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野，张春兰

(1.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193；2.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5)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公平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文化资本对于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中大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阶层背景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影响越来越大，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另一方面，学院文化资本(特别是高校中优势学院的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学术界中却鲜有研究。为此，笔者拟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家庭和学院两个场域的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的考研意愿。

从20 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教育本身不会消除社会不公平，教育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社会成员间的差距。在这些研究中，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理解为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布迪厄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在研究教育问题后得出结论，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本，而不同的文化资本将深刻影响其学业成就。[1]布迪厄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就是在文化上维持这种不平等，实现阶层差距的再生产。[2]除此之外，柯林斯的“身份文化”理论，[3]科尔曼所著述的《科尔曼报告》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4]

在20 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布迪厄的作品在国内陆续出版，我国学者运用文化资本对教育机会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比如谢作栩、王伟宜通过研究得出：目前各社会阶层子女在拥有多少以及拥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5]徐继岭通过对个案研究得出：文化资本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呈正相关，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对其影响最大。[6]余秀兰进行实证研究后，利用布迪厄等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中国城乡教育后指出：农村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城市文化资本为主导，而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最终形成两个封闭的循环圈即城市优秀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圈，极少农村学生能摆脱农村循环圈。[7]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资本对于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而关于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毕业选择和考研意愿影响的研究较少；对于学院间文化资本的差异和影响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定量研究，但由于文化资本具有一定隐蔽性，要揭示文化资本的深层次影响，还应结合一定的访谈法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结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家庭文化资本和不同学院间文化资本的差异对大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

二、文化资本理论与数据来源

考研意愿主要指大学本科毕业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和想法。根据布迪厄的社会理论，考研意愿也应视为个体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一）文化资本的界定和类型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率先正式提出“文化资本”理论。[8]在他看来，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文化资本定义为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家庭文化资本和学院文化资本分别指家庭或学院对一定数量、质量、类型的文化资源的占有。按布迪厄的相关理论，文化资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本文定义为通过各种教育活动而作用于个体身上的文化知识和素养等，考察的变量有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学校的交流，以及学院组织的学术科研活动、对学生的要求、学院氛围等；二是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本文定义为物质性的文化产品，考察的变量有家庭藏书量，学院的实验室数量、实验器械数量等；三是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本文定义为学院的具体规章制度，考察的变量有学院的保研制度、奖学金制度、鼓励科研制度等。家庭文化资本主要包括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和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两种文化资本类型。而学院文化资本则包括以上三种文化资本类型。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南京某农业院校在校毕业生为研究样本。在抽样时考虑到该农业院校中农学院是教学和科研实力最强的学院，拥有大量的优质资源；而信息科技学院是实力相对较弱的学院，拥有较少的资源，两者具有典型差异性，于是运用随机抽样方法分别选取这两个学院大四学生各120 人，共发放240份问卷，收回2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被调查的228 名大学生中，从性别看，男生127 人，女生101 人；从学院看，农学院调查116 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12 人。

为弥补问卷调查的局限，更深入详尽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具体情况，还从两个学院毕业生中对调查发现的“典型”进行了访谈，共选取6 位毕业生进行访谈。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考研意愿

从调查结果来看，21.2%的受调查者考研意愿特别强烈，25.4%的受调查者考研意愿比较强烈，两者共占46.6%，即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有考研意愿，总体来讲，选取的两个学院考研意愿比较高。按学院来看，农学院考研意愿很强烈的占19.8%，比较强烈的占35.3%，总共占55.1%，有半数以上学生选择考研，考研意愿比较高；而信息学院考研意愿很强烈的占22.7%，比较强烈的占15.1%，两者共占37.8%，考研意愿明显低于农学院。

(二)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的影响

1．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具体化形式的家庭文化资本对这两个学院的影响差别不大，如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农学院中选“父母对自己期望非常高”的占33.6%；信息科技学院中选父母“对自己期望非常高”的占31.2%；但在“父母亲是否经常去学校了解您的学习状况？”选项上，农学院和信息科技学院选“是”的人都不超过18%，表明上大学后，尽管父母亲很关心子女学习，但是父母和学校的沟通都很少；在“您父母是否让您参加过辅导班？”两者差别也都不大，农学院和信息科技学院选“是”的都在30%左右，参加辅导班的人数都不多。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

表1 家长因素与考研意愿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显示，家长期望、参加辅导班次数和对其学习的关心情况与考研意愿的关系不显著，即P(Sig)均大于0.05，即考研意愿和这些因素关系不大。这是因为在大学阶段，学生除了节假日可以回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和家庭父母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受家庭影响比较小。

2．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家庭藏书量与是否具有考研意愿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表2)，两者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Sig(2-sided)=0.0102<0.05)。即家庭藏书量比较多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有较强的考研意愿。可见，藏书量是家庭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考研意愿，这类资本除了让子女直接继承以 外，更为重要的是为子女掌握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提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子女的文化资本，从而影响其考研意愿。

表2 对藏书量与考研意愿之间的显著性分析

在学习性资源的提供方面，两个学院学生的大部分家庭都能提供这些资源，农学院中全都能提供的占47.3%，能提供4～7 项的占38.9%，能提供2～3 项的占14.8%，全不能提供的没有。而信息科技学院情况类似，全都能提供的占52.7%，能提供4～7 项的占29.4%，17.9%的选能提供2～3 项，不存在全不能提供的。因而从目前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家庭都可以提供必要的学习性资源。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显著性较弱，因此这个因素可以忽略。

(三)学院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的影响

1．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就学院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状况来看，本文考察了学习氛围、学院组织的学术活动、老师的专业要求、宿舍活动形式。在学习氛围方面，两个学院存在较大差异。如表3 所示：

表3 学院间学习氛围交叉表%

可以看出，农学院的学习氛围总体上要明显高于信息科技学院。农学院学生受其学习氛围影响，学习较为努力，比如C1-Q8：“我们学院算学风不错的，大家经常自习。”C2-Q4：“我几乎天天在图书馆，因为我感觉不好好学习没出路，而且我同学我舍友都挺爱学习的。我觉得现在我保研了还是保校外就是这个原因。”

在相关活动组织情况方面，两个学院对比如下(表4)：

表4 学院科教研活动交叉表 %

可以看出，农学院组织的学术活动、相关专业实践活动的次数明显高于信息科技学院。

在涉及到学院和老师要求上，两学院对比如下(表5)：

表5 学院专业和老师要求交叉表 %

可以看出，两个学院对暑期社会实践的要求不尽相同，但是差距不是很大；在对专业课程科研能力培训要求上，农学院科研要求明显多于信息科技学院；在阅读相关文献方面，农学院的要求也大幅领先。

在调查“您所在的宿舍课外时间安排情况”这个问题时，农学院中选择去图书馆的有51.8%，去自习的有31.2%，而信息科技学院分别是29.4%和22.4%，可见农学院的学生去图书馆或去自习的比率略高于信息科技学院的学生，这可能是学习氛围影响的结果，农学院的宿舍学习氛围要明显好于信息科技学院。

总之，从总体上来看，农学院的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都明显高过信息科技学院，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提高农学院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科研兴趣，进而影响学生读研和考研意愿。

2．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对这两个学院的藏书量、实验室数量、设备数量等的调查，是以查阅相关资料来获得的。农学院拥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 个研究中心，4 个省部级实验室，其中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4 个省部级实验室都对本科生开放。信息科技学院主要有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教学实验中心、软件工程中心，都对本科生开放，两个学院在这方面差距很大。

考虑到两个学院学科差异较大，不易在问卷中量化，于是访谈中第8 个问题对此进行了集中探讨。

其中农学院具有代表性的访谈如下：C3-Q8：“我们学院主要就是实验室多，而且非常多，质量也很高，比如那个大豆重点实验室；我们经常组织去那个大豆实验室做事情，我现在如果去考研，在实践上肯定不会输给外校。”从农学院的代表性访谈可以看出，农学院的实验室和相关器械很丰富，且实践机会非常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专业兴趣，有利于激发他们读研和考研，并从事相关研究的想法。

而信息科技学院的代表性访谈如下：C4-Q8：“设备和实验室不算多，有一个计算机实验中心，在教学楼，上几门专业课的时候常去，现在不常去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吧。”从信息科技学院的访谈可以看出，与农学院相反，信息科技学院的实验室和相关器械不太丰富，并且学生参与程度较低，同时也对本专业兴趣不足，很少有从事相关研究的想法。

客体化的文化资本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能够供学院的学生直接使用，另一方面为其学生掌握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提供条件。农学院掌握有大量的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资源会促使农学院学生掌握更多的农学知识和技术，从而影响其读研和考研意愿。

3．体制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在体制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方面，本文主要考察了保研制度、奖学金制度、论文发表奖励制度。结果显示，在“您所在的学院保研名额多吗？”这个问题上，农学院的学生有38.3%的选“多，大概全班20%甚至更多同学能保”，选“一般，大概全班10%以上同学能保”的有61.7%，而且选项集中在这两项；而信息科技学院中选“一般，大概全班10%以上同学能保”的学生有47.8%，而选“很少，大概也就1～2 个名额”的占52.2%(表6)。

表6 保研名额与学院交叉分析表

可见，农学院的保研名额普遍多于信息科技学院，在这点上两学院差距很大。根据访谈，笔者了解到，保研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学生读研意愿，比如C1-Q9“保研机会很多，只要努力学习，就能保研，从事相关研究和学习，我感觉能达到学术型学院的要求吧。”即便保研名额多，也有学生表示考研意愿不受影响，如C3-Q10“我们班是强化班，保研名额特别多，机会是百分之七十吧，但是只能保本校，我今年考了研，考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目前在等结果。我觉得，读研还是有利于自身发展的。”

在“您所在学院给你们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多吗？”这个问题上，农学院选“多，基本上每个班大概有5～7 个人能拿到”的占22.5%，选择“一般，大概全班3～4 个人能拿到”的占49.3%，剩下28.2%的人选“很少，也就1～2 个名额”；在信息科技学院中，选“一般，大概全班3～4 个人能拿到”的占67.3%，选“很少，也就1～2 个名额”占大约32.7%。可见，农学院奖学金名额多于信息科技学院。奖学金是一项激励制度，奖学金越高，肯定越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促进学生愿意将精力投入到本专业的科研和学习中。

表7 奖学金与学院交叉分析表

在“您所在的学院在制度上鼓励同学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吗？”这个问题上，两者差距不大，选第一项都在59%左右，选第二项都在20%左右，由此可见，两学院鼓励发表文章奖励制度类似，因此此要素不能作为两学院文化资本差异的考察点。

从上可明显看出，两个学院在保研制度、奖学金制度上差异很大，农学院的保研几率以及获得奖学金的几率都明显高于信息科技学院。保研制度、奖学金制度可以作为一项激励体制来激发学生读研和考研欲望。这种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依靠学院的权威确立起来，对于促进本学院学生增加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进而生出考研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四、结论及其启示

1．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教育行动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它把过去继承下来的文化代代传承下去并再生产出符合自身阶层需要的文化和利益，比如家庭通过其教育行为把家庭文化资本传承给下一代，并且把下一代塑造成拥有符合自己(家庭成员)阶层的相应的“惯习”。不同阶层间存在着不同文化资本的差异，当父母及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时，家庭试图通过自己的教育行动来强化自身的阶层地位，并按自己阶层的“惯习”对子女进行塑造，“惯习”在认知、构建、维持着家庭甚至整个所在阶层的“场域”。[9]

从本次研究可看出，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有一定的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期盼、沟通，对学习的关注会影响子女的考研意愿，比如访谈中的C4-Q10：“我觉得考研究生还是机会多一些，我家人也这么对我说”，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在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家庭藏书量，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学习性资源都能得到提供，因而没有显著影响考研意愿。

综合来看，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有一定影响，就问卷中考察的各要素来看，在家庭这个场域中，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影响最大。

2．学院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布迪厄始终关注“学术场域”问题，学术场域中的权威在于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学院文化资本对大学毕业生考研意愿影响大，其影响力显著大于家庭文化资本。可能是由于在大学生活中，学生主要受学校和学院影响较大，而相对受家庭影响较小。而在调查对象院校的学术场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学院，他们凭借着历史和现实条件占有大量文化资本，处于学术场域的权力主导地位，而其他学院则处于从属地位。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农学院这个场域中，学院为了维持其自身利益，通过运作三种文化资本进行场域维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目前农学院的现状，促进了其学院发展。文化资本对学院学生的这种作用，可以理解为布迪厄提到的一种“符号暴力”，即凭借自己这种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一方面促进学生努力学习，考取研究生，另一方面促进农学及相关专业的科研进程和学科发展。而其他学院，因为占有少量的文化资本，在该校的学术场域中处于从属地位，直接导致这些学院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劣势，更加不利于这些学院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来改善条件。最终，这些学院和农学院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如在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方面，农学院不论是学习氛围，还是学术氛围，以及学术活动的开展，专业和老师对学生的科研要求都明显强于信息科技学院。良好的学习和科研氛围有助于提高学生专业兴趣，促进学生努力学习；而科研活动的举办，以及专业在课程上注重对科研能力要求等这些举措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兴趣，从而促进考研意愿的增加。在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方面，农学院要明显高于信息科技学院，它与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相互促进，共同激发了学生的考研意愿。在体制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方面，农学院的保研名额明显多于信息科技学院，尽管过多的保研名额会使一部分优秀学生降低考研意愿，但毫无疑问会激发其他学生的考研意愿；同时农学院的奖学金数额多于信息科技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激发学生们学习意愿。

总之，在农业院校中，相关农业优势学科和学院占有大量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会促进它们更好的发展，而其他学院和它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不利于这些学院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农业院校对这些劣势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弥补这些差距，不然不利于促进农业院校多学科协调发展。

[1]陈旭峰．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分流教育——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启示[J]．教育学术月刊，2010(7)：3-5．

[2]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11．

[3]李为民．文凭的花环与文化的荆棘——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基层化的历史社会学》评价[J]．内蒙古教育，2010(21)：57-59．

[4]朱家存．教育平等:科尔曼的研究及其给我们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3(12)：23-26．

[5]谢作栩，王伟宜．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2)：66-74．

[6]徐继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0：5-37．

[7]余秀兰．文化再生产——我国教育的城乡差距探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18-32．

[8]薛晓源，曹荣湘．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43-49．

[9]杨善华．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