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现品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叙事声音是指叙事作品中以故事讲述所透露出的叙述人对事物的特定认识、立场观念或情感态度，“我们翻开某一篇叙事文学时，常常会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存在，一种是事件本身的声音，另一种是讲述者的声音，也叫‘叙述人的口吻’。叙述人的‘口吻’有时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①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页。浦安迪这里所说的“叙述人的口吻”就是叙事声音。叙事声音制约着叙述过程与所叙述的事件、场景、人物等，并和事件本身的声音一起构筑成小说的内在思想意蕴;叙事声音的发出者是叙述人或讲述者，叙述人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达的方式和参与程度，决定了叙述人的认识、判断。

叙事声音作为叙述人传达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不可避免地与文学内部结构以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作家的文学观念及自我身份意识等相关联;而当代小说所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六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有时甚至全然相反: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一体化”到“多元化”、从“革命的文学家”到“自由的撰稿人”……所有这些变动无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想象方式，当然包括作家的叙事立场、意图取向，并进而波及到文本中的叙事声音，因而中国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演变路径也表现为从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呼应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揭秘。作为当代小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创业史》是十七年时期的典范之作，《白鹿原》被誉为新时期“最厚重也是最负盛名的作品。”②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两部作品都以陕西关中平原的农村生活为表现对象，叙述了很多共同的感性生活形态，如生老病死、恩怨相报、生产致富、婚丧嫁娶等，又都以普通农民的文化心理、社会处境及其精神状态为艺术焦点;但这些相似或相同的民众生存状态，在不同性质的叙事声音的传播下，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蕴，传达给读者的意义也相差万里，清晰地体现了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

一、经济贫困的根源:私有制和土地有限

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无法带来生产力的长足发展，造成了中国长期的贫穷和落后;此外，科技的不发达状态、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多子多福的伦理观念等都使农村停滞于贫困;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关中农村，由于旱涝灾害、战争内乱的影响，百姓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而在《创业史》、《白鹿原》中，农村经济贫困的根源及其解决方式则由于叙事声音的不同而显示出迥然相异的面目。

《创业史》的重心在于正面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着眼描写关中农村的贫困，但叙述人对人物、细节的传神描摹使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蛤蟆滩农民生活的贫苦状况:且不说孩子多、土地少的任老四贫困到买不起新农具，搭不起草牛棚，一家大小和小黄牛犊挤在一个草棚屋里;即使是村里的能人富户郭振山也是省吃俭用，郭世富因划定成份的事答谢郭振山，给他送来一封点心，一斤酒，一包挂面，结果却是“郭振山舍不得喝那一斤酒。下一个黄堡镇集日，他叫老二振海拿到集上卖了，给牛买成缠绳和套环。”①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75页。再看一心想着创业却始终贫困的梁三，“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材和砖瓦了，自己仍然独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②柳青:《创业史》，第3页。他的梦想是穿三层新的棉衣。还有穿着开花烂棉袄的高增福，也因个人创业失败，一直处于贫困之中，“他只好和另外三户贫农伙使一头牛，一户一条牛腿地对付着种地。”③柳青:《创业史》，第83页。叙述人设置的种种情节意在表明，即使是那些发家有望的农民，要想单门独户地发家致富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而将读者关注的重心和理解的维度引向对土地所有制的反思，认识到农民一直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面对贫困，面对经济不发达，《创业史》积极推进合作化政策，走集体致富之路，根据叙述人的情节安排，经过一年的奋斗，梁生宝的互助组成功了，粮食平均亩产是单干户产量的两倍，除留足口粮和饲料粮外，还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石，梁三老汉以前从未穿过三层新的棉衣，现在终于穿上了，而且，“在南街十字附近，在供销合作社的烟、酒、醋、酱门市部门前，刚开始舍得吃了的庄稼人，站了一长排队。”④柳青:《创业史》，第562页。通过叙述人的这种讲述，读者可以听到出自其中的认识、判断:农业合作化政策可以使人们逐渐告别贫困走向富裕。塞米利安曾说:“作为事件之间的连接手段，概括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读者可以通过概括的导引，从个别形象到场景，以至普遍意义，对作品将有全面的理解。”⑤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页。《创业史》运用描写和概述的手法显示出直接、外显的叙事声音，表达一种明确有力的主观倾向性，以此引导读者对整个艺术世界的理解:农村要真正摆脱贫困，只有走合作化道路。

与《创业史》不同，《白鹿原》中的经济却是几起几落。“白鹿村的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千人以下。”⑥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90页。收成的好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饥馑、瘟疫时有发生，鹿子霖、白嘉轩两家富户也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显示出一种循环往复、贫困问题不能根本解决的状况。白鹿村的土地只能养活一定的人口，土地就是白鹿原的命根子，人们对土地的深情与熟悉超过了任何其他的事物，鹿子霖和父亲鹿恒泰去挖几代人都没动过的地界石，竟然“只挖了一镢就听到铁石撞击的刺耳的响声，界石所在的方位竟然一丝一毫都无差错”。⑦陈忠实:《白鹿原》，第37页。土地之所以神圣，就在于它和人的生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这种场景描写不仅细致传神，而且具有意义上的生成力量，表达了叙述人的主导认识，使读者认识到白鹿原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土地有限、生存条件恶劣。

在土地的产出有其定量的情况下，白鹿原人便向自我用力，以节俭求生存。在白鹿原，也许财东和雇工有很多不同，但在勤俭节约、尽力维持自己的生存上却毫无二致。如黑娃曾经打工的小财东黄老五，其财产完全是靠劳动和节俭而来，他的劳动在强度上比雇工还要大，吃的饭比雇工还要差，甚至连雇农黑娃都无法忍受他饭后用舌头把碗舔干净的吝啬行为。生存是第一要义，当饥饿严重地威胁生命时，革命、杀人也激不起人们的恐惧与激动，“尽管石印的杀人通告贴到每一个村庄的街巷里，仍然激不起乡民的热情和好奇，饥饿同样以无与伦比的强大权威把本来惊心动魄的杀人场景淡化为冷漠”。①陈忠实:《白鹿原》，第328页。这里，叙述人没有直接议论，而是尽可能地隐藏在故事背后，让读者直接看到人物的行为，借事件本身的声音传达给读者叙述人的态度、判断:白鹿原的财富有限，政治革命导致的重新分配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要想致富，只能像黄老五一样勤俭节约。

同样的贫困，同样的经济不发达，在不同叙事声音的传播下，显示出迥然相异的主题色彩，《创业史》的叙述人传达出这样的意蕴:私有制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废除私有制、搞农业合作化是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办法，梁生宝的成功则证明这是一条可行之路;而《白鹿原》的叙述人给读者传达出的信息则是:土地有限是人们贫困的根源，政治运动无济于事，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勤俭能干。

二、恩怨相报的依据:呼应国家政策和文化心理显现

报答意识的最大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忠为报君恩，孝为报亲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中国人来说，报恩和复仇至关重要。作为当代中国的史诗性作品，《创业史》和《白鹿原》都涉及到了报答行为，但恩怨相报的依据有很大不同。

为呼应国家政策，《创业史》中的恩怨相报和贫富差距、阶级阵营息息相关。先看冯有万的仇恨心态:“饥饿的时候，恨他看见正吃饭的人;寒冷的时候，恨他看见穿得暖和的人;想娘的时候，恨那些跟着妈的娃子……”②柳青:《创业史》，第136页。他的恨源于匮乏，其实他恨的是贫富不均。贫农高增福的行为动机更明晰，由于无法忍受自己与富农姚士杰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仇恨姚士杰，叙述人讲道:“他对他邻居的仇恨是刻骨的，不可调和的。”出于这种仇恨，在土地改革结束之后，仍然时刻监视着姚士杰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代表主任，够他姚士杰受!……姚士杰就同老鼠见猫一般，缩做一团了。高增福看见这个情景，心里多么畅快啊!”③柳青:《创业史》，第88页。梁生宝所仇恨的对象已经超离具体个人，并固定为抽象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闹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④柳青:《创业史》，第260页。至于受惠于党的新政策，既解除了包办婚姻又上了小学的徐改霞，更是对党、党的政策及具体党员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恩之情，“她甚至于觉得，违背了代表主任的意思，就是违背了党的意思，就是忘恩负义。”⑤柳青:《创业史》，第58页。这些对人物恩仇心理的细致描摹不仅形象具体，而且披露出作品的深层意蕴，显示出叙述人的意图所在:私有财产是人们生活不幸的根源，人们仇恨私有制，感激党及党的农村政策，穷人因报答党的恩情、向富人复仇而走合作化道路，报恩复仇的行为动机呈现出一种理性的、可以把握的形态。叙述人强势声音的引导，使读者忽略了恩仇相报的复杂心理内涵，一味地从政治层面加以理解，从而遗漏了多少活脱、微妙而含混的感性生活形态啊!

《白鹿原》的叙事声音比较隐蔽、内在，它很少直接议论，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故事本身的调度组合与对人物言行的直接展示，人物之间的恩怨相报也呈现出更浓的心理色彩。由于白嘉轩归还李家寡妇的田地、视长工鹿三如兄弟、对雇农从不缺斤少两，从而获得了“仁义”的好名声，鹿子霖对此怀恨在心，他对白嘉轩最大的复仇举动便是亲手制造白孝文这个浪子，使其走向堕落的深渊，他强烈的报复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但当白孝文将房屋田地全卖给鹿子霖并沦落为乞丐时，鹿子霖为了表白自己对白家的好意，又推荐孝文去县保安团做事，白孝文为此对他怀有一定的谢意。人物之间的恩怨相报更多地源于个人之间的心理较量，其报答行为也呈现出复杂多样性，并在文化心理的支撑下模糊了是非曲直的判断。

作为儒家文化人格理想的代表，白嘉轩的恩怨报答方式更是耐人寻味。白嘉轩不仅长期关照黑娃全家，而且出资让黑娃上学，黑娃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越发恨他腰杆太直，并在做土匪后让弟兄们打断了白嘉轩的腰。黑娃后来落网，白嘉轩不计前嫌，连夜步行进县城搭救黑娃，其理由是:“孔明七擒七纵孟获那是啥肚量?”⑥陈忠实:《白鹿原》，第500页。鹿子霖落难时，白嘉轩没有利用这个嘲讽他身败名裂的最好时机，“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当即做出搭救鹿子霖的举措，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树立一种精神。……对心术不正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心理征服办法吗?”透过叙述人的这些描写，读者既看到了白嘉轩身上的中国传统道德风范，又明白了人们之间恩怨相报的复杂形态;这种以德报怨正是白嘉轩的处世之道，不仅轻而易举地将对方置于不义之地，而且顺理成章地使自己成了一种精神、人格的象征。白嘉轩真正关心的不是黑娃、鹿子霖值不值得搭救，而是自己宽大为怀的仁义名声。

《白鹿原》中的报答行为，并非简单化的恩怨相报，也不是《创业史》中那种直接对应的阶级恩仇，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人际交往情境和文化心理根源。如黑娃对待白嘉轩，并非表面上看到的恩将仇报，而是以深层自我个性张扬的形式，反抗白嘉轩因经济上的富裕、道德上的优越所给他带来的人格威压。传统的感恩复仇伦理在不同的叙事声音的传播下呈现出不同的色泽、韵味。

三、女性生存状态:倚重社会变革和难逃伦理规范

中国文化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向来是男尊女卑，不仅夫为妇纲，而且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则只能从一而终，特别是那些容貌姣好的女性，更被认为是祸水，“红颜薄命”是最好概括。《创业史》、《白鹿原》作为对中国农民生活众相的展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根源探析。

《创业史》中的女性很多，除主要形象徐改霞、刘淑良、梁秀兰、赵素芳、李翠娥有名有姓外，其余的都没有自己的名字，都隐藏在男性、孩子的名字之后，如生宝妈、改霞妈、郭世富女人、姚士杰妹子、郭振山老婆，这种“无名”状态本身就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贴切反映;而且在贫困落后的年代，她们的生命非常脆弱，梁三老汉的女人死于产后风，高增福的女人死于难产，梁生宝的童养媳因长期的病弱而死。这些故事讲述都在引导读者的认识、判断，即女性在私有制社会，从未获得过人的价值，从未被当作生命加以珍视。她们只能无声无息地活着，忍饥挨饿，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没有人感觉到她们的存在，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内心悲苦。

但土地改革以来，不仅农民获得了土地，而且女性获得了解放。徐改霞解除了包办婚姻，最后“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梁秀兰上了小学，嫁给了抗美援朝英雄;刘淑良解除婚约后积极投入到互助组活动之中，最后与梁生宝走到了一起;生宝妈、改霞妈、赵素芳等也都参加会议学习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改变了妇女被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和私人劳动的状况。《创业史》的叙述人以客观的形象化手段，让大部分女性融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参加社会劳动，表明了这样的主题:随着政治的、社会的变革，性别压制被消除，女性的各种权益也得到了相应保障。

《白鹿原》中的女性也很多，依据叙述人的讲述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处于无名状态的女性，如鹿子霖女人、鹿冷氏、白嘉轩母亲等，仍被封建礼教束缚着，她们一切以男人为中心，勤俭持家，照顾男人、孩子的生活起居，无声地活着而又无声地死去;其中最具典型意味的是白嘉轩的六娶六丧，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女人自身生命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二是反抗型女性，如白灵，从受新式教育、反抗包办婚姻到投身于政治、做党的地下工作，一心改造旧社会、旧制度，却死于党内肃反、死于传统文化心理的作祟。三是美貌而受非议的女性，如田小娥。由于和黑娃的结合不符合伦理规范，大家便口口声声地骂田小娥“婊子”，公公鹿三无法容忍小娥的“恶行”，亲手用梭镖杀死了她，被叙述成“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①陈忠实:《白鹿原》，第352页。“婊子”、“淫荡”、“她死后发出的恶臭”等感情色彩鲜明的词汇与场景集中表达了叙述人对她的感情倾向与价值判断;小娥的下场在这种意义上成了罪有应得。《白鹿原》的叙述人不再将女性的命运悲剧归因于私有制，而是归因于具体女性对传统性别伦理规范的反抗。

《创业史》的人物设置和情节走向表明:女性的生存状态倚重于社会变革，其悲剧命运是私有制带来的，随着私有制度的铲除，女性的生活自然会苦尽甘来。《白鹿原》则从文化视角解读、阐释女性的命运:男尊女卑的传统规范很难打破，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着，即是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威力反抗也难以奏效。

其实，性别压制的原因是多重的，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也有个人性格因素及偶然性，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男权制度及其男权文化。《创业史》铲除私有制的解决办法，可以消除阶级压迫，部分地改变女性的生活，却不能根除女性悲剧命运，最有力的例证便是秀兰的婚姻。秀兰的婚姻是解放前父母包办的，这应是叙述人反对的，因徐改霞退掉包办婚姻得到叙述人的肯定赞扬;但由于秀兰的未婚夫杨明山是抗美援朝战士，秀兰的包办婚姻被普遍认同甚至赞扬;政治身份的荣耀掩盖了包办婚姻的残酷性，不正表明废除私有制度并不必然地消除女性的命运悲剧吗?《白鹿原》对性别压制的揭示虽然更深一层，但女性的悲剧命运并非来源于其美色、抗争，鹿冷氏的命运可以为之佐证:她一点也不淫乱、反叛，安分守己地生活，她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鹿兆鹏，并在鹿兆鹏逃婚的情况下，多年来无怨无悔地在鹿家尽着一个儿媳妇所应尽的全部责任和义务。但她作为女性的基本需要一点也得不到满足，“麦草事件”后其父冷先生为了家族声誉而用药使其变为哑巴，最后她发疯而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同情和赞扬。可见，不管女性容貌是否美艳、性情是否安分，其命运的悲剧性并无太大差别，只不过悲剧表现的具体形式不同罢了。只有根除男权制度及其男权文化，性别压制才能真正消失。

总之，《创业史》中，叙事声音外显而强烈，叙述者对艺术世界中的事件、人物的看法、感情态度比较分明，尤其强调阶级党派上的政治先进性、伦理道德上的纯洁优越性，从而使其中的经济困顿、恩怨相报、性别压制显现出一种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并同步发展的趋向。《白鹿原》的叙事声音虽然比较隐蔽、内在，但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叙述人对艺术世界中事件、人物的看法，即艺术世界中的生死恩怨、贫困挣扎都和传统的历史循环论色调一致、一脉相承。而无论是《创业史》的叙述人发出的政治进化论还是《白鹿原》的叙述人发出的文化循环论，都是时代主流思潮在叙事文本中的一种真切回声;十七年时期，中国是个一体化的社会，包括一体化的文化机制、单向度的社会语境和单纯明朗的社会心理，作家处于社会意识的中心，创作中言说得更多的是权威意识形态，作家及其创作都充满了对社会、对人生的豪迈乐观，因而《创业史》中的叙述人以政治视角为基础，论证政治理念、国家政策的合理性，流露出历史是有规律的、不断发展的观念，并自觉不自觉地叙述了社会是理性地向着一定目标前进的过程。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社会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人们的心态普遍地务实化了;文学领域中，再加上大众文化的日益发展，作家也正由中心走向边缘，即使其创作的题材内容仍属于社会意识的中心，其表现形式也不知不觉地个人化了，显示出历史是复杂、含混，甚至是循环不前的认识;《白鹿原》中的叙述人在展示更加纷繁复杂的生活侧面的同时，传达出历史变革的迂回曲折性特征;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沿革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正体现为叙事声音的递变。黑格尔曾说，艺术作品“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弦所说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发出的呼吁。”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页。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纯自然的、冷漠的客观存在，而是包含丰富情感与思想智慧的主观形式，并不停地向读者的思想和情感发出呼吁，以便引起读者情感、认识上的反应，最终实现小说的精神交流目的。千百年来，文学之所以能对读者的精神世界发生持久的影响力正赖于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