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滨，戚道安

(1.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随着外资在我国持续迅猛增长，大量文献开始关注FDI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溢出方面。外资技术溢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增强R＆D能力以及就业等层面的影响上。由于国内在外资溢出方面的研究尚无统一的定论，因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从研究FDI溢出本身是否存在转向关注东道国经济内部吸收溢出的条件和外资溢出的作用渠道。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经验研究。

国内大部分研究发现，外资在工业部门的正的溢出效应都是有条件的，其作用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制度安排、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自身技术条件、技术吸收能力及市场竞争等因素[1]，还受到区域差异性、行业增长特征和空间相关性的影响[2]。此外，路江涌进一步确认了外资对内企产生负的溢出效应的渠道主要是市场和产品的竞争，而产生溢出效应的关键是内企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吸引外资企业员工的可能性。刘巳洋等[3]考察了地理距离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有助于其周边地区同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对距离较远的企业影响不大。郭熙保等[4]的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大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且FDI的特征会直接影响这种作用的程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