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栾照钧

2012年9月初，笔者先后阅读了对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新 《条例》）和 《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 （以下简称新《格式》）进行解读的三部 “全书”，感到其中错讹实在太多，恐对读者产生误导，故撰文指讹纠错。因篇幅所限，只能针对书中主要错讹作概要点评，观点或许是一孔之见，权作进行学术交流，和学界同仁研讨。

三部“全书”分别是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释义与实务全书》（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党政公文写作规范技巧范例全书》（研究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应用指南与范例全书》（研究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为阐述方便，以下分别简作第一部 《全书》、第二部 《全书》和第三部 《全书》。三部“全书”为同一作者，声称由权威专家对新《条例》和新 《格式》进行精心解读，代表了党政公文研究的最新、最高水平。然而，读后却大失所望，如鲠在喉。三部“全书”中的错讹，可集中概括为文种阐释、格式解读、例文讲析和语言文字四个方面的问题。本文专门对文种阐释方面的错讹进行点评。

一、错误地阐释现行规定中本不存在的文种

（一）错误地阐释 “批示”文种并与批复不当辨析。第一部 《全书》（75页、135页、222页），曾在三个问题中反复阐释 “批示”文种并与批复不当辨析。 “批示”，1957年国务院秘书厅发出的 《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 （稿）》中曾提出过，但在以后的公文处理文件中从未作过规定。将批示作为狭义法定公文没有任何依据。各级领导在实际工作中，随时可以就某文某事做出批示，但用批示正式行文却是不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