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凡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但对如何界定没有明确说明。国家统计局将其定义为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本文采用此种说法。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但近年来其生存质量堪忧。在压力和诱惑之下，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走上犯罪道路，近五年其犯罪率更是连续上升两成，并且其中过半均属侵财型犯罪。新生代农民工侵财型犯罪已触及社会之痛，但其发生绝非偶然，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剖析其诱发因素、探究防控措施意义重大。

一、模型分析

1、成本—效益模型分析

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经济分析适用于解释人类的全部行为，并认为犯罪是某些人因完全合理的原因而从事的一种职业。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权衡了一定条件下各种不同牟利方式所需的成本和预期获得的收益之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当然，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犯罪行为的前提性要求是，犯罪人是在心态平和与正常的情况下所做的理性犯罪选择，特殊情况下做出的一些不可理解、缺乏理性的激情类犯罪不在分析之列。从经济学角度假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有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侵财型犯罪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同样适用成本效用模型，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犯罪也是综合平衡了各种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