屯里屯外千精百灵的孩子多着呢。”我们不禁失笑，但继而我们在母亲的良苦用心面前静默了。

其次是言说者和沉默者之间的张力。尽管父亲、母亲、大姐、小莉和妹妹四粉，他们同处底层，可是其间仍然存在着权力的差别，父母、大姐他们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算是妹妹的晚辈小莉，她也以刀子似的嘴巴获得了话语权。惟有妹妹四粉，“她一向不爱说话，在这个家，她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能说，所有的话都让别人说了，她只有听的份儿。”在此高君并没有为这个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家庭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相反，他极为犀利地进行了对底层的批判，他让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权力机制已渗透进离权力最远的底层，这一残酷的现象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由此他对社会的批判是清醒而又深刻的。

三

《太平年》中父亲一出场，我们似乎就欣赏到他舞台上精彩的台词：

“我不能供你到白头发吧？我连下边的毛都白了。……供你二哥九年，我没闪腰没岔气，轮到你，我讨八街借四邻，拆东家补西家，起五更爬半夜，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儿，钱串子倒提溜。到如今我眼看就要黄土没脖颈了，却还得为你低三下四递小话，八百年不想见的人也得见，八百辈儿不想求的人也得求，舍皮扒脸，磕头作揖，就差给人舔腚了。你不是一直惦记重点校吗？他妈的肚子疼埋怨灶王爷，拉不出屎怨茅坑，养不出孩子怨媒人，这回再考不上，我看你还恬脸说啥！干脆也别在我眼皮底下晃悠了，猪八戒的耙子，给我远点搂着，我可不指望你这块地打粮。往后谁要是再跟我念三七，说我偏心眼，别怪我把他大牙给消掉！还是那句话，都给我满算子，我压根就没指望你们这帮猴儿，渴我自己找水喝，能挣来我吃，挣不来我添菜碟吃溜达去，实在不行，我他妈拿绳儿找歪脖树去！”

这样的畅快淋漓的语言表达在高君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想来，在梨树县的采风对高君更加灵活地运用东北方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家柳青也是以描写农民的语言见长的，而他之所以如此得益于他在农村挂职期间的语言积累。有一次他知道村里一位妇女骂人的语言特别精彩，但她从不在柳青面前骂人。为了能记下那女子的语言，柳青费心将她的鸡藏起来以惹怒她，然后躲在一边等待着记录她的骂词，这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趣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受到丰富生动的民间语言的滋养，这也曾形成一个小小的文学传统，只是文坛在强调精英写作之后，这一传统有些被忽略了。高君在这方面的实践可以说是加强这一传统的努力，但我在此同时想说的是，高君在使用二人传语言艺术时也要注意节制。《太平年》中的人物语言稍稍有些泛滥了，尤其是在粗口的使用方面作家还是要进行清洁性的工作，因为毕竟二人传的语言传统是在没有文化修养的底层农民口中形成的，当它们进入文学书写时，作家还是要完成必要的提纯的工作。

四

除了在语言方面所做的努力之外，《太平年》中还有两处也是可以看出其和东北民俗文化之间的关联的，那就是“傻子”故事和“翁婿”情节。

在高君的好几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傻子大哥的形象。非常有意思的是，“傻子”是中国旧时东北（关东）地区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常见形象，这是由于一方面旧时东北地区的人多近亲结婚，所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傻子非常多；另一方面东北人崇尚老实人，就是生活中那些心眼少的实在人。东北民间文化中的傻子故事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是东北地区人们的文化心理及旧时东北社会生活共同造就的产物。仔细考察高君笔下的傻子故事与东北民间文化中的傻子故事的关联是非常有趣的。东北民间文化中的傻子故事通常有四种类型：1、“傻智慧可胜奸心人”；2、“傻人有傻命”；3、“傻人傻学不成器”；4、“傻媳妇做傻事”②前两类母题都寄托了善良的关东人民对不幸的傻子（亦或弱者、老实人）的祝福和希望；而后两类母题是对傻子的调侃，则与东北民俗文化中“狂欢”的喜剧精神有关。我们仔细阅读高君《太平年》中提供的傻子故事，竟发现其和这两类母题都有关联。傻子哥哥玩蛇的故事虽充满了谲异色彩但从总体倾向上是属于狂欢的类型，特别是这一事件后他神奇地克服了对水的恐惧转而奏响了“挑水狂欢曲”；傻子手臂被冻伤则有些调侃的成份，而傻子没法上课学习直接就是“傻人傻学不成器”的翻版了。更有意味的关联在于文本的另一细节中，那就是傻子大哥要去二哥家与弟、媳一起生活。这也是东北民间傻子故事中的常见情节，在这一情节中，哥、嫂或弟、媳通常都是要对傻子造成伤害的恶者的形象，而这里作者却突然放慢了叙事节奏，用许多笔墨去写他们路途中哥仨的亲密、相伴、同行。

除了傻子大哥，《太平年》中还有一个傻子角色，即蒋良大叔。小说中的蒋良大叔是和“我”的父亲母亲也即他的姑舅哥嫂生活在一起，这就符合了民间的傻子故事第二种类型的基本框架。虽然从表面上看，蒋良大叔的故事中并没有完全出现凶恶的哥嫂这一情节，但从蒋良大叔最后惨死在“我”家并且一直要劳作要咽气，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作者的叙事还是沿用民间文化中的傻子故事母题的。

不过民间文化中傻子的故事原型都是喜剧性的，但《太平年》中作者却提供了两个悲剧性的结局。如果说民间文化中人们还能够从傻子得到命运的垂青这样的情节设置中来表达一种得到公平的命运的期望，那么高君正是以这两则悲剧性结局来表达了自己对现实已不存在公平的思考。

五

最后，我想谈谈《太平年》中的翁婿故事情节的设置，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内容。《太平年》中“父亲”与三个女婿之间无不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这似乎与传统的“翁婿故事”相仿，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翁婿故事在旧东北民间故事当中并不鲜见，……，翁婿双方的针锋相对是故事情节的重要特色。”③在传统的民间故事中翁婿冲突这一情节通常表现为岳父为强势人物，而女婿则或是贫穷者或是呆傻者，翁婿的冲突常缘于岳父作为家长对自己家庭幸福的维护。然而不管岳父有多强大，这些故事都会以女婿的胜利而结束，女儿也始终会站在自己的丈夫一边，即使丈夫是傻子。民间故事中的翁婿故事与傻子的故事其实有相通之处，那就是故事总是以弱者的胜利结束，寄托了当时民众的一种审美理想，即突破家长制追求公平、自由和个人的幸福。

高君在《太平年》中延用了翁婿冲突这一重要情节，以此他书写出了东北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基本伦理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农村底层人民的生存图景。自从恢复高考以来，对于贫穷的农村家庭而言，他们的子女通常有两条途径来改变的命运，即考取大学或婚姻。很多家庭是以牺牲女儿求学权利来换得儿子读书机会的，女儿与父母、姊妹与兄弟间的亲情关系常因此遭到破坏而成为矛盾对立的关系，许多女孩对父母与兄弟心存怨恨。同时由于农村许多女孩都将未来的幸福寄托在婚姻关系上，所以爱情不再成为她们进入婚姻的主要条件，两性关系极容易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成为不稳定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婚姻被视为改变命运的跳板，年轻的女性之间有时会因争夺理想的夫家而互相嫉妒伤害，女性间同盟的缔结十分困难但瓦解却在顷刻间。《太平年》中与翁婿矛盾相关的是尖锐的生存之痛，传统乡村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都被颠覆了之后的伤痛。

高君也同样经历了苦难和挣扎。在谈及为何写作时，他说，“我只想救自己”。但面对他十年来的创作，我想提醒他的是我们没有人能够救得了自己，即便我读到他的《太平年》，看见他慢慢地沉静下来，将写作之根扎向黑土地的深处，向上生长，甚至开花结果，我仍想告诉他的是人没有办法靠写作救自己，因为生命自有生命获救赎的法则。

注释：

①周福岩：《东北民间笑谑艺术初探》《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期。

②黄浩：《关东傻子故事的母题与文化来源》，《北方论丛》2005年第4期。

③姜婷婷、李秀云：《旧东北民间翁婿故事探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