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菊秀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5)

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重要小说家之一，曾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家奖，两次获得了美国文学最高奖项普利策小说奖。半个世纪以来，厄普代克及其作品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其兔子系列四部小说。正如美国书评人组织声称的那样:“兔子系列四部小说将成为美国20世纪小说创作的一项主要成就”。①Charles Berryman，“Updike Redux:A Series Retrospective，”in Rabbit Tales:Poetry ＆ Politics in John Updike’s Rabbit Novels，ed.Lawence R.Broer(Tuscaloosa，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8)，p.17.围绕这四部小说的评论文章难以数计，观点各异。有的学者认为，“兔子”形象是美国主流思想的坚持者的形象;有的学者则认为，“兔子”形象是美国梦的死亡写照，是美国主流思想颠覆者的形象。任何一部文学巨著都是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的反映，都会留下时代的政治烙印。兔子系列四部小说亦不例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厄普代克坚持用自己最为熟悉的心理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描绘出美国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兔子”的横跨半个世纪的生存状态和与之相应的时代变迁，构建了一个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和美国梦的“捍卫者”形象。

纵观整个“兔子”系列，厄普代克通过“兔子”这一人物，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富裕自满的生存现状，罗列出各个时代中主导的冲突矛盾，试图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方程式。在挣扎、矛盾的背后，厄普代克试图展现已逝去的或正在逝去的美国主流身份。正是由于兔子系列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正面评价，使得厄普代克深受美国大众喜爱，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民众产生了近半个世纪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兔子形象的构建

“兔子”系列小说以二十世纪50年代末为起点，二十世纪90年代为终结。从一个美国男性白人的视角进行叙事，叙事的角度显然与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这种吻合恰恰是和“兔子”的传统叙事身份有关联的。“兔子”的生命主线勾勒出一种美国社会的理想人生——由学生时代的体育明星到差一点成为朝鲜战场上的军人英雄形象，再到成功的汽车商人。“兔子”虚构的一生缔造了40年来美国的神话传奇。作为非传统式英雄的“兔子”，在新时代重新谱写了美国梦的传奇。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然是负载着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复归，同时显现了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重构。

“兔子”这一人物是在《兔子，跑吧》中第一次被厄普代克创作出来，“兔子”形象的最初建构借鉴了当时盛行的“垮掉的一代”所宣扬的反主流原型。“垮掉的一代”用旅行、同居、吸毒等行为来对顺从、技术和现代化进行批评，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控诉。然而厄普代克却巧妙地引入“垮掉的一代”无法解决的现实社会遗留问题进行诘问。厄普代克提及写《兔子，跑吧》的最初目的时指出:跑了之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①“anti－ On the Road.It tried to say，yeah，it’s nice to get out on the road，but you tend to make a mess of the people you leave behind.That freedom carries its own cost?in Rabbit Tales:Poetry ＆ Politics in John Updike’s Rabbit Novels，ed.Lawence R.Broer，(Tuscaloosa，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8)，p.35.从而将反社会主流思潮转移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考中，完成了对“垮掉的一代”的解构任务，从而建构了“兔子”的社会主流形象。正如“兔子”回家看到生活的平淡单一之后，采取的反传统行径——离家出走。此刻离家出走的“兔子”看似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所标榜的“垮掉的一代”流浪形象，其实则不然。“兔子”在出走之前，刚刚在街头打了一场代表美国大众运动的篮球，之后厄普代克借助哈里妻子之口对其进行描述，“老天爷!你不喝酒，这会儿又不抽烟了，你是要干什么?当圣人吗?”②约翰·厄普代克:《兔子，跑吧》，刘国枝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9页。此刻的“兔子”戒掉了酒又把烟戒掉了。兔子的形象就此建立:一个健康的、无不良嗜好的、略带洁癖的传统正面人物。这种形象却是极具讽刺意义的，带有一种清教徒式的对时下主流意识的内涵诉求。这与“垮掉的一代”中群居、酗酒、吸毒的形象形成了极具鲜明的对比。“兔子”出逃的形象是反传统的，但有趣的是，“兔子”在出逃之后与妓女鲁斯的同居生活却又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建。“兔子”的形象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寂静五十年代”里的精神世界空虚的境况，也是以六十年代时代转型为现实依据，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思考。同时也是“垮掉的一代”运动思潮过后带给传统社会的启示意义的文学体现。厄普代克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垮掉的一代”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回归传统的握手言和，试图掩盖当时二战后的伤痛和经济高速发展之下的通货膨胀以及苏联大国威胁。与此同时借宗教作为突破口，展现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困惑，为反叛的“垮掉的一代”的妥协找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

二、黑人权力运动的改写

二十世纪60－70年代，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如火如荼。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痼疾，作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厄普代克在“兔子”系列小说中理所当然地会反映自己的观点和白人社会的主流意识。

由于政治题材的敏感性，厄普代克有效地将“兔子”置身于一个“外太空”的环境下讨论黑人权力运动。在“兔子”系列中，黑人权力运动仅仅在《兔子归来》中有所提及并在后续的“兔子”系列中将其一笔带过。从表面上看，《兔子归来》是一部涵盖60－70年代美国焦灼于越南战争的历史，但与之同一时空的是规模宏大的黑人权力运动全面展开，遍及整个美国。而厄普代克对“兔子”身份的建构也借助于更多的“他者”使其丰富化。作为“兔子”所代表的白种的“他者”——黑人，成为“兔子”系列中美国历史的主流叙事的重要载体。如果说在《兔子，跑吧》一书中，“兔子”形象的塑造和与50年代末回归传统的意识与非主流思潮的握手言和是以极其温和而隐秘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在《兔子归来》中，“兔子”的政治立场就显然要激烈和强硬得多了。同时通过对小说的细读分析不难发现，厄普代克巧妙地借由“兔子”当时的报纸排版工的工作性质来描写黑人运动，他并没有亲历运动现场，而是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带有侮辱性词汇的标题来叙述人权运动中的黑人权力运动。这有力地佐证了厄普代克利用“兔子”的形象来反映当时白人社会的主流意识的意图。

在这部小说中，黑人角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兔子”的同事，同样是印刷工人的布坎南是一个毫无新意的格式化了的传统黑人形象。并被吉尔称之为“汤姆”③汤姆这一形象源自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黑人汤姆，后指称逆来顺受的黑人。，虽然兔子觉得黑人不容易沟通，但布坎南却向“兔子”伸出橄榄枝，以一种友好和善的态度对待白人。厄普代克在酒吧桥段中试图构建出一个黑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白人成了要被随意接纳或排挤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布坎南变成了在这个黑人社会中“贩卖”白人吉尔的黑人“奴隶主”。在厄普代克的笔下，在黑人权力运动盛行的60年代，仿佛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藩篱是由黑人自己所建构的。白人变成了需要援助的少数人种，从而抹杀掉了悲苦的黑人同胞受奴役的屈辱历史和依旧得不到的公平人权的现状。

而另一类黑人就是以斯基特为代表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新黑人形象，是黑人权力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兔子”问及斯基特的姓氏时，斯基特的回答为“X”，“X”是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给自己起的姓氏①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归来》，罗长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59页。。可见斯基特是赋予黑人领袖身份的，但这一身份在厄普代克的笔下被巧妙的扭曲变形。作者没有对新兴的黑人领袖寻求平等的努力给以正面评价，而是透过斯基特这样一个极端的、有妄想症的、吸毒的、纵欲的形象来描绘黑人领袖，让其来领导一场想象中的荒谬的黑人革命。借吸毒后出现幻影的斯基特之口宣读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宣传书籍。此时呈现出来的黑人革命理念显得可笑和荒唐，似乎带有明显的幻想色彩。而斯基特唯一的革命行为则要算他在“兔子”面前强行与吉尔发生性行为，这似乎折射出革命胜利后黑人将要试图以具有侮辱性的暴力行为统治白人。而妄称“黑基督”的斯基特也变成了摧毁白人社会原有的宗教秩序的威胁。而“兔子”也因为收留斯基特使得房子被烧毁，吉尔被烧死，这似乎也印证了黑人权力运动带给白人的是毁灭性的灾难。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兔子”偷偷地给斯基特钱并放走了他。黑人权力运动变成了荒诞的无情无义的邪恶行为，而白人却成为了真正的救赎者。两相参照，便无疑成了白人主流社会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胜利与赦免，从而完成了对美国白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名。

三、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写

“兔子”系列小说充当着大众文化版的美国当代史。而一如作品成功地从50－60年代的历史中抹去了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痕迹，同样作为文化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也被厄普代克巧妙地曲解和改写。厄普代克甚至曾被女权主义者质疑为厌女症作家。不管厄普代克在对女性描写中是否具有厌女情结，不可否认的是他塑造的主人翁“兔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大男子主义者。正如作者自己在一次采访时所说，“我是一个在特定时代出生的白人，可能与那些和我的年龄职业相仿的人一样，有一些性别歧视思想。但我不认为自己讨厌女人。正相反，聪慧善良的女性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同情女性现在的处境，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描述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困境。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实行家长式的独裁。他们这样做或许是正确的。为什么我一直在写哈里这个大男子主义人物?原因就在于此。”②参见 http://www.salon.com/08/features/updike2.html

通过细读整个系列小说不难发现，“兔子”与女性尤其是与妻子詹妮丝的关系，是承载着重写美国女性解放运动历史的重要载体。新女权主义盛行于60年代，而在刻画60年代风貌的《兔子归来》中，“兔子”的妻子詹妮丝摇身一变成为了新女性，从传统的家庭主妇形象中走出的同时也从传统家庭里出走。然而在外出工作，勇于追求爱情的解放道路上，詹妮丝并未获得解放，而是成为了反叛社会主流的迷途者。她寻求爱情，却成为因抛弃儿子和丈夫而被社会舆论谴责的对象。与此相反，在主流社会的谴责声中，“兔子”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并试图掩饰詹妮斯不忠的罪行，化身为社会主流与反主流的调节者。詹妮丝出走之后“兔子”所构建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典型的父子单亲家庭。这显然负载着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复归。不轨的女人被放逐，父亲的权威和亲情被强化。而当出走的詹妮丝最终被情人查理抛弃，再次回归家中时，只有作为美国传统价值负载者——女性的丈夫——才能提供给女性一个最终的归宿。毫无疑问，“兔子”最终对妻子的收留完成了对解放道路上失败的女性的救赎，这无疑宣告了主流社会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胜利。而在这部作品中的另一个新女性形象，即吉尔，经历了从离家出走到被黑人殴打，沦为色相出卖者，再到最后的惨死异乡，都似乎印证了60年代盛行的妇女解放并不能给女性带来她们向往的解放和新生，而只能是让她们走向堕落与毁灭。女权主义者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叛逃，使她们成为这场运动的制造者和受害者。

从许多方面讲，女性解放运动都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个性解放运动十分相似，但却有一个根本区别，即它的成功性。女权运动也许未能实现其所有目标，但它从根本上永久性地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使得“兔子”系列在随后的20年中，对女性解放运动流露出畏惧之情。厄普代克无法再次无所顾忌地抹去整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痕迹，然而却巧妙地利用了父权秩序实现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述。

如在《兔子歇了》中，詹妮丝一改过去作为男人附属品的家庭主妇形象，在看过电影《打工女郎》之后，义无反顾地听起了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的课，打定主意要当个打工女郎。然而，就在这个时期，新右派保守主义倾向回潮，大量负面新闻指责女性工作破坏婚姻家庭生活，照顾孩子失职。厄普代克正是巧妙地借助纳尔逊吸毒致使家族产业败落来责难詹妮丝。詹妮丝对儿子的放纵和忽视，使其挑战“兔子”的父权地位，美国主流家庭传统价值就此受到挑衅，最终纳尔逊却得到了企业破产和妻子背叛的下场。由此看来，詹妮丝的女性解放之路在父权秩序下再次崩塌。

此次男性社会对女权主义的逆动中，最主要的事件当属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失败。里根和老布什坚决支持婴儿生命权，甚至在1989年1月23日，老布什总统打电话给生命大进军运动致辞，称堕胎合法化是美国的悲剧。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兔子”早在50年代末就是婴儿生命权的拥护者，曾经在《兔子，跑吧》中乞求情人露丝将孩子(即后来出现的安娜贝尔·拜尔)生下来。在“兔子”系列的后几部中，厄普代克用安娜贝尔·拜尔的生命存在有力的声援了生命权，而后者在《怀念兔子》中的认亲行为则是对美国主流社会所标榜的亲情价值观的有力捍卫和回归。

安娜贝尔·拜尔是“兔子”系列之中唯一一位妇女解放运动所宣扬的完全的独立女性。她是一名注册护士，39岁仍然未婚，是不依附于男性的新女性。然而深受精神分析影响的现代美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心理分析产业。在还原出安娜贝尔·拜尔曾被养父性侵犯的童年记忆之后，个人创伤赦免了社会责任，掩盖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理论对个体的影响，于是人们行为的社会性内涵就此被抽空。同时也为社会意识形态对成年人的影响提供个体化了的所谓的童年阴影的借口，这位新女性的代表变成了深受童年创伤而惧怕婚姻的“个案”。显然最终的寻父旅程破除了尘封多年的坏爸爸记忆，当纳尔逊口中“兔子”的好爸爸形象彻底取代了给了她生命污点的继父的形象，填补了其生命中父权的空位。这样，死后的“兔子”依旧在人们的回忆中完成着反主流与主流的调和。厄普代克隐晦地再次将女性的独立人格改写为具有自毁性倾向的悲剧。通过对童年噩梦的解析，对安娜独立个性的社会成因进行改写，最终纳尔逊以父之名将儿时的朋友比利·福斯纳希特介绍给安娜贝尔·拜尔，并使他们终成眷属，从而完成了主流社会中父权秩序下对失败的女权者的救赎。

四、美国意识的彰显

整个“兔子”系列小说完成不久之后，厄普代克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如何给“兔子”写墓志铭时回答道，“这儿躺着一个美国人——差不多就这样，含糊一点。”“他在军队干过，想上朝鲜战场，在越战时也持强硬态度，他为美国的航天技术自豪，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心灵深处老是用所谓美国式的自由这一概念为自己辩护，这种美国式的自由是同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对比十分明显。”①约翰·厄普代克:《兔子为什么非跑不可?》，张煤译，《外国文学》1992年02期，第81页。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兔子”不可推卸成为美国人的代言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以美国意识和精神来捍卫主流社会价值。

纵观“兔子”系列不难看出，作者有意地避开了关于“兔子”真正成长的个人传奇故事，也没有对历史事件采取传统的宏大叙事。尽管厄普代克一再强调“我的描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小说要比历史书里的历史还要多。”②Plath James，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56.但是这种历史却是以一个个插入式的碎片记忆化了的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显然，厄普代克并没有使文本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将历史事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催化剂”，提高了社会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化学反应效率，成功的隐蔽了作者真正的社会诉求。

如在《兔子归来》中，整个小说弥漫着媒体对1969年6月的阿波罗11号火箭发射的跟踪报道。客观的登月事件的政治意义却在于对弥漫在60年代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巨大胜利，突出了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同时也是对美国身份的最好认同。在这种巨大的胜利面前，“兔子”哈里当然可以将美国国旗贴在自己的旧鹰牌车上，理所应当地宣扬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也使得厄普代克所发表的越战宣言，被有效的佯装在“兔子”个体的爱国行为之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教提供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法化空间。作为被指责是唯一一位支持越战并写有《论不作鸽派》一文的作家，厄普代克借由“兔子”之口论述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是对越南的拯救。“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第二个日本。那就是我们想做的，制造一个到处是公路加油站的快乐富有的国家。……我们正试图牺牲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对外政策，正试图牺牲我们自己好让黄种小子们幸福快乐。……”

如果说作为“他者”的敌对国家的形象玷污，是提供“兔子”对自己国家的良好意识的外在条件的话，作为美国人的身份优越感则是“兔子”美国意识的主导因素。在政治文化极端混乱的美国20世纪后半叶，经济长期衰败，日本、欧洲等新兴竞争者出现，石油危机等让战后具有优越感的美国人惶恐不安。此时的美国大众文化迫切需求重新树立美国意识和自我认同。而《兔子富了》的成功之处正是立足于中产阶级的幸福感，在“唯我十年”中，“兔子”关注的是自己作为美国人的个人优越感，加入飞鹰俱乐部，到波科诺斯湖度假，购买了自己的新房子，从而提供了“美国梦”的现实版本。“兔子”从失败的销售员，到被解雇的蓝领印刷工，再到富裕的汽车代理商，实现了从贫穷到富有的“美国梦”。《兔子歇了》中“兔子”的形象极为明了地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当在花车游行的队伍中，“兔子”扮演着山姆大叔形象，成为美国拟人化形象的体现者。作为美国主流社会代言人的身份也就此和盘托出。

“兔子”系列小说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形形色色的生活化情景背后隐藏着时代意识形态特征，承载着新主流意识的建构。“兔子”历经近半个世纪，完成了一次次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功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