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读书，备受一个疑问的困扰。

陈寅恪先生为纪念王国维先生，先后撰写过两篇文字。在清华大学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所勒之铭文中，先生赞美王国维先生云：“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先生之自杀，系身殉中国文化，此一行为正表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其后，先生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之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聯系到上文，可以说，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具有观堂先生所身殉之中国文化，就集中体现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中。而观堂先生为之殉难，正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陈寅恪先生可能相信，《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然而，这两者难道不是冲突的吗?过去一百年间，从大学者到小青年，无不信心满满地声称，“三纲六纪”是所谓“封建礼教”之核心，是束缚、剥夺人之自由的理念、制度。陈寅恪先生错了吗?这个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而这两段话是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所发表的最为抽象也最为重要的概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