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军 李培甲

一、杜甫诗歌及其英译

杜甫 (712－770)字子美，世称杜工部、杜拾遗，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李白并称为“李杜”。杜甫的诗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杜甫被尊为“诗圣”，他忧国忧民，其诗歌也流露了诗人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深热爱之情。“现在能看到的杜甫的诗有一千四百多首，数量可谓不少;这一千四百多首诗分别作于杜甫一生的各个时期，历时三十余年，时间可谓不短。数量多、历时长，其中思想内容的多样、复杂、矛盾也是可以想见的。”(丁启阵，1999:1)其中著名的有“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 (《新婚别》 《垂老别》 《无家别》)、《兵车行》、《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登高》等。

千百年来，杜甫的诗不仅在国内广泛传颂，也漂洋过海传到了英语世界。1898年，翟理斯 (Herbert A.Giles)的译作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出版，包含杜甫诗十首。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弗莱彻 (W.J.B.FLETCHER)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该著作的介绍 (INTRDUCTION)之后有一首作者自己1917年作于福州的诗TO LI PO AND TU FU，表达了他对两位诗人的崇敬之情。该书杜甫诗选部分包含杜甫的诗《后出塞》、《石壕吏》、《兵车行》、《绝句》、《春夜喜雨》等45首 (见该书P48－119)，该书以汉英对照形式出版，并且包含简单的注释，这便于西方读者阅读、理解，这是第一次大量地以英语译介杜甫的作品。1925年弗莱彻出版了MORE GEMS FROM CHINESE POETRY再次选译杜甫的诗30首。之后，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和汉学家开始从事杜甫作品英译的工作，例如艾思柯(1921)、石民 (1933)、王红公 (1956，1970)、路易·艾黎 (1962，2001，2006)、霍克思 (1967)、吕叔湘 (1980)、许渊冲 (1984，1988，1994，2000，2008)、王佐良 (1989)、徐忠杰 (1990)、魏博思(1991)、郭著章等 (1994，2008，2010)、孙大雨 (1997，2007)、王大濂 (1997)、吴钧陶 (1997)、杨宪益和戴乃迭(2001)、高民 (2003)、唐一鹤 (2005)、曹顺发 (2007)、龚景浩 (2006)、赵彦春(2007)、张廷琛和魏博思 (2007)、华兹生 (2009)等等。这也反映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译者对杜甫作品英译产生了兴趣。

二、杜甫诗歌英译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杜甫诗歌的英译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发表和出版了有关杜甫诗歌英译研究的相关论文。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杜甫作品英译研究现状，我们以“杜甫”为题名、关键词和主题 (并含“翻译”和“英译”)在中国知网 (CNKI)上对1978－2010年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剔除与杜甫英译研究无关的论文，共得到论文82篇;同时我们也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杜甫翻译”和“杜甫英译”进行了检索，剔除无关论文后，共得到论文57篇，排除重复论文，两者总计103篇。此外，我们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资料中心查到硕士论文1篇，论文集论文8篇。总计112篇①。具体统计信息见表一。

表一 杜甫诗歌英译研究论文历年发表数量统计

通过表一可以看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的论文问世。21世纪以来，关注杜诗英译的学者更多。2008年达到16篇，2009年20篇，2010年22篇，仅2010年一年的论文量就超过20世纪之和 (18篇)。可以预见，今后会有更多的译者和学者从事杜甫英译的研究工作，将杜甫英译研究推向深入。

三、分类研究

笔者仔细地研读了相关论文，将这112篇论文分为六大类:中国诗歌翻译研究中涉及的杜诗英译研究、针对具体诗歌的研究、综合研究、译者研究、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具体的分类的统计信息详见表二。

表二 杜甫诗歌英译研究按角度分类表

1.中国诗歌翻译研究中涉及的杜诗英译研究

在研究中国古诗中的论文中，特别是唐代诗歌的英译研究的论文中有不少涉及杜甫英译研究的内容，故而将其单分一类。这些研究一共有22篇论文，比如魏瑾(2009)指出李白和杜甫的诗歌风格不同，各有特色，“两人的诗篇都表现一种傲骨、壮志、忧思、报国的情怀”。两人诗歌根据创作需要，句式章法灵活多样，相应的举例提出局部顺译和句式替代的翻译方法，已达到与原诗相同的效果;两人诗作讲究练字，译者译诗也应该抓住诗眼，准确无误地再现诗意，以达到传神达意和生动可读;“李白、杜甫在作诗中尤其注重意象的经营，翻译其诗也必须深入研究诗人的意象构建策略，才能探索诗人的精神世界，窥测诗歌只字片语中流露出的感情，从而再现其诗歌的文化精神。”该文还在“象”示“意”法 (意象保留法)、去“象”存“意”法 (意象解释法)、意象转换法、直译——增补法、省略法、拆字法等方法基础之上，提出了意象修饰和化隐为显的翻译方法。该文较好地概述了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曹山柯等 (2006)指出中国古诗词富含隐语，象征性和朦胧模糊的语言，词义变化多样、比较灵活，是翻译的障碍。文章以杜甫《丽人行》里的“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为例进而加以说明。两句含有隐语以折射杨国忠兄妹，但是这很难以相应的隐语形式译成英语;作者还以杜甫《春望》中的两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为例证，分析了杜甫的感情的模糊性，并寄托于花和鸟，这种情感较为模糊，也成为译者翻译的障碍。中国诗词受到佛家和道家思想影响，饱含禅意，这造成了其模糊性和翻译的障碍，该文最后分析了存在可译性障碍的三个原因:形式方面存在着可译性障碍、风格方面存在着可译性障碍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可译性障碍。该文对中国古诗词的模糊性和可译性障碍进行了较为全面地举例研究分析。

2.针对具体诗歌的研究

在这112篇论文中针对具体诗歌的研究论文为47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它们研究的主要是杜甫诗歌名篇的英译，例如《登高》、《月夜》、《春望》等等，包含诗歌单个译本的分析评价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具体诗歌数量统计见表三。

表三 具体诗歌英译研究数量统计表

《江南逢李龟年》1《绝句》1《旅夜书怀》1《漫兴》1《梦李白》1《蜀相》1《闻官军收河南河北》1《赠卫八处士》1

通过表三，我们可以发现《登高》的英译研究论文数量最多，达到18篇，《月夜》为7篇;《春望》为6篇，下面我们选取部分英译研究的相关论文加以概述和分析。

(1)《登高》的英译研究

关于《登高》的英译研究的18篇论文的研究角度包括:从结构主义翻译观、从形式结构与认知意义、译文对比、译文评价和“三美论”等，不仅包含分析一种译文的论文，还有对比分析两个或者多个译文的论文。

郑延国 (1995)对比分析了许渊冲、章学清、弗莱彻、Witter Bynner、杨宪益等五个不同译文，他认为五种译文译法不同，既达意，又存形。他以“万里”为例，认为许译译作far away from言简意赅;章译apart from home加上so far and long“远离故里，久居旅途的意味便跃然纸上”;Bynner不拘泥于原诗， “带有几分质朴”;弗莱彻的译文谨慎、流畅练达，具有一定的深度;杨译的all around与“万里”异曲同工。他还分析了异彩纷呈的“悲秋”和“百年”句的译法。最后还举出具体例子指出了五个译文未尽人意之处:一是有误，一是过实。

姚俏梅 (2010)分析了《登高》原文，该诗的创作时代背景和结构，而后对比分析了弗莱彻、Witter Bynner和许渊冲三种译文。她认为“三种译文都没有保留原诗的格律形式，反而是每一种译文都力求各树一格，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她指出在翻译首联之时，弗莱彻的译文保留了原诗的意象;许渊冲的译文类似弗莱彻的译文， “表现为单句内的照应，头句侧重中间押‘s’韵，旨在达到音律美、形式美”;Witter Bynner的译文以散文的形式去翻译节奏和韵律，将两个意象杂糅再一句话之中。在分析颔联时，她认为三位译者可能只是注意形式，不注重意义，弗莱彻的译文不简洁、臃肿，可能是模仿19世纪的拟古风格，使用过时的短语，不符合现代作者口味。本文的可贵之处是给出了自己的译文，这种务实的研究态度值得提倡。

(2)《月夜》的英译研究

吴欣 (2005)对比分析了《月夜》路易·艾黎和许渊冲的两种译文，他认为路易·艾黎的译文有其可取之处，基本做到忠实于原诗内容，做到了意美，但却未能达到形美和音美，且有凭空添加两句诗，全诗增加的行数过多等不足，“而且原诗固有的由平仄和尾韵构成的很强的音乐感荡然无存”。许渊冲先生的译文相比更加贴近于原诗，“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在意美方面，许译三处优于路易·艾黎的译文，即:称谓 (合理选择译作第二人称)、情景 (用would表明是诗人的幻想)、遣词(推敲选择增加full);在音美方面，许译“第一、二句的tonight，bright，第三、四句的 dear，here，第五、六句的 seems，moonbeams，第七、八句的 side，dried符合英语诗句的韵脚，且大部分节奏为抑扬格，读起来铮铮有韵、朗朗上口，因而产生了译诗讲求的‘音美’”;形美上，许译更加接近于英诗的格律。同时，也指出了许译的一些问题:译文不够精炼、不全是抑扬格和部分诗句不易为外国人所理解。总之，该论文概括较为全面，不仅指出了许译的优点，还指出了一些翻译的问题，路易·艾黎译文也有一些它独特的特点，值得吸收借鉴，遗憾的是对路易·艾黎译文优点提及太少。

(3)《春望》的英译研究

有关《春望》的六篇论文分别从及物性角度、 “三美观”角度、目的论角度、复义研究比较、移情手法英译处理和错误分析等视角进行了研究。

邹湘西 (2010)利用韩礼德的及物性理论，将原诗划分为12个小句，加以标号，并标注关系过程、存在过程、心理过程、行为过程、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为了比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如何理解和翻译诗歌，对比分析了路易·艾黎、许渊冲以及杨宪益等的译文的及物性过程。 “感时花溅泪”原句包含心理过程(感时)和行为过程 (花溅泪)，路易·艾黎译文漏译了“感时”这一过程;采取了意译的方式翻译‘花溅泪’，用物质过程将“tears”改译为“a flood of sadness”，“较多地更改了诗人的本意，使读者无法体会诗人悲痛的程度”;许渊冲的译文“使用了行为过程，还原了诗人悲痛难抑，老泪纵横的愁苦”，且与原句相对应，隐去了心理过程“grieved”，较好地译出了原句的意境;杨宪益的译文使用了行为过程，类型与原句保持一致，但是没有很好地理解原句，把“感时”译为“flowers”的环境成分，属于误译。通过对这首诗的及物性分析，她“发现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个小句时，会选择不同的及物性过程来阐释自己对原句的理解，而不同的过程类型又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效果”，同时建议“在古诗英译的过程中，如果能考虑到原诗的过程类型并思考采取何种过程类型才能与原诗达到最大程度的契合，将会更好地译出原诗的意境”。本文的研究角度较为新颖，值得尝试使用，并进一步检验其可行性。

胡梅红 (2007)以新批评派代表人物IA理查兹 (I A Richards)的“细读法”和威廉·燕卜荪 (W Empson)的复义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春望》为例分析了题目“春望”的三个含义(“望春天”、“春天从远处眺望”和“春天的景色”)以及三个相应的英译文(“Looking Out on Spring”，“Spring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和 “A Spring View”);并且对全诗的复义和五个英译文②进行了对比分析。她指出“对首联中‘草木深’的复义处理，译文3和4较贴近原文。对颔联句法复义的处理，译文5较符合萧涤非等的第一种解释，但忽略了原文中的‘感时’之意;译文1和3较贴近萧涤非等的第二种解释。对颈联中‘连三月’的处理，只有译文2较符合萧涤非对时间的解释，但缺少原诗作中的空间感。尾联的译文2和4因用了虚拟句，比较能再现原诗中‘抵万金’的朦胧之美及其复义。”;从形式和内容而言，五个译文均“部分地再现了原诗的风格、意境和神韵，各有得失”。这种研究方法应该说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另外，对其它具体诗歌英译研究包括:从语篇特征评《春夜喜雨》的四个不同译文;分析《江南逢李龟年》的背景以及其翻译; 《漫兴》英译修改过程;分别对《蜀相》和《望岳》英译文的人际功能分析;许渊冲《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英译本的“三美”解析等。

3.综合研究

本类包括译本评价、杜甫诗英译比读、译本考辨、格律研究等等。

胡梅红 (2004)阐述了诗歌翻译中形式对等的重要性，以杜甫诗歌为例，运用索绪尔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 (associative relations)理论以及利奇的组合关系前景化理论为理论基础， “讨论了五种‘情’、‘景’交融不同的呈现模式;同一联中上句抒发‘情’、下句描写“景”;同一句中‘情’、 ‘景’相融不可分也;同一首诗中上联着重抒‘情’、下联着重写‘景’;一首诗中间插入一联全部描写景色;一首诗中首联和颔联全部写‘景’，颈联和尾联全部抒‘情’。”本文还详细分析了杜甫两首名诗《登高》和《登岳阳楼》的三种英译文，从组合关系的角度剖析了原诗的句法特征:同时从联想关系的角度揭示在句法上独立的“情”、“景”之间的内在联系，比较和分析了不同译者如何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进而“对能在译诗中不同程度地保留原诗中的语言结构、词序、分行、意象以及有造型功能的修辞手法的译文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最后指出异化翻译法是中国古诗翻译的最佳策略。本文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值得肯定。

郝稷 (2009)对翟理斯 (Herbert A.Giles)翻译的杜甫诗歌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翟理斯的译作将杜诗放在较为重要的地位，他在选诗及诗歌排列上大体上以体裁为序排列;其所选译诗歌题材上除了《石壕吏》 (涉及社会历史题材)之外，都是选取描写个人生活的诗歌;其翻译的杜甫诗歌题目全部偏离原诗题目，以大意为主给出概括性的题目，便于译文读者把握诗歌大意;翟理斯淡化历史背景和地理文化等相关知识，不以时间为序选择诗歌，回避史诗，其译文没有包含地理和社会历史背景知识，对文化知识也是不予以说明;追求诗歌的形式，将杜甫诗歌译作英语诗歌。这些有译者自己的考虑，不讲述其国内广大人民不了解的中国唐朝的历史和文化，以在很大程度上将杜甫诗歌予以归化翻译，其翻译在杜诗海外的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贾卉 (2009)的博士论文将符号学意义观与汉语古诗英译研究相结合，以符号学模式探讨了汉语古诗的符号特征，从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三个层面分析和比读杜甫诗英译的多译本，包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宾纳 (Bynner)、艾黎(Alley)、戴维斯 (Davis)、洪业 (Hung)、华岑 (Waston)、李维建和许渊冲的七个译文， 《春望》华岑、宾纳、李维建、Hinton、艾黎、Cooper、戴维斯、吴钧陶、许渊冲和弗莱彻的十个译本，《登高》许渊冲、吴钧陶、弗莱彻、宾纳、艾黎和霍克斯的六种译文，《兵车行》弗莱彻、宾纳、华岑、许渊冲和Ayscough的五个译文， 《江畔独步寻花》唐一鹤、艾黎和Histon的三个译文， 《江村》Ayscough＆Lowell、艾黎、许渊冲和唐一鹤的四个译文，《自京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维建等三种译文，《茅屋被秋风所破》华岑等四个译文，《春夜喜雨》洪业等十一个译文，《赠花卿》许渊冲等三个译文等。其研究角度包括指称意义 (指称意义与字面意义、词汇空缺、指称意义的模糊性)、言内意义 (语音意义:格律、拟声以及双声和叠韵)、字形意义 (叠字、重字)、词汇意义 (比喻、借代、拟人、双关、夸张)、句法意义 (对仗、句式变异和互辞)、语用意义 (表征意义、表达意义 (反讽和讳饰))、联想意义 (意象、互文性)、祈使意义和社交意义。同时“从理论层面上结合具体实例就三大意义如何再现、应对策略、以及常见误译等方面加以展开、点评、分析”，并结合实例对意义再现过程中的可译性、制约因素、翻译过程、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等诸多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她的论文提出五个问题，并且在结语部分作了回答。本文是国内第一篇研究杜甫诗歌英译的博士论文，它从符号学意义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杜甫诗歌英译，为诗歌英译研究开创了新的思路。

4.译者研究

翻译杜甫诗歌的译者有几十位之多，但是对译者研究的论文还不算多。现在的研究包括弗劳伦斯·艾斯库、宇文所安、肯尼斯·雷克斯罗斯、路易·艾黎、霍克思、王红公等等，但是国内针对杜甫诗歌译者的研究论文极少。

刘晓凤等 (2009)介绍了路易·艾黎 (Rewi Alley)，1962年他的《杜甫诗选》(DU FU SELECTED POEMS)出版，此后，他创作了For Du Fu歌颂“诗圣”杜甫。其翻译作品《杜甫诗选》与以前的翻译相比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本专门的杜甫诗歌英译，具有历史意义;选译的诗歌题材丰富，具有系统性，富有代表性，按时间顺序，共选译一百二十四首;其翻译突破杜甫原诗的格律限制，采用自由体，包含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符合当代读者阅读口味;译文语言简洁流畅、易于理解。本文还指出路易·艾黎以仁爱精神践行着杜甫精神，为人民而歌，热爱和平，反对战争，这在其译作选译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和《北征》等中也有所体现。

郝稷 (2009)指出艾思柯酷爱中国文化，并十分钦佩杜甫，在《松花笺》中选译的杜甫诗歌就有14首。1929年出版了《杜甫:一个中国人的自传》(Tu Fu: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该书包含了大量英译的杜甫诗歌。1934年她出版了《一个中国诗人之旅:杜甫，江湖客》(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重点介绍杜甫晚年的生活和诗歌，从而完成了英语世界中第一部较为详细、系统的关于杜甫生命历程和诗歌介绍的专著”。在杜甫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她采用了“拆字法”，固然富有想象，但是不能较为准确的理解诗歌的原义，这一做法受到洪叶先生批评。“此外，在单个汉字的翻译上，她还倾向于通过对一个汉字的分析而使其固有之义更为鲜明的做法。”对于一些惯用的复合词的翻译，艾思柯会采取“陌生化”的原则以获得更佳的表达效果，即逐字地翻译，而非按照意义去翻译。“比如‘消息’一词中的‘消’字是‘to eliminate，transpire’，而 ‘息’字 是 ‘a full breath，gasp，to breathe’，艾思柯觉得这个词传达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仿佛通过呼吸一样’的概念，因此将其翻译为‘the breath of news’”。艾思柯对典故淡化处理，有时对典故太多的句子省去不译，她还对诗歌译文补充了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5.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是翻译批评中研究较多的课题，但是由于杜甫英译研究难度较大(需要去调查一定时期内对海外学者、诗人和创作的影响，以及海外的接受程度)，所以相关论文还不多。主要包含对美国诗歌的影响、在美国的翻译和接受、对王红公的影响和对美国“垮掉一代”诗人的影响。

朱徽 (2004)认为，在广度和深度上，唐诗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研究的诗人而言，从王维、李白扩展到杜甫、白居易、寒山和杜牧等多位诗人。“以前杜甫受关注较少，是因为其被称作“诗史”的作品富含对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深刻关注，语言精巧深邃，典故较多，译者难以驾驭，读者不易理解。但是，在第二次高潮中，杜甫诗歌明显受到了重视。如阿瑟·库柏 (Arthur Cooper)著有《李白与杜甫》(Li Po and Tu Fu，1979)，书中收有多首李白与杜甫的诗作译文;洪业 (William Hung)著译的《中国最伟大诗人杜甫诗歌注释》(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1952)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此外，雷克思洛斯 (Kenneth Rexroth)经过艰苦努力，翻译发表了36首杜甫诗，等。”美国学者和汉学家出版论文和专著研究唐诗在美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在美国成立了中国唐代学会，出版年鉴性质的唐诗研究专辑。美国已经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翻译和研究中国唐诗的中心”还举宇文所安翻译的杜甫《旅夜书怀》为例，认为译文较好地传达了杜甫原诗的意境和情怀，也正是他们这些汉学家的努力翻译和研究，才使得包括杜诗在内的中国唐代诗歌得到很好地传播，并被越来越多的美国读者所接受，被诗人和作家在创作中借鉴和吸收利用。

郁敏 (2005)系统探讨了杜甫对肯尼斯·雷克斯洛斯 (Kenneth Rexroth)的影响。他热爱中国古诗和东方文化，并给自己取了一个“王红公”的中文名字，他十九岁时在宾纳 (WittyBynner)的推荐下开始翻译杜甫的诗歌。从此，杜甫就成为王红公终生崇拜和敬重的偶像。“杜甫诗作中的写景手法，给了雷克斯洛斯无尽灵感，受杜甫作品的影响，雷克斯洛斯的诗作从此便多了一种平和悠远的意境;杜甫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人性的关怀，也使得雷克斯洛斯的诗歌摆脱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无病呻吟的常见习气，而表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杜甫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化对美国“垮掉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影响着现今的美国诗坛。这种研究值得鼓励和提倡，但是如果能够更加系统地研究对更多的“垮掉一代”作家产生的影响，意义会更大。

金启华等 (2008)指出王红公接触到中国诗歌后，时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对杜甫诗歌特别有兴趣，并提出了他对杜甫的评价，在他的英译著作《汉诗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中有三十五首杜甫诗歌。他经常以中国诗歌为题来作报告，发表宣扬中国文艺的文章，使中国古代李白、苏轼、李清照等诗人为美国人所熟悉，尤其推崇杜甫。本文将王红公的著作分为三个方面来论述:探源之论，将杜甫定位为世界大诗人;直接陈述感受，追求杜诗的意境;取精用宏，创作和译作较多，得到较高评价。其诗作无疑是受到杜甫诗歌的真情实景所影响。“他特别重视杜甫的友情诗，把它们翻译为英语诗，朗诵起来以娱听者，并伴以乐器，益显出诗歌的音乐之美，以加深听者的印象。他又学习到杜甫诗歌中的自然与现实巧妙的结合，以加深描绘真实的情感，在平淡中含蓄着激情。他是一个对杜甫诗歌取精用宏的美国近代诗人，又是一位对美国诗坛有深远影响的杰出诗人。”

6.跨学科研究

利用其它学科或者其他领域的知识去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是研究的趋势，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利用心理学和哲学的理论来研究杜甫诗歌英译。

杜甫诗歌意象较为丰富，一句诗包含多个意象。何再三等 (2010)运用格式塔心理学分析了杜甫诗歌，“登高”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包含六个意象: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利用意境去整体上感知，渐渐会形成内涵丰富的格式塔意象，“对诗歌理解的过程就是格式塔意象的心理实现的过程。有了这个整体意象，译者才能更好地实现诗歌意境在其译文中的再造。”他们以杜甫的诗歌《旅夜书怀》为例，从格式塔意象再造的角度，分析了孙大雨，张延琛和魏博思译文意象再现翻译得失:孙大雨的译文翻译前两句诗时，使用增词策略，增加了 “are fluttered”、“ariseth”，既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又便于读者理解，但是限制了读者想象的发挥;张延琛和魏博思的译文从整体意象出发，保留了原诗的意象并置，可以让读者发挥想象去理解杜甫的心情;第三、四句孙大雨的译文“hang”等词语“用语直自，削弱了原诗作为一个整体的含蓄美与动态美。而张延琛和魏博思用词富有动态性，易于让读者体会杜甫的心境;总体而言，孙大雨的译文过分追求对等，忽视了整体意境美，而张延琛和魏博思的译文“从整体出发，以诗歌整体意象 (格式塔意象)的再造来衡量字、词、句的选择，相比之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更忠实于原诗”(何再三等，2010:96)。格式塔心理学无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可行性和普遍适用性还需要在翻译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叶露(2007)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原则出发，研究了肯尼斯·雷克斯罗思翻译的杜甫的诗歌，包括《夜宴左氏庄》、《奉济驿重送严公》、《旅夜书怀》、《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赠卫八处士》、《宿府》、《曲江二首之二》、《曲江二首之一》等，着重分析其译本中杜甫形象的转变。肯尼斯·雷克斯罗思译文中大幅度削弱了原来诗歌中的儒家色彩，“着重渲染了杜甫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其译本中所展现的杜甫更多的是一个选择在自然山水中消融忘却自己的隐士，而非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儒家”，进一步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待译文中的这一转变。这样的研究为包括杜甫诗歌在内的诗歌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选取的译文都是同一类题材的，如果选取杜甫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题材的诗歌，那样的研究将会更具有普遍意义。

四、杜甫诗歌英译研究中的问题及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杜甫诗歌英译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

(1)对杜诗诗歌英译研究的面过于狭窄。目前，针对杜甫具体作品英译研究的论文共47篇，而仅仅《登高》一首诗歌的英译研究论文就18篇，杜甫的诗歌有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已经英译的约三百余首，绝大部分英译诗歌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一点值得引起注意。

(2)迄今还没有包含杜甫所有诗歌的英译本，译者翻译中重复太多，研究者也应积极关注这一问题。

(3)缺乏完善的交流机制，《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表的英译研究文章还太少，网站建设存在问题，相关杜甫研究的网站忽视杜甫英译研究，其实英译研究本应该是杜甫研究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4)后备人才不足，国内研究杜甫英译研究者主要是大学老师、教授和极少部分研究生，培养后备人才也是十分紧迫的问题。

(5)国内翻译杜甫诗歌的译者较多，但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以及译者本身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6)研究海外传播和接受情况的论文数量还十分有限。

针对存在的问题，兹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能推动杜甫诗歌英译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1)研究范围扩大到杜甫所有的诗歌，可以将杜甫英译研究放在唐代诗歌或者我国古代诗歌英译的背景中进行，并且可以尝试与国外诗歌进行对比研究。

(2)组织系统的翻译，将杜甫的全部诗歌翻译成书，同时在国内外出版，以便读者和研究者对杜甫诗歌有全面的了解。

(3)充分发挥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河南省杜甫研究会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吸引英译学者积极参与交流，并吸收有助的非英译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杜甫诗歌英译研究成果及时在《杜甫研究学刊》及外语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出版相关专著。同时，进一步加强杜甫研究网站建设工作，及时更新其英译研究动态。

(4)翻译学和文学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培养自己学生研究诗歌的兴趣，以培养后备英译研究人才，让他们为包括杜诗在内的诗歌英译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5)研究者可以联系国内相关译者，采访相关译者，征集他们的手稿等，进行译者研究和翻译过程研究。

(6)有机会出国访学的研究者，可以利用在海外的时间，制作问卷和采访海外读者，以了解杜甫诗歌英译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强化影响研究。

(7)积极构建诗歌英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积极吸收其他学科有益的理论，例如哲学、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尝试将其应用到杜甫诗歌英译研究中去。

总之，杜甫诗歌英译研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广大研究者长期不懈的努力。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科研基金”(项目号:YWF－11－06－41)的研究成果;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2WYB024)资助。)

注释:

① 论文检索时间为2011年4月23日;资料收集截止时间2010年12月31日。2011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未统计在内。

② 译文1为杨宪益夫妇的译文;译文2为Fbreence Ayscouth的译文;译文3为许渊冲的译文;译文4为路易·艾黎的译文;译文5为吴钧陶的译文。

〔1〕丁启阵.百年歌苦知音代殊──论重新评价杜甫诗〔J〕.杜甫研究学刊，1999(3):1.

〔2〕David Hawkes.A Little Primer of Tu Fu〔M〕Hong Kong:Renditions Paperbacks，1987.

〔3〕Herbert A.Giles.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M〕. Shanghai:Kelly ＆ Walsh，Limited，1898.

〔4〕W.J.B.FLETCHER.GEMS OF CHINESE VERSE〔M〕.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1919.

〔5〕W.J.B.FLETCHER.More GEMS OF CHINESE VERSE〔M〕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1925.

〔6〕魏瑾.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J〕.外语学刊，2009(3):105，107.

〔7〕曹山柯，黄霏嫣.试论中国古诗词的模糊性和可译性障碍〔J〕.外语教学，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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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姚俏梅.从形式结构与认知意义评析《登高 》的英译〔J〕.贺州学院学报，2010(3):76.

〔10〕吴欣.从《月夜》两种译文看译诗“三美”之可行性.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J〕.2005(2):82－83.

〔11〕邹湘西.从及物性角度分析《春望》及其三篇英译文〔J〕.海外英语，2010(8):284，286.

〔12〕胡梅红.浅析唐诗《春望》中的复义:五种英译比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88.

〔13〕胡梅红.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运用——以杜甫两首诗为个案研究硕士论文.苏州大学，2004.

〔14〕郝稷.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J〕.杜甫研究学刊，2009(3):83.

〔15〕贾卉.符号意义再现:杜甫诗英译比读博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16〕刘晓凤，王祝英.路易·艾黎与杜甫.杜甫研究学刊〔J〕.200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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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郁敏.中国古诗对美国“垮掉一代”诗人的影响硕士论文.东南大学，2005.

〔20〕金启华，金小平.仰止高山 别开生面——略论杜甫诗歌对美国诗人王红公的影响〔J〕.杜甫研究学刊，2008(1):81，82，84.

〔21〕何再三，涂凌燕.从格式塔心理学看杜甫诗歌的翻译〔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3):95－96.

〔22〕叶露.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看王红公的英译杜甫诗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