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 北京 100024］

作 者：王秀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教授，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

一

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提出：“那个时代（指1917—1949）的新文学，确有不同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国内地文学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①此即后来被认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的“感时忧国说”。此说也“得到了大陆学者广泛的征引和讨论，甚至成为解读现代作品的一个常用概念”②。

夏志清是从现代小说创作局限的角度提出“感时忧国说”的，他认为中国作家视“感时忧国”为文学革命的前提，“那是自我设置的樊篱，中国作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并因而自外于世界性”。另外，“现代小说家关心的只是改善中国民生疾苦，实现民众尊严的重建，因此他们对于西方的宗教学说或者追求精神超越的文学创作不感兴趣，这导致大多数中国现代小说在精神内涵上的肤浅。”③但中国内地学者对夏志清所言的局限性并未做太多回应，倒是对感时忧国的评价非常认同，并受此说启发，对现代文学发展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学者们普遍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在西方欺凌和压迫下始终贯穿着一种忧患意识，‘感时忧国’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名词。这里的‘感时忧国’是一种担当意识，一种个体对于社会、民众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