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翎

商鞅的变法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免而无耻”。

商鞅由魏入秦，为秦孝公主持变法，致秦国富强而死于非命。司马迁《史记》为商鞅立传，不讳言他的政绩，却对他的为人为政颇有微辞，批评他“刻薄”、“少恩”，非常耐人寻味。

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

关于商鞅为人的刻薄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人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