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超［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研究界很少有人会直接把汪曾祺和王安忆联系起来。似乎在大家的意识之中，汪曾祺先生作为京派小说的传人，其更多的笔墨是在怀旧的笔调中对故土风俗人情的表现与彰显，而王安忆的主要创作则是从知青文学逐渐转向了对现代都市的文学书写，他们的创作风格迥然有别。但当把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与王安忆的《小鲍庄》相互参照互比，却可从中解读到另一种意味。汪曾祺写于1981年的《大淖记事》与王安忆写于1984年的《小鲍庄》，它们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学界兴起的另一种奇葩。在经历十年的“文革”创伤以后，诸多知识分子纷纷通过文字表达着对那个泯灭人性的时代的伤痛与控诉，以此产生了如火如荼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而他们则是先后把文学的笔端转向了最具有原始感、最鲜活又质朴的地方，在对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人事的书写中，表达了对乡民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状态的关注与思考。这种书写转向，既有两位作家不谋而合的共同追求，亦有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本文则主要着重从文化视角和写作姿态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同曲异调的表现以及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原因。

一、文化视角的共性

这种关注与思考首先表现在文化视角方面。他们都把文化视角转向了民间。民间作为一种叙事空间，也代表了一种叙事立场。民间的风土人情成为作家的创作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